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良: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及其市场交易秩序

——与刘少杰教授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7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14: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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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玉良  

   【内容提要】 刘少杰教授在近来的文章中指出:市场化改革以来,陌生关系的增长并未改变中国熟悉社会的性质;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支配着市场交易行为;在目前条件下,“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可以作为“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而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就概念本身而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应作为界定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标准;第二,从经济形态和交往形式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或者至少正在快速进入生人社会;第三,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生人社会,由于“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存在约束力困境,因而就要求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来维持其经济生活中的交易秩序。

   【关 键 词】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市场交易秩序

  

  

当下中国的市场,存在交易秩序混乱,缺少信任,行业凋零的情况。一方面普通消费者担心遭遇商家“转型交易”之类的欺诈,对商品和服务小心提防,另一方面商家也为出货量不足烦恼,困惑于消费者的谨小慎微。目前中国奶业的信任危机和低迷不振就是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信任缺失造成了交易成本的上升和经济运行的低效。福山早已指出,一个缺少信任的市场不可能出现经济繁荣,在市场交易中确立彼此信任尤为重要。所以,眼下探讨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途径,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社会是已经步入现代陌生人社会,还是依旧停留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包含着对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看法,也关系着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得出何种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认识当前的市场经济,以及采取何种手段优化当前市场经济秩序。刘少杰教授近来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熟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并提出了通过“找回熟悉关系”的方式来优化市场交易秩序,克服市场交易风险。

   笔者不揣浅陋,认为这些观点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熟人社会还是生人社会

   刘教授指出,无论在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呈现为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认为这是世代相传的、积淀于心灵深处、难以抛却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私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谁能证明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哪个社会层面上消失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特征,不仅现在没有消失,而且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未必能够消失。”他断言就熟人社会的基本性质而言,当下中国的状况与数千年来的传统社会相比,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①

   不难看出,刘教授关于中国尚处于熟人社会的结论是根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被其称为“社会制度”层面的标准得出来的。也即是说,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依旧遵照传统熟人社会的逻辑,这就足以断定中国社会尚属于熟人社会阶段,而且短时间内,这一状况是无法改变的。②事实上,诚如刘教授所指出的,中国人日常行为方式中的各种迹象表明,其思维和行为依旧受制于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做事情习惯于托人情、找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注重私人关系,轻视统一原则。

   然而,刘教授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判断社会处于何种状态的做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从概念上讲,在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理论中,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是一对重要的分析范畴。其所要揭示的,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社会交往形式出现了何种本质变化。简单讲,熟人社会意味着人们的交往对象主要集中在熟人圈子,彼此关系复杂,利益交错,恩怨纠葛。就经济基础而言,这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交往形式。而陌生人社会则是指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主要由陌生人来提供,交往对象陌生化,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着缺少人情味的“有限目的性交往”。③在陌生人社会,交往对象变得“匿名化”和“类型化”了。④陌生人社会的来临源于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工商业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熟人社会的交往圈子难以维系,“温暖的共同体生活”被冰冷的“社会生活”取代,⑤或者传统的共同体处于“从内部毁灭”的边缘。⑥

   也就是说,在工商业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事务超出了家庭、邻里等熟悉圈子,越来越依赖于生活共同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公共生活。韦伯在讨论家庭等共同体的功能时就揭示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原先属于家庭的安全、经济和教育功能已经转移到公共生活中来了,“个人不再承认家共同体是其所要献身的客观文化财富的担纲者”,家庭最终退化为“共同消费的场所”。⑦经典时期社会学家们的这些判断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方面原来属于私人生活的事务逐渐与公共利益有关,关涉到更多陌生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熟人共同体之外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吉登斯用脱嵌(dis-embedding)和重嵌(re-embedding)这样的术语说明,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被重新结构化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系统,人们的行为更容易超出时空的限制并影响到远处或未来的人们。⑧这样,我们直接或间接面对的交往对象也就变成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陌生人”。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对于别人而言,同样变成了陌生人。所以从概念上看,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是从社会交往层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差别做出的一种诠释。

   从概念渊源上讲,判定社会是熟人社会还是生人社会的依据并非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社会意识”层面的标准,而是经济交往形式、交往对象性质以及生活世界格局等“社会存在”层面的标准。其中,判定生人社会还是熟人社会的直观标准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对象,主要是由生人构成,还是由熟人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总体上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变迁。由于现代化动力来源于外部,使得中国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的道路崎岖波折。鸦片战争后100年的“被动现代化”,逐渐改造着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但由于多数改革或者革命仅着眼于顶层,所以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商业社会。而1949年以后,国家力量虽然对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格局,但依旧将个人与组织(公社、单位)绑定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所谓“组织化的熟人社会”。⑨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的单位制的终结,以及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快速步入陌生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半熟人社会”的阶段,⑩由于传统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衰落,难以维系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果呈现为缺少道德感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情况。(11)而在城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生活中的交往对象也几乎都是陌生人。且不说已经长期定居城市的市民,他们早已习惯生人社会的交往形式,即便刚刚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一旦有能力立足城市之后,也很快跳出熟人的交往圈子。“无公德个人主义”和“实践性亲属关系”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社会正在告别传统,并无可避免地步入生人社会。(12)

