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0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22: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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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未来”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包含的子题很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何达到“未来”?是谁的“未来”?是谁决定“未来”应该怎样?是谁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达到“未来”?在“现在”“过去”“未来”三际之中,“未来”的分量如何?它只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际”中共通的一际,还是压倒性的、唯一最重要的时间?另外,“未来”究竟是邈远难知,因而可以置而不论,还是能知的甚至是“已知”的?以上问题不只牵涉到现实、政治、人生,也牵涉到学术等许多方面。

  

   既然“未来”是个包罗广大的问题,本文不能不对讨论的范围有所限制。我想要谈的不是近代中国对“未来”想象之内容,而是从1900年至1930年左右,短短二三十年间,新派人物的时间意识及其连带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计划呈现巨大变化,“未来”成为一个无以名之的巨大力量。我尽量将讨论局限在三种与“未来”有关的议题。第一,“未来”如何浮现成为一个极重要的观念,“未来”如何成为正面的、乐观的想象,以及“未来”的内容如何成为无限开放,而且成为随不同个人或团体拟议的对象。因为“未来”意识的不断膨胀,使得人们自古以来习以为常的“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概念的分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探讨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及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规划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时间意识与想象隐然认为“未来”为可知的甚至是已知的,“过去”反而是未定的或未知的,并从未来完成式出发去思考生活或思考历史。第三,两者互相加乘,对近代中国许多层面尤其是日常的生活与抉择产生了重大而无所不在的影响。

  

   这是一个“过去”与“未来”的分量急遽调整的时代。至少在有意识的层面中,“过去”的分量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而“未来”愈来愈占有极大分量,使得这个时代的思考、决定、行动的方式也莫不染上这个色彩。

  

近代思想中的“未来”

  

   “未来”这个观念在中国古代虽不罕见,但传统概念中最常使用的词汇是“来者”,有时候则用“将来”。“来者”“将来”与“未来”的意思并不相同,它们意味着三种不同距离的“未来”。“来者”是近而可见的,“将来”是将会来者或将要来者,“未来”则指离得更远、更不确定的未来。

  

   传统概念中“未来”与“现在”的距离很远,有时候甚至带有预测性,如“预度未来”“卜占可以知未来”;有时与图谶有关,如说“图谶能知能观未来”;有时是宗教性的,如佛教“三际”中的“未来际”,禅宗的“如何识未来生未来世”,指的是下一世的事情,或者说“未来佛”,指的是下一个阶段,不知多少年以后的佛。从台湾“中研院”的汉籍文献数据库中可以看出,“将来”远多于“未来”,而且不像我们今天常三句话不离“未来”。

  

   引发我觉得要好好思考“未来”这个问题的缘由,是因为晚清、民国以来,好像伟大的人物都在推销或买卖对“未来”的想象。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有个网站的名称是“未来事件交易所”,我一直对他们做的工作感到好奇——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可以交易?这不就是晚清以来伟大人物在推销或买卖的概念吗?在传统概念中,未来才会存在的东西似乎不大可能有交易价值。随便翻翻古往今来的史书,都绝对不会像现代人那样处理“未来”,即便谈到未来,也是想回到“黄金古代”的想法。但晚清以来的“未来”很不一样,而且愈不一样越好,愈不一样愈吸引人。像康有为《大同书》里讲的“未来”,是所有星球都可以按电钮投票,所有星球可以选一个共同执行委员会之类的想象——这个“未来”离古书太远、太远了。由于过去的历史与现代的世界相似性太少,所以许多人宣称历史不再有教训,过去是通过“历史”寻找合法性,现在往往是通过“未来”获得合法性。康有为的《大同书》也许比较极端,但近代许许多多的概念和想象都带有沉厚的“未来”性,在现实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令人不禁要问,在过去百年,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新的“未来”观如此畅行?

  

   描述过近代中国的新未来观后,在此想简单地先回顾一下新未来观形成的几个因素。一是西方知识的大量引入,近代西方重视未来的思想文化大幅移植到中国。二是进化论思想引导人们想象美好的时代是“未来”,而不是“黄金古代”。三是以“未来”为尊的新型乌托邦思想的引入。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往往以上古三代为依托,新型的乌托邦则大抵是依托于未来。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如《万国公报》自1891年起刊载的《百年一觉》这篇乌托邦小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文学作品,展示了一个与传统中国非常不一样的“未来”想象。四是在近代中国,“未来”常代表极度乐观、有光、有热、有主观能动性,甚至带有强烈乌托邦的色彩。“未来”往往与变革或革命连在一起,成为变革中一支有利的武器,任何人只要掌握“未来”,就可以有极大的力量。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最好的例子,它使得历史跟现在、未来有了完全不同的关系。顾颉刚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涨,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即是一证。“未来”变成是一蹴可就的,而且在现世中就可以达到。不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极大幅度地引进全新的事物,并且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使得现在与未来变得和过去完全不再相似,并以新的、不相似的为正面价值。所以它们不但带来一个新的“未来”,也因为人们对过去想象的改变,带来一个新的过去。必须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向往新的“未来”,事实上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转步,却仍未移身,他们不一定都向往过去,他们也可能重视未来,但不一定都向往如此崭新的、陌生的“未来”。因而,新型“未来”的出现造成两种文化,一种是比较向往美好的“过去”,另一种是向往美好的“未来”。这两者往往成为分裂的派系,文化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可以非常粗略地分成两大类,一类面向过去,一类面向未来。晚清以前,局势非常动荡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想回到更好的、更良善、更道德、更淳朴的古代,道光咸丰年间的许多思想文献中,便有这个特色。当然像龚自珍、魏源等人是向往未来的,但他们所想象的未来,是一个与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未来。晚清以后,在思想家的世界中,不可知的事物变得更有力量,不可知的“未来”渐渐压倒了已知,与现实离得愈远的“未来”吸引力愈大。

