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青岭:从中西哲学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22:25:45

进入专题: 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视角   二元对立   二元互补   牛顿世界观  

董青岭  

   【内容提要】 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群通常滋生于不同的哲学土壤。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主要是建立在“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对照,作为古老东方哲学的重要思维特征,“二元互补”理念和“过程演化”思维却一直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者应有的重视,以致在此基础上也没有产生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群。有鉴于此,文章认为,古老的中式互补思维有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需要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重新被审视;如果“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可滋生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群,那么,在“二元互补”哲学与“过程演化”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本土哲学同样可产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乃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理论/中国视角/二元对立/二元互补/牛顿世界观

  

  

   自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以来,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概念一直为欧美学者所主导创生并为欧美哲学和政治理念所浸染,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理论进步主要体现为欧美学者之间的学理论争和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扩散传播态势,中国、印度、埃及和巴西等国一些别具特色的理解被遮蔽或湮没在欧美话语体系之下,原本因现实政治需求不同和各自文化差异而呈多元化的国际关系研究,日益演变成为欧美思维与方法一统天下的知识格局。但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化进程压力所致一些国家本土精神的觉醒和本土文化的复兴,以及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所带来国际力量中心和意识形态的变动,还有诸如气候变化、环境危机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对国际政治运行规则的改变,使得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西式思维路径和话语主导权备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的非西方路径与非西式理解日趋活跃,并发展成为国际学界的呼声。

   有中国学者主张:国际关系研究应立足本土问题、凸显本土需求,反映本土视角。①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对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如果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着非西方视角和非西方路径,那么,中国学界应如何创生自身的核心概念体系并勾勒自身的理论特征?本文试图通过中西哲学对比,阐明客观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若隐若现的本土思维痕迹,以及这种思维之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概念重构意义。

   一、国际关系研究西式思维困局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一直被牛顿经典力学和笛卡尔“心—物”二元论所左右,而作为社会科学谱系中新近才发展成形的一门新兴学科,国际关系学更是深陷牛顿经典力学世界观的影响之中。概括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国内”二元分立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基础。综观西方国际关系文献,绝大部分理论普遍预设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是不同的:国内政治有权威、有秩序,而国际政治无权威、无秩序,以致无政府状态几乎成了所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公设和逻辑起点。②虽然对无政府状态的含义理解有所不同,③但这些理论普遍假定了牛顿力学原则之于该状态下问题解决的启发意义,即力的平衡与约束。④迄今为止,西方战略界所能够想到的维持和平的最好方式不外乎权力平衡与建立集体安全架构。18世纪、19世纪,自卫(self-help)或结盟以抗衡强者是西方各国战略文化的主导层面;进入20世纪,面对集团对峙所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各国转而寻求建立区域或全球性集体安全组织,先是国联,而后是联合国、北约和欧盟,所有这些和平设计思路与安全解决方案,均未超脱牛顿世界观的机械力学束缚。透过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西方国际关系学特别是以沃尔兹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预设了一个“原子世界”。在这个“原子世界”里,各个国家是分立的实体,彼此之间基于力学原则而互动。⑤

   第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疏离是西方国际关系思维的主导特征。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自我”和“他者”通常被描述成彼此分立且对立的实体,有时二者之间的关系甚至被单向性地想象成一种生存意义上的“零和竞争”关系。例如: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刻画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对抗,⑥而以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则倡导被压迫者、被遗忘者对现存秩序的颠覆。⑦当然,有关“自我”与“他者”之间对立的言说,卡尔•施密特和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最为世人所知。前者指出,一切政治的真谛在于区分敌友,无政府状态总是内生于生存意义上的敌友划分,⑧任何一个自我身份的形成都必然是排他性的,即自我通过贬抑、排斥他者并将他者标定为“敌人”或“对手”而获得自我身份之确立;后者则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身份的冲突性极易建构群体间冲突,一旦陷入不仅难以摆脱而且兼具进化性质:先是文明断裂带之间的对抗,然后蔓延至由核心国家所主导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最后发展成为“亲缘文明集团”之间的战争。⑨凡此种种,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维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第三,寻求基于实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因果解释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研究宗旨和兴趣。虽然最近一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围绕着本体论和认识论而展开,但辩论的结果至今没有解决“物质与理念谁更重要”“结构与施动者谁更优先”“理解和解释谁是更适宜的研究方法”等问题,⑩仿物理学因果解释进行经验观察和规律总结仍是该学科研究的主要宗旨和兴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11)及“复杂系统理论”(12)的兴起,基于国际关系“原子论”主张的还原主义解释开始备受冲击和挑战。(13)还原主义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然后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也就是说,在还原主义看来,各种现象均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孤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然而量子论的崛起和复杂科学的诞生却说明,还原主义的解释不仅割裂了人与物质世界的整体性关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还忽略了行为体的能动性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最终朝向线性思维和机械的决定论主张。(14)及至最近,当温特宣布“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时”,(15)其欧洲的同行和批评者们认为“温特已经和他的批评对象们处于同一阵营了”,(16)决定主义和确定性分析已然侵入了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

