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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王朝不仅未能通过洋务运动实现自强，反而在陆权复兴的时代被日本这样一个海权国家打败。其教训之惨痛，至今仍令国人扼腕叹息。但不少国人至今仍未认识到的是，在这个陆权复兴的短暂时代中，对中国这样一个陆地大国而言，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固然重要，但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整陆上资源与陆战力量，方可为更长远的海权竞争奠定不败之基。就此而言，晚清政府因其决策失误，失去了一次有利的军事转型机遇。甲午战败，不仅仅是军事的失败，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战略失败，足为今人之鉴。
王鼎杰，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引言
军事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王朝原有军事力量的落伍，造成了近代初期中西对抗中的被动挨打局面。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未能成功实现军事转型，反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击败。这段历史涉及一个后发国家进行自强转型的经验教训，具有较大的战略研究价值。但是，主流研究往往将之置于近（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作为洋务运动研究的一个附属品来对待，侧重于外因的梳理，而缺乏对军事转型本身的关注。陈旭麓先生晚年已意识到这一缺陷："军事史，我们搞历史的当然可以搞，但毕竟是哲学家才能谈到哲学的本质上去，经济学家才能写出经济的内在规律。……过去对军事史的认识，实际上是用一句话来指导，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们过去写战争史，实际上也是写的政治史，缺乏军事内在的东西。"
从军事专业角度研究晚清军事转型的学术成果，并非没有。只是这些研究多偏重于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往往局限在某一具体部队、军种之内，或将之作为某一具体战争研究的附属品，而未能作出战略层面的剖析。《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四章题为"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较为完备地再现了晚清军事转型的具体进程，并与日本作了一个粗略的对比，但依然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作空间与时间的展开，而未进入战略分析的维度。本文尝试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对晚清军事转型的败因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一、晚清战略困局的形成
在农业文明时代，能量主要来自人力与畜力，而人力与畜力的繁衍都依赖于土地，故而土地空间的大小直接决定国家的强弱。在这种情况下，陆权文明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宰性文明形态。传统中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诸伊斯兰帝国，在本质上都属于陆权大国。
但是，地球的大部分空间恰恰为水体所覆盖。由于受到技术能力的局限，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的是阻碍作用，而非便捷的交通媒介。在这种环境下，传统中国的地缘形势是非常优越的。中原帝国控制了华北平原就可得到雄厚的物力与人力资源，同时再控制一些产马区，就可以编练强大的骑兵，然后依托长城防线，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南沿海则是远离战争一线的腹地纵深，长期以来享受着水体阻隔带来的高度安全保障。在来自内陆的游牧民族构成唯一致命威胁的情况下，传统中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最终转移至南方地区，绝非偶然。
但是，地理大发现改写了历史的进程。它不仅揭开了长期笼罩在各大文明间的幕布，而且以海洋为媒介开辟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网络。结果就是，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就能得到最多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强国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葡萄牙、西班牙得风气之先，荷兰崛起于后，而最终长期掌握全球霸权的国家则是英国。
从地缘战略上看，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都是大陆国家，既要兼顾陆上威胁，又要同时进行海上扩张，形成"搏二兔，不得一兔"的局面。但是，英国却是一个岛国，海洋不仅能给它提供财富，更能给它带来安全。只要它能控制海洋，就同时得到了利益与安全。随着控制水域范围的扩大，它的财富与安全值也就不断增加。所以，大英帝国才得以运用其均势战略维持住欧陆列强间的平衡，自己则进行全球商贸-殖民扩张，走的是一条由海向陆、富强兼备的大国崛起之路。
具体到军事领域，由于这一时期的陆地作战依然依赖人力与畜力，所以难以实现重型火炮与兵力的远距离快速机动。但海军因为借助了风力与水体的浮力，却可以实现火力与兵力的快速机动，"并在敌人陆基部队抵达滩头阵地之前，让部队在对方的海岸登陆"。结果，海岸线漫长的传统陆权国家很难有效应对海权国家的威胁。而那些疆域局限在内陆的国家虽然有幸避免了海权国家的直接威胁，但由于被摒弃于全球市场竞争的大棋局之外，反而陷入更加虚弱的状态。
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传统的驿递系统掌握军情的清王朝，总是只能得到早已过期的战报。而送往前线的指示也同样还没抵达前线就已失去了价值。就算有了准确的情报，依靠徒步与骡马机动的清军也很难对英军采取有效的反制。于是，总体上占据绝对兵力优势的清军，在局部战役中反而处于兵力劣势，处处被动挨打。
清军八旗兵
道光皇帝在战争期间已认识到这一窘境："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者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
后来郭嵩焘亦指出："或竟受惩创，扬帆以去，各省海口不能撤防，一年二年，又必复至，或遂恣意横行，为祸且将欲烈。……中国沿海八九千里，果何以堪之？"
更糟糕者还在于，昔日的安全腹地转而成为战略前沿的同时，伴随着俄罗斯的东扩，传统的陆权威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严重了。而在海洋方向上，新崛起的日本更是急于颠覆远东格局，取中国而代之。结果就是，在列强环伺的时代，大清国和陆权强国之间缺乏海峡的屏蔽，与海权强国之间则缺乏陆地的阻隔，而两方面的国防压力又同样急迫，最终陷入一种两线作战、缺乏战略后方的窘境之中，传统的地缘优势转而成为一个空前的战略困局。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双重威胁，就成了清王朝军事变革的核心命题。
二、欧洲军事变革与破局机遇
实际上，清王朝军事转型的机遇早已出现。这就是19世纪欧洲的军事变革。19世纪的欧洲军事变革是多个层面、多个波次的持续变革。其中下述几项变革，对清王朝而言具有不容低估的战略性意义。
1.蒸汽时代的到来
19世纪的蒸汽机革命，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剧烈的一次驱动力革命，导致了煤炭资源地位的提升，而中国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故而只需内部开发就可得到充足的动力源。待到内燃机革命后，石油时代来临，中国便不再享有这一自足性优势。
2.蒸汽动力的陆权化
