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冬天，我第一次去台湾。有一天父亲对我说，等下我带你去总统府看看。顺手递给我一张总统府职员眷属证，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名字，原来他早就替我办好了手续。那时他已经从考试院考选部部长的任上退下来，但还做着总统府国策顾问。总统府是他这一生最熟悉的地方，从机要秘书、第一局副局长、第一局局长兼掌玺官、总统府副秘书长、到国策顾问，前后在总统府呆了快二十年。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想帯第一次回家的儿子看看自己工作的地方。其实我也早就想去看看了，只是没有主动提出来。

那天，他带着我在总统府里上上下下转了一圈，自然有不少人向他敬礼致意，但我都没什么印象了，只有跟马英九见面的那一幕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是在总统府已经看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父亲转过头对我说，去看看我当年的办公室吧——他指的是他做副秘书长时的办公室，因为国策顾问好像是并没有办公室的。我记得似乎是在二楼，一进去就有人请我们坐下，端上茶来，接着就返身去里间报告。很快就从里面走出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来，身材高大笔挺，应该有一米八，西装领带，容光焕发，大概三十几岁。见了父亲远远地就说：“唐伯伯，您来了！”然后看到我又说：“这位是翼明大哥吧？”父亲点头笑笑：“英九，我今天带他来见见你，你们聊聊吧。" 然后父亲就到别的房间去跟老朋友们寒暄去了，剩下我和马英九面对面坐在茶几两头的沙发上。他问了我几句在哥大的生活情形，然后说他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我还记得那一年，我父亲带我来见你爸爸，你爸爸那时是副秘书长，那天他就坐在我现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沙发上。”以后我们还说了些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但这句话却记得很牢。他是什么意思呢？感激我父亲吗？当年他父亲是国民党考纪会副主任，我父亲是他父亲的顶头上司，我们两家又是同乡，他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台之后就做了蒋经国的英文秘书，我父亲想当然是大力引荐者之一。是鼓励我吗？是希望我从哥大毕业之后也到台湾来从政吗？或者还有别的意思，比方说，春风得意？我父亲六十多岁才做到副秘书长，他三十多岁就做到了，他是有本钱骄傲的。

过了几天，他父母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他也参加了，连我母亲六个人，真正的家宴。我看他父母家里陈设很简单，地方也不大，就一百平米左右吧，两室一厅，相当普通。后来听说马英九夫妇的房子就在他父母的对面，门对门，一样大小，当初是一起买的。马家在几楼，二楼还是三楼，记不清了，好像没有电梯。当时台北的公寓房大多没有电梯，我父母家在民生社区，算是台北最好的社区之一了，但也没有电梯。不过，我们家在一楼，前面有个小小的花园，这就比他们好多了。后来，马英九当了法务部部长，再后来又做了八年的台北市市长，但听说一直住在这里，并没有换房子，这倒真是令我有点奇怪，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呢？马家并不缺钱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跟我父亲一样，出身于湖南农村的耕读之家，一生又经过很多动乱，他们的俭朴我是能够理解的，我小时候也在农村呆过，我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苦，这种艰苦会给你留下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可马英九并没有尝过这样的艰苦啊。在我退休前不久，马英九的父亲去世了，他们给他办丧礼，一共花了不到十万台币，只相当于大陆两万人民币，实在太节省了，节省得与他们的身份不相配。说实在的，我并不是很赞成，但是我可以理解。我的父母也是这样，我也常常觉得他们过分节省，节省得跟他们的身份不相配。我的母亲几乎从来不戴首饰，她去世以后，也没有任何值钱的首饰留下来，连一个金戒指都没有，她平时穿的衣服，除了有几套像样的旗袍以外，大多是在菜场或路边摊上买的，顶多两三百块台币一件。我的父亲比我的母亲更节省，节省得简直有点小气。是不是我们湖南人都有点老土？还是老一辈都节约惯了？那天饭还没有吃完，马英九就站起来跟我们告辞，说他得赶去上班了。我当时有点奇怪，上班固然要紧，但就不能请一会儿假吗？我觉得他似乎不太通人情世故，缺一点必要的圆滑。不过后来听他父亲说，他几乎天天在他们这里吃饭，因为他太太周美菁在银行上班，中午不回来，这才释然：他那天不是主人，只是个陪客。