   笔者注意到,为了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刘教授在叙述中特地使用“熟悉社会—陌生社会”(或者“熟悉关系—陌生关系”)来代替社会学上经常使用的“熟人社会—生人社会”概念,认为前一对范畴更广泛地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也更能概括中国社会的特征。但笔者认为,就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熟悉社会,都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渐行渐远。因为在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我们比以往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资源,但我们所处的周围环境同样也变得更加复杂、陌生,而且变动不居,常变常新。虽然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查询和了解个别事物,但也绝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熟悉所有接触到的事物,就如同我们无法将交往中的陌生人都变成熟人一样。也就是说,现代人所处的世界,不但是生人的世界,也是对每个人来说都越加感到陌生,并且难以掌控的世界。

   可见,生人社会还是熟人社会(或者陌生社会还是熟悉社会)的事实,显然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观念,而是反映了社会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交往形式。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的直接和间接的交往对象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等日常消费无一不是来自于我们不熟悉的陌生人,同样,人们的劳动和工作也是服务于不知其名的陌生人,这足以说明陌生人社会的事实。而熟人关系思维非但不应是判定社会交往性质的标准,相反,应是在生人社会背景下被考量和评价的对象。也就是说,在生人社会中,熟人思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熟人思维对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全力推进的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积极的整合作用还是消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陌生社会这一客观事实面前,我们该如何看待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熟人思维,这种思维对于当前的生人社会,对于市场经济有何种意义。实际上,这也正是刘教授所关心的问题。

   二、“依赖熟悉关系的交易秩序”之困境

   在讲明为何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生人社会或者陌生社会这个道理以后,也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依赖熟悉关系的交易秩序”在陌生人社会中可能会面临的困境。刘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在目前熟人社会的条件下,将陌生关系熟悉化可以对诚信交易和稳定交易秩序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应当在“熟悉关系依旧发挥稳定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市场交易秩序问题,探索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13)这里将熟人关系思维,以及据此所界定的熟悉社会看作难以改变的前提,而市场交易秩序也应当尊重这个前提。但显然,这个设想基本上是一个妥协,向熟人社会的“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和崇尚权势”妥协,向梁漱溟所谓的“家庭为根、情理交融、伦理本位”妥协,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向传统社会的文化要素妥协。但问题是,这种妥协会不会带来所谓市场交易秩序的优化呢?

   刘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选择了三个案例:长春汽车配件市场、株洲芦淞服装市场和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通过实地调查后认为,市场中的主体“都是具有某种道德观念或同文化传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人”,所以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去研究交易行为和交易秩序。通过对长春汽车配件市场的调查研究发现,经营者会千方百计地增进与顾客的联系,甚至会“通过请客吃饭、送土特产和年节走访等办法,加强感情联络,形成熟悉关系”。而且,不仅是经营者如此,顾客在完成比较满意的初次交易之后,也乐于同经营者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无独有偶,对株洲芦淞服装批发市场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经营者一般都拥有比较稳定的批发客户群,有的经营者同用户之间甚至保持了10多年的交易关系,相互间像亲戚朋友一样来往。甚至他们的交易仅用电话沟通,至多寄来一个白条就可以成交。有时对方来个电话就能发过去几千件服装,年末结算,多少年也没有出现差错。这种在熟悉关系基础上的高度信任,虽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和管理制度,但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交易秩序。(14)

   基于上面的调查基本可以推断,不管在北方还是南方,借助建立熟悉关系,能够在客户之间形成良好的、并值得信赖的交易秩序。但遗憾的是,刘教授的团队在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的调查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不少经营者“会使尽浑身招数淡化同消费者之间的陌生关系,通过拉家常,认老乡、表诚意等手段,尽可能地使消费者体验到亲切可信,使初次见面的关系熟悉化”,可是在完成了带有欺诈性质的初次交易以后,经营者却常常会改换门庭隐藏起来,以逃避追责。这种行为被刘教授称为“熟悉关系的陌生化”。

最后刘教授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熟悉的社会关系培育了交易中的信任,形成了稳定的市场联系和市场秩序,而一旦脱离了熟人关系,就容易产生欺诈交易。刘教授的结论也许是想说明,只有维持一种熟人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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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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