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克:社会学本土化的当下语境与可能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14: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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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克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范式层面的批判,不同时期社会学本土化的主张都源自对既有学术研究状况的某种不满。从深层次来看,本土化乃是涉及社会科学哲学知识论层面多个维度的思辨议题,各种不同的立场始终处于复杂的辩证关系中。概括而言,这些批判涉及价值和方法两个维度,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当下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两种角度的批判分别导向了具有不同侧重的本土化主张。从这两种不同理论进路出发,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就有了不同的具体内涵和方法论要求。

   【关 键 词】社会学/本土化/理论进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论题聚讼不已。在笔者看来,本土化议题涉及哲学知识论层面的多个维度,各种不同的立场始终处于复杂的辩证关系之中。我们没有任何形式化的标准来确定某个清晰的边界,去一劳永逸地区分哪一项研究是“本土化的”,而哪一项研究没有做到“本土化”。围绕本土化论题,在学术立场以及对特定研究成果的评判上,何种立场和判断能够胜出而成为主流的意见,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库恩意义上科学“范式”的演进,是一种会不断变动的“共识”。

   在围绕本土化论题的争论中,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立双方往往都惯于先把对方实际上留有余地的立场作极端化的解读,然后再行批判。正是这种互相的过度批判,引起了诸多认识上的混乱并导致最终难以达成共识。这种状况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另一场相似的学术运动——德国的“历史主义之争”——如出一辙。如熊彼特指出,在那场历史主义的争论中,“在争吵的阵阵辞令与口号的冲突外表之下,没有一方曾经真正地全面分析过对手方的见解。这次争吵是关于先后次序以及相对重要性的争吵,只要承认各种类型的工作都自有其份所应有的位置,这个问题本来是早就可以解决的”。①

   但是在熊彼特那里,问题的所谓解决之道也只是采取一种方法论的折中。在有关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讨论中,他一方面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抽象化方法赞誉有加,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抽象化方法构建的理论存在太多假设,必定是无法完全符合真正的历史现实。所以他也欣赏那种放开各种假设,把各种干扰因素放进分析框架的所谓“社会经济学”方法。正因为如此,熊彼特的方法论主张也被称为是方法论的宽容主义。②有意思的是,在熊彼特所处的时代,所谓“社会学”方法一般就意味着那种历史主义取向,是与理论经济学的纯粹逻辑方法相对立并能够包容各种复杂社会历史因素的“非一般化”方法。在那个时代,他似乎还没有想到社会学也会在经济学的带领下,开始强调对于形式化理论的追求,强调通过量化方法来建构一般性理论命题。

   所以,笔者也并不试图在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化”与“本土化”之间取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以及在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都存在着不可消弭的辩证关系。当下所能做的,只是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下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带有倾向性的评论。

   一、当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论争的基本逻辑

   从学术史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的本土化主张有着不同的学术语境,自然就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而从理论逻辑上看,围绕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论题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在深层次上基于哲学预设上的差异,即本体论、知识论或者方法论上的不同立场。而在涉及不同哲学预设的问题上,我们很难奢望可以完全消弭分歧。③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针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论题作更为具体的分析。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谈论本土化问题的呢?从已有的争论看,近些年来有关中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两种考虑:

   第一,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学院派研究在“学术规范化”的口号之下,陷入方法论的技术迷思,对完美的量化模型的追求超过了对真正解释实质性问题的追求。他们批评这样的研究过于远离直接的经验描述,也脱离政策实践的需要,甚至成为小圈子的游戏。由于量化实证研究范式正是以美国社会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主流,对于这种研究范式的批评也就往往被归入了“本土化”的旗帜之下。如贺雪峰在有关社会研究本土化的论文中就指出,中国社会研究“存在过早学科化、技术化,缺少整体性反思,热衷于用中国经验与西方社会科学抽象对话等问题。……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基本上所有的现象都是多因多果,而且这些多因多果多未经过充分的定性研究。在这种前提下,许多研究却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因此,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这些错误的结论又因为有数理模型和大量数据,貌似科学,实则更容易蒙蔽人。”④

   第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依附性格,过于强调接轨、国际化,而失去对西方学术蕴含的话语权的反思和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如邓正来认为,“不论我们所依凭的理论,还是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概念或者工具,甚或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等等,大都是从西方舶来的”。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在有关的社会、政治议题上丧失话语权。学术殖民化的实质是,把一种号称为普适的科学强加给别人,掩盖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思想“殖民化”所带来的就是在国际规则中处于被动地位,进而导致政治、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当前“不仅中国既有的学术传统正经受着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支配,而且中国学者也参与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合谋中。”⑤

