胡学常:麦克法夸尔如何对一幅照片“浮想联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0 1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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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常  

   不过是一幅普通的新闻照片,尽管所摄取的新闻事象很是重要。1957年2月27日,在有1800多位党内外人士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他一连讲了12个问题,从下午3时讲到傍晚时分,其间不时地被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3月3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幅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图片。图片很简单,仅摄取了主席台第一排,毛泽东居于中间,正作讲话,左右边分坐着他的高层同事。

   就是这幅简单而又普通的照片,激发了麦克法夸尔“历史学的想象力”,他开始“浮想联翩”,他终于发现了大问题:“通常坐在毛右边的刘少奇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228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下引此书,仅出注页码)

   一

   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中文名曰“马若德”,众所周知,是个大名鼎鼎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麦氏致力于打量“冷战”时期的红色中国,著述宏富,广为国人所关注。其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史,研究持续了近40年,陆续面世也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是麦氏的“心血之作”,也是他中国问题研究的代表作。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早在1974年就面世了,研究的正是惯常所说的“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在麦氏看来,中共高层内部,一方是毛泽东,另一方是刘少奇、彭真等毛泽东的高层同事,两方之间的思想分歧乃至权力斗争,是贯穿从整风到反右这一段历史的一条红线。毛泽东倡导“双百方针”,集中心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在“政治自由化”之路上愈行愈远,最终提议通过“开门整风”来化解危机。然而,毛泽东遭致了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坚决反对”,高层的分歧和斗争,直接导致一场反击“右派”的全民性运动。毛泽东妥协了,退却了,他违背了信约,在全民面前颜面尽失,而刘少奇、彭真等转入前台,带着积聚已久的怨恨和愤怒,开始大规模地歼灭“右派”。

   麦克法夸尔是中国问题大家,而且还是“洋”的大家。仿佛是中国问题专家一旦沾了“洋”字,便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偏见,同时还能大抖“猛料”,他们的见解,想不信从也难。估计多少存在这样一种“崇洋”心态吧,长期以来,麦氏解析“整风反右”运动的观点在国内影响甚巨,学界中人对其研究一直赞赏有加。《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史前两年又在香港一次性出版全译本(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李锐、丁学良、杨奎松、沈志华诸人为其“站台”,更是不吝美言,称赞三卷史是研究“文革”“最优秀的著作”,是“巨著”,甚至是“中国学的经典”。

   麦氏的第一卷“整风反右”史,按“站台”诸人的意思,也理应享受这样的美言吧。遗憾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麦氏的“整风反右”研究,实际描绘的是一幅严重失真的历史图景。纵观第一卷史,一些大小论点,看似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实则“迂远而阔于事情”,许多时候,正所谓“谬以千里”。此处不拟对此失真的“历史图景”进行全面分析,仅举若干史料以窥一斑。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那幅普通的新闻照片。麦氏对此新闻图片“浮想联翩”的想象力,可视作他打量红色中国的一个“典范”。也正是这样一种“范儿”,将他的“深文周纳”,将他观察中国的“迂阔”或“隔”已然做了典型展示。

   麦氏断定,刘少奇缺席这样一次重要会议,非常不可思议,其间必然藏有政治秘辛。他心细如发,自始即在追问:究竟是刘没有出席最高国务会议,还是他有意叫人等他不在场时照相呢?麦氏先是考察了刘此时人在何处,在干什么,发现2月14日以后,刘并未在北京露面,这月下旬,他可能开始视察各省。进一步,麦氏还发现,刘3月份才到河南。“3月份才到河南”,意味着如果2月27日以前到了河南,刘完全可以很快地赶回北京,因为河南距离北京并不算遥远。

   更何况刘根本就不应该离开北京。他理应遭受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毛将要在这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还要离开呢?”(第294页)综合考量,麦氏得出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论:刘出席会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只不过是不想出现在表明他参加会议的照片上。

   接下来,麦氏要找寻更多、更有力的证据,以支持此结论。他侦探式的目光,重新回到图片,长久地停留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座位上,另一幅图片浮现在脑海里。这也是一幅摄取最高国务会议会场的新闻图片,刊发在1956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那次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坐在主席台第一排中间,右边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左边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刘的右边依次坐了几个副委员长,周的左边依次坐了几个副总理。麦氏据此断定,主席台第一排上如此“排座次”,应该是一个“规矩”,一种不可轻易更改的惯例。以此“规矩”或惯例衡诸眼前这张图片,很显然,毛泽东右边的座位当属于刘少奇。可是,刘不在图片上。谁能“替补”这个座位,必定是大有讲究。麦氏很容易就看清楚了,毛泽东右边的“替补队员”是彭真。那么,麦氏要问:彭真是排名第八的副委员长,何以有资格担当此“替补”?如按1956年1月图片的“规矩”,主席台第一排根本就见不到彭真的身影。这一次,最有资格坐在毛泽东右边的,只能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那么,麦氏还要问:本应属于宋女士的座位,却被彭真坐上了,这又意味着什么?麦氏解答此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形同侦破案件的推理过程。如果刘根本就不曾与会,宋女士一定会以副委员长的资格坐在毛泽东的右边;现在,宋女士并未出现在毛泽东的右边;那么,结论是:刘出席了会议,只是“刘想离开座位一会,便叫彭真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资格坐在他的座位上”(第294页)。