不过，马英九缺点儿圆滑，尤其是官场所必要的圆滑，这恐怕是肯定的。我1990年哥大毕业后去台湾不久，他就做了法务部部长，后来又做政务委员，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记得是1994年11月吧，李登辉准备选第九任总统，国民党内的一致意见都赞成委任直选，李登辉也赞成，马英九当时是政务委员，自然也是国民党向民众大力宣传委任直选的重要人物，不料李登辉突然改变主意，要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民选，整个选举团队便一夜之间大转向，个个都赞成并且宣传起直接民选来。有一天在电视上，突然看到记者问马英九，为什么国民党本来赞成委任直选，现在又突然改成直接民选了？马英九竟然愣头愣脑地回答说：“我现在说什么，你们还会相信吗？”我吃了一惊，这家伙怎么犯起我们湖南人的骡子脾气来了？李登辉变了，你竟然不跟着转，这官你还想当吗？果然不久，我就听说他辞职不干了，而且说再也不搞政治了。再不久，就听说他到了我们政治大学法学院当了一名副教授——他哈佛毕业后没教过书，按规定只能从副教授做起。不料才过一年，他又被他的父亲和党友们强力劝说出来竞选台北市长。可是一年前自己才说过不搞政治的，现在怎么向民众说呢？本来在官场上这种事是常见的，政客们自然有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可是我注意到马英九竟然完全不为自己辩护，记者质问时，他只是向大家道歉、认错。有人算了一下，他竟然道了一百多次歉，认了一百多次错。我心里佩服他的诚实，但同时觉得他未免太不懂得政治权术，这样能玩政治吗？你不会阴谋阳谋地扯一顿吗？你不会说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宣布不搞政治是正确的，现在重新出来参选也是正确的吗？搞政治不玩一点权术行吗？但奇怪的是，他居然选上了。看来，台湾人还真是善良的。

不圆滑的马英九又娶了一个不圆滑的太太周美菁。我的妹妹唐又明跟周美菁是朋友，又是同事，都在中国商业银行工作。又明告诉我，周美菁也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说话直来直往，穿着也很随便，几乎一年到头都是T恤、牛仔裤，一点官太太的样子都没有。现在马英九当了总统，周美菁的穿着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家人还真有一点倔气。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我父亲的同乡学弟，也是政治大学毕业的，工作上又是上下级，所以关系很好。虽然比我父亲年轻几岁，但按我们的家规，我都叫他“马伯伯”。我跟马伯伯接触倒是比较多，他晚年发起了一个“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要我做发起人之一，我虽然觉得这个协会不可能有多少作为，但却不过他的热情相邀，只好答应了，所以我们一起开过好几次会。我觉得马伯伯倒是比马英九灵活一些，而且活动能力很强，也很有事业心，只是有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结果只好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爸爸告诉我，他对马英九的期望是很高的，连跑步都亲自带他跑。“他硬是把英九当总统培养，”我记得爸爸有一次对我这样说，可惜无论是我爸爸还是马伯伯都没有活到马英九当选总统的时候。

1998年马英九到政大来做教授时，我想现在是同事了，见面机会必多，所以也没着意去拜访他。不料一年后他就离开了政大，此后竟然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5年我在台北办书法展才寄了一张邀请卡给他，他那时是台北市长，派人送了一钵花来。此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交集。

记得今年年初，我们小区的社区主任，一位老太太，到我家里来动员我去台北投他一票，其时我并没有去台湾的打算，所以想了想还是没去，因为马英九的再次当选是必然的，实在不差我这一票。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他多么会搞政治，说实在的，论政治艺术——说得直率一点就是阴谋权术，马英九跟大陆的政治人物比，尤其是跟伟大领袖比，那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简直就像幼儿园比博士后。但是，他的诚实，他的不圆滑，在虚伪和圆滑到了顶的时代却反而会成为战无不胜的武器。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语）的信条，而且身体力行之。这一条很厉害，以前让他战胜了相当狡猾的陈水扁，这次我相信也可以保证他连任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我为他高兴，更为台湾人民高兴。台湾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