   但是如前所述,所谓“本土化”就像要求理论研究“贴近实际”这样的表达一样,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批评一项研究不够“本土化”类似于批评其“脱离实际”,这样的批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形式化标准。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学发展中“何为本土化”以及“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这个实践包括两层含义,首先是指本土化的出路以及是否成功最终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来检验和评判,并无一个先验的、形式化的明晰标准。当中国社会学能更好地满足中国实践需要,解决中国问题,对社会发挥出重要的影响时,就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学较好地实现了“本土化”,否则就可以说没有实现“本土化”,仍然只是教科书社会学。其次,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也是一个“学术实践”的问题,它的发展在根本上是一种“学术范式”的历史性演进。其中的范式转移是学术群体代际更替的结果,而非一个仅仅通过理论论证来回答的问题。

   而实现这个学术范式的代际更替,归根结底又有赖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步伐。在这里,学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互动纠葛关系就凸显出来了。一定意义上,并不是我们首先有了“先进的”社会科学,然后才有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成功,而是民族复兴的实践奠定了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的基石。只有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历史性成功,才能有力支撑中国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复兴。在此基础上,汉语学术才能从百年来的“西化”、“接轨”路径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和立场。在那样一个历史的巨大转角处,文化视野和学术立场才会发生改变,整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就可能被重新叙事了。在新的立场下,社会科学研究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对于整体历史和社会的宏大叙事就会改变,何种事实和材料被“定义”而呈现出来,以及给予何种价值的和因果的评判,都会改变。这种重新叙事不是一种盲目的、新的“我族中心主义”,而是一种在辩证地把握东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重新定位。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认识上的真假问题,也是一种可以理解且应该拥有的民族自觉和自信的价值诉求。

   最后,我们也看到,在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领域,学术本土化所强调的重点是差异的。在微观研究领域谈论本土化问题,更多强调的是理论和概念的经验解释力和本土契合性问题,即构造出适合中国特殊性的概念和解释框架。而从近年来的文献来看,对本土化的论证主要是从西方中心论和国际不平等格局这样一个宏观“政治经济学”语境出发来谈论的。它不是从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维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不是要突出社会研究中的“诠释”和“理解”面向,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它相对更加接近“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理论家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从反思利益立场、权力格局等宏观的、结构性的政治维度来论证的。对后者而言,重点是“研究议题的设置”,是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这是因为,一旦上升到宏观层面,研究对象和问题的“不可观察性”就上升了,譬如“失范”、“团结”和“不平等”等都不是很容易真正测量出来的。同时,由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在“问题化”的过程中,往往涉及利益冲突和价值立场,存在一个更为突出的对问题的选择性关注,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解决经验性问题的“技术过程”。在微观层面,利益和价值冲突都更多地会在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从而使面临的问题更具技术性。而在宏观层面,尤其是不同的民族国家间,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必然凸显,则会直接面对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分歧。

   二、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路径之探讨

   在当代知识论视野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回应科学主义思维对社会学“本土化主张”的种种质疑,毋庸讳言社会学的本土化。但是,在笔者看来,“社会学本土化”并非要建构一套完全“民族性”的社会学,而是要求对既有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西方的——保持清醒反思。所持有的立场应该是辩证的,即“科学”是以普遍性和绝对性为其最高追求的,但现实的“科学”总是带有相对性和历史性的一面,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更是如此。⑥

   我们这里没有可能为“本土化”找到一个唯一的内涵。因为这一号召总是在不同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被提出,针对的具体问题各有不同。但是,回顾已有的研究,围绕社会科学本土化,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讨论已经为我们从多个角度把握本土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如前所述,这些讨论至少从两个方向上为当下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提出了可能的进路:作为方法论要求的本土化和作为价值论要求的本土化。前者主要关注如何建立对中国社会现实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以及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后者则主要关注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关联因素,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话语权等问题。

   (一)本土化作为一种方法论要求

   方法论意义的本土化,是本土化论题最为直接的内涵。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之所以提倡推进本土化,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这一论断的理由可以来自多个不同视角。从诠释学视角来看,由于社会行为中包含着各个主体的能动性和意图,由于行动所处的地方性文化环境千差万别,对社会行动的解释必然需要充分关注这些地方性的特殊因素;从实践视角看,现实问题具有不同于理论问题的特殊性,对于应用性研究来说重点往往不在于发现少量可以普遍地定义的变量之间的因果法则,而是大量复杂的具体情况。用以描述这些情况的范畴通常不具有很高抽象层次,是“非概念化”的,无法被一般性理论范畴所替代。这样的描述和解释总是历史性的、本土化的,而不是理论化的、普遍化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要更加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当前首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该强化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质性研究”,提升质性研究的水平和质量。质性研究更加强调对具体个案的长时期深入探究,重视被研究事物的具体逻辑而非某种既有形式化理论命题,其成果和研究方法内在地具有很强的“本土性”,更贴近具体的经验而非既有的理论。如陈向明就指出,质性研究“一般基于解释主义的理论,强调对事物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再现当事人的视角以及他们看待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方式,找到对他们来说具有意义的‘本土概念’,然后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扎根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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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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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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