   概言之,在这种“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的指导下,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世界通常被划分为两两相对的论题,譬如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西方与东方、民主与威权、开放与封闭、自我与他者、敌人与朋友……这些相互对立的命题往往无法自我证成,也无法相互证否。在现实决策和经验观察中,我们已经习惯了以这种“二元分立”的方式简化我们对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认知,以致在日常实践中,我们不自觉地建立起一个二元疏离的世界,而我们的思维则不停地在寻求分立的平衡感,譬如恢复势力均衡和重塑心理平衡等。

   二、重塑观察世界的角度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以还原论和牛顿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但是我们不能迷恋于还原论的胜利,因为简单地理解组成部分并不足以引导我们理解整体。1991年,夏威夷大学政治学教授西奥多•贝克尔在其编著的《量子政治学:量子理论的政治应用》一书中写道:“旧的政治运行连同政治科学太过附着于牛顿物理学的启示。而如今,随着整个科学界正在远离机械论、原子论和决定主义转而追求新的世界认知范式,现在政治学领域也到了不得不如此跟进的时候了。”(17)为此,他组织了一个九人政治专家小组进行“思想实验”,以求能够凭借量子启示超脱于牛顿世界观的政治思考之外。1996年,《科学美国人》杂志资深撰稿人约翰•霍根总结道:“在还原论和牛顿世界观的指导下,科学已近终结”;“有关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来自哪里的知识探索,已经进入一个报偿递减时代”;“将来的研究已不会有多少重大或革命性的新发现了,除非我们拥有新的世界观的指导”。(18)

   在物理学领域,人类观察世界的传统认知模式最先受到挑战。1905年,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冲击了牛顿绝对时空观,有关物质世界的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解释开始备受质疑。之后,量子力学的勃兴尤其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提出与哥本哈根诠释,更是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有关自身及客观世界的确定性理解。透过量子力学的哲学透镜,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的传统观念逐渐被颠覆,物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非实在性、世界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日益被科学研究所强调。当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不同,有关社会领域的研究不应照搬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这已为诸多国际关系文献所阐述。然而,若要放眼当前的国际政治运行和国际关系研究,二元分立的简单世界划分、线性工具主义的还原解释及源自牛顿经典力学的平衡原则仍是我们目前的主导思维方式。未来,还原主义、机械论和二元分立哲学能否继续指引我们认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自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范式革命问题。可以说,我们所处时代远不是“科学的终结”,而是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甚至超越于“二元分立”思想的新的世界认知方式。(19)

   有不少学者指出,以强调整体演进、对立统一和不确定性、复杂性为特征的“二元互补”哲学,或许能够为我们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提供新的见解;(20)一种基于中国本土理念和历史文化积淀的二元互补思维,或可超脱于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析哲学之外,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视角和人文关怀重新审视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二元疏离世界。继而,有学者强调指出,中西学者之于国际关系思考皆可有自身的独特视角,中式辩证法与西式辩证法存有大不同。西式辩证法注重实体思维,是对世界的分离性想象与建构,人自身的存在被不自觉地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人之于这个观察世界的价值不是被忽视、遗忘就是被遮蔽在工具主义的物化影响之下;而中式辩证法则强调过程建构、阴阳互生、祸福相依,是一种关于世界及人本身存立的互容互补思维,在互容互补思维下“天人合一”,主观不是对立在“客观”之外,人只有在与自然、与周边世界同体共存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21)

   中式互补概念不是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得即失”、“非生即死”的线性零和思维,而是一种“A可以非A”、“在与非在共存”的过程流变思维。(22)换言之,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过程与行为体互补共存、相互建构,对立的二元命题总是共存于同一过程之中并相互容纳、相互转化。有关这一中式思维的形象表述,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东方文化中流传已久的太极阴阳图。(23)这不同于西方的线性工具思维和理性因果思维,而是一种圆的存在与整体演变启示。这意味着,“在国际社会里,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过程而天马行空,也没有任何过程可以没有国家而以空中楼阁的形式存在”。同理,物质与观念、主观与客观、激情与理性、自我与他者也不应当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时候这些对立的命题是同体共存的。

有关中式互补思想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汉学家李约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在过去2500年中,人类科学与文明始终存在着相互独立的两大流派,一个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与文明,一个是源于古代中国的东方科学与文明。前者的思想内核是机械还原论,后者的思想内核是互补整体论。他强调:“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家中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世界是一幅广阔无垠、有机联系的图景,服从于其自身的内在支配。”(24)而如今,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遭遇了越来越多的“瓶颈”问题,新科学的崛起则与古老东方思维的互补理念不谋而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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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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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京)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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