  

   如果以光谱上的深浅浓淡作区别,那么在三民主义阵营中,也有基本上比较面向“过去”与比较面向“未来”两种类型的区分。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显然是比较面向过去,而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则是偏向未来理想的构建。相比之下,国民党的文宣大将叶楚伧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然坚称中国古代是由黄金美德所构成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便特地提出叶氏的观点作为攻击批评的靶子。

  

   以政治领袖来说,也有比较面向新“未来”和比较不面向新“未来”两种类型。前者的例子是毛泽东,后者的例子是蒋介石。蒋介石好谈四维八德、好谈道统、好谈中国古代圣贤的美德;而毛泽东则是破除传统、不断以未来社会主义的前景来说服同志与人民。蒋介石、毛泽东提到传统与未来的频率,也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所读的书也各有代表性。蒋介石好读哲学书,尤其是宋明理学及先秦诸子。他说自己读明朝胡居仁的《居业录》“不忍释卷”;对黑格尔、贺麟《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都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五记》,尤其是《省克记》和《学记》可以看出,蒋介石最根本的想法还是想寻找通向美好过去的途径,或在有意无意之间思考着如何把经书里讲的哲理变成现实。毛泽东则是好读历史、重视现实,历史的价值除提供许多可资参考的范例外,辩证唯物论及社会发展史则是了解“未来”、迈向“未来”的指引。向往美好的过去和向往美好的未来变成两种非常不同的思想和行动型式。

  

历史书写与新“未来”观

  

   “未来”变得重要,与“未来”变成是可知的或已知的是两回事,后者是比较令人诧异的。我想在这里从历史书写的角度,试着为这种新“未来”观作出一些解释。

  

   近世西方因为革命及各种重大的社会变动,使得过去的历史与当代社会之间的相似性愈来愈少,因此,过去那种提供相似的古代范例作为现代人的历史教训的方式渐失效用。这一情形也发生在近代中国,经过晚清以来的历史巨变,过去与现在变得愈来愈不相似,而范例式史学也变得不像过去吃香了。另一方面,晚清民初流行的几种新史学,所带出来的新时间观与传统史学有所不同,也使得历史与未来的关系,以及“未来”的性质产生重大的改变。这些史学带有寻找并建立公例、律则、规律的特色。它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认为历史中可以找到规律;另一种是以律则或类似律则的方式书写历史。

  

   这些律则式的史学使得史学与新的“未来”之间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新的“未来”观便从它们的字里行间浮现出来,到处发生影响,使得人们日用而不自知,尤其是使得新一代的历史著作中“未来”的意识变得很浓厚。过去士人之间流通最广的是《纲鉴易知录》之类的史书,这些书绝对不会告诉人们未来是可知的,只有图谶、占卜才能预测未来,史学不行。可是现代史学中的律则派却发展出以前史书所没有的功能,它不再只是以范例或历史的趋势来提供历史鉴戒,而是信誓旦旦地主张从历史中可以归纳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不管是进化论史学还是公例史学都是如此。

  

   前面已经提到,晚清几十年对“公例”“公理”“公法”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它们认为世界各国都在同一个表尺上面,可以找到共有的发展阶段与发展规律,即“公理”“公例”;并认为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提供个别事件的鉴戒,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找到一条又一条的定律,进而推知未来。

  

   “公理”“公例”“公法”的崛起是有时代背景的。晚清以来,传统的“大经大法”日渐废堕,在求索新的“大经大法”过程中,西方科学定律或真理观产生了递补作用,成为新的“大经大法”,而在律则式思维的巨大影响下,兴起“公理”“公例”式的真理观。这种真理观的影响真是无远弗届,从晚清最后二十几年开始,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可以说是它们当令的时代。在这一真理观之下,人们可以从任何现象求得“公理”或“公例”。任何学问中皆有“公例”,如“生计学公例”“智力学公例”。历史学也是求公例之学,这种新历史观也影响了比较具有保守倾向的史学家,柳诒徵即宣称史家的任务是“求史事之公律”。

  

仔细追索“公理”“公例”“公法”三个概念的来源并不是本文的目的,不过我们可以比较确定这三个词汇的使用进程:(1)“公法”一词起源最早,在1850年代的《六合丛谈》中就可以看到“公法”一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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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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