   为了更有力地证明从图片解读出的结论,麦氏还寻找到了另一个证据。那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鸣放”言论:“据说当毛主席讲话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时,80%的高级干部表示不满,有的甚至站起身来走出了会场。”(第295页)麦氏据此认定,刘少奇正是“走出了会场”的“高级干部”。

   出席了会议,却又不想出现在新闻图片上,刘少奇如此诡异的行事,麦氏以为,不过是表达一种态度,一种“有意抵制或让人觉得他似乎抵制了最高国务会议”的态度,也就是“不赞成毛泽东的讲话”的态度。(第228页)

   二

   麦氏对那幅图片如此费尽心思,其大小结论却没有一个能够成立。比如,他引林希翎鸣放言论得出的那个小结论,就完全不能成立。北大校长马寅初曾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他当时就站出来指斥林希翎“道听途说,是一种造谣、胡说”,他还作证道:“当时毛主席讲话时,没有一个干部退席,大家都很听毛主席的话。”(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5月27日)便是林希翎自己,也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5月27日)中对第一次发言作了修正:“高级干部退出会场,这是指民革主持的会场上有高干参加,后来退出了会场。”(《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至于刘少奇的行踪,现有的材料轻易即可证实他确乎未曾出席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查《刘少奇年谱》,刘于2月18日离京沿京广线南下,4月14日才返回北京。此次,他率领一个调查组,沿途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五省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2月27日,也就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那一天,刘正在河北,考察那里的一个煤矿。(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386-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当时,国内局势严峻,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为了化解危机,避免“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中共正聚精会神研究“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此是高层的共识,毛泽东在京一连召集了多次会议大力宣讲此问题,刘则分工外出调查此问题,他们之间并无分歧。正因局势不稳,情况紧急,刘缺席最高国务会议,也就不难理解。

   对于麦氏立论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一项观察,是他观察到苏共二十大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试图削弱毛泽东的地位。麦氏细心探寻了中共“八大”期间诸种角色的不同“表演”,进而解读他们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不曾提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也是如此。麦氏推测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刘可能确实想要削弱毛的地位”(第118页)。麦氏如此推测,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文革”间彭德怀的交代,彼时彭受审时承认:“56年开八大时是我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的,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我是反对个人迷信的。”(第119页)另一些证据则是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所谓“策略性”的表述。比如在回顾历史经验时,刘未曾提到“毛泽东道路”,而在“七大”上,正是他提出了“毛泽东道路”,此表明刘“没有把中共的胜利归功于毛”(第122页),诸如此类。

   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据现有史料,可以肯定,这是迫于苏共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压力,中共集体做出的高明应对。它强调集体领导,藉以策略性地否定中共存在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与其说损害了毛泽东,不如说保护了毛泽东;当然,归根结底保护了中国共产党。此件事上,不仅不能说中共高层是有重大分歧的,反而不能不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他们是团结一致对外的。

   不仅此也,麦氏举了彭德怀的交代材料,以说明刘少奇在不提“毛泽东思想”问题上,“起到了一种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第121页)。然而,还有一份材料,就是刘少奇1959年9月9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述及“个人崇拜”问题。刘说,彭德怀“七大”时即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苏共二十大后,彭也是党内反“个人崇拜”的代表人物,反对唱《东方红》,也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而到了“八大”开会前夕,“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小平同志没有把那一段写上去,彭德怀同志就说,那一条为什么没有了?‘七大’党章有的啊,现在是不是要写上去啊,你们为什么划掉了?划掉了是不是外国人看见不好,中国人看见也不好?他主张写上。”(《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1967)》,第102页,1967年)可见彭“八大”时不仅不曾提出“划掉毛泽东思想”,反而是“主张写上”“毛泽东思想”。当然,彭“主张写上”“毛泽东思想”,或许意为“七大”时我主张党章不提“毛泽东思想”,你们反对我,现在证明你们错了,有本事你们这一次也别划掉啊!刘少奇的讲话说是邓小平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但邓是起草党章的主持人,代表的显然是中央的集体意见。至于刘少奇在不提“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作为,材料显示,他并未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也就是集体附议而已。

   如“文革”史料掌握得足够丰富,也是可以厘清“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真相。1966年10月1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10月20日,周恩来接见该校造反派代表,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周回答说:“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在后来的一次与某造反派的谈话中,周还说过,“接见工大,是因为刘少奇的问题,我请示了主席,我印象是很深了”(周恩来与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的谈话,1967年11月17日,同上)。

不唯“八大”期间,即便是“整风反右”运动的整个过程,除了“冒进”和“反冒进”之争,中共高层并无其他大的分歧。开明的“松动”政策,毛泽东在大力倡导并且付诸实施,刘少奇、彭真诸人也是积极响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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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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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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