铁路的出现导致了19世纪的交通革命，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开发与战争形态。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说的那样："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
铁路使部队可以实现六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进军速度，同时期通讯领域的电报革命，则使得指挥中枢可以及时掌握前方的战局变化，从而使战争的时空概念完全改写。结果就是：（1）战争趋于扩大化和持久化，从而有利于陆权及人口大国。（2）因为铁路只能修筑在陆地上，从而使得海权国家在这一新技术变革中的得利远逊于陆权大国。
3.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
从拿破仑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结果，像英国这样的传统海权国家日渐难以制衡住欧陆上的新兴强国，而德、俄、美这些陆地大国则逐渐占据综合竞争优势。
4.参谋总部制度的产生与现代战争指导模式的形成
农业文明时代的战争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下述两个特点：（1）战场空间有限。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最高统帅依然可以直接控制会战进程，并亲临现场，以目力观察和口述命令影响会战进程。（2）重视指挥官的勇气和经验，轻视其知识和学习。以威震欧洲的普鲁士军队为例，直到拿破仑战争时，其军官团仍以庄园贵族子弟为主，而且这些军官几乎完全不学习数学，也不接触最新的军事地图测绘工作。"一位将军只要勉强写出其姓名，就不算是没有受过教育；好一点的话，则可能自夸为学者、墨客及三流作家。"
但是，19世纪的军事变革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形成了全新的战争指导模式："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作战指挥已全部由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担任。……战争已从王公贵族的赌博，逐渐演变成由一个技术化的、隐姓埋名的机构来领导的斗争。"
在这一点上，得风气之先者是普鲁士陆军中的改革派。在沙恩霍斯特、格纳泽瑙与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带领下，普军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尝试，构建了全新的参谋总部制度，并最终为老毛奇所完善。这一新制度同时具备了下述四种特性：
首先，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它将军界精英聚集起来，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和各种军事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战争失败与失误研究，尤其是对自身的失败和失误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
其次，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通过军校和军队，切实地贯彻到基层。同时，它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还周期性地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交流互动，避免军人成为学究。它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既收集相关信息（尤其注重军事地理的实地勘测与数据采集），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
再次，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负责提前选定假想敌，并依赖于前述信息采集，提前制定精密化的战争计划。
最后，它还是战时事实上的最高指挥机构。其最终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专业化军官团，并进而通过参谋体系对战争进行精密化的准备、指导与协调。德意志统一战争的胜利，在军事层面，即是参谋总部制度和战略性铁路网结合的胜利。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前三项变革共同预示了陆地大国的复兴机遇。而参谋总部制度则超越了海权与陆权，构成所有国家军事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德意志的统一，后来苏俄的崛起，均是把握住这一时代机遇的结果。
英军战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有几十年的时间利用这次难得的军事变革机遇。而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也出现了有利于其军事转型的变化：西洋列强之间暂时形成了势力均衡状态。欧洲出现了法德对抗，在欧洲之外则有英俄对抗。美国暂时无力亦无意破坏远东均势。这五国均无意与中国陷入大规模战争状态，最急迫的威胁仅有日本。如此难遇的战略良机，当时的清王朝内部已有人见其先机。
三、晚清改革派的战略认知
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李鸿章已率先意识到西洋武器的威力，但却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此后，李鸿章逐步认识到西洋武备绝非仅此二者，更意识到军事转型不等于武备转型。
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水师
1874年的海防大筹议中，李鸿章已清晰地表述了对当时中国地缘困局的忧虑："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讬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认识到了西洋列强的先进："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他对日本的威胁亦有清晰认识："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
而变革的契机，即在电报、铁路的引进。如郭嵩焘所论："泰西遍国皆机器也，中国无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曰电报，一曰汽轮车。盖中国幅员万里，驿路远者经月乃达，骤有水旱之灾、盗贼窃发之事，利病缓急在须臾之间，而所以应之，常在数月之后。有电报则信息通，有汽轮车则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是二者之宜行也，无待再计决也。"
1879年冬，李鸿章的重要幕僚马建忠也指出，铁路有救患、节用、开源三大利。论及开源之利时，他已谈到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及其与铁路的关系："英人所以致富，曰煤与铁，遍西南洋而尽用之。今我中国豫晋之产，西人谓其尚富于英，乃未闻豫晋之煤铁行至千里，岂复望其行于外洋以夺英人之利乎！"
马建忠更明白地指出，铁路建设是国防的迫切需要："且思轮船梭织海上，西洋各国运兵而至者无逾四旬日。即俄国由博罗的海而达中国，亦无逾五旬日。而吾自腹省调兵滇南，或自关内调兵塞外，能如是之神速乎？以轮船之缓于轮车，而人在数万里外反居我先，矧异日各国之以轮车环集我乎！且中国数万里之疆域，焉能处处防御，所贵一省之行军可供数省之用，一省之饷可济数省之师，首尾相接，遐迩相援。为边圉泯觊觎，为国家设保障，惟铁道为能，此诉以当行而不容稍缓者也。"
李鸿章本人的观点亦与之相近："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
1879年冬，因中俄边境危机，发生了俄国铁甲舰来华示威的事情。1880年，清廷特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入京陛见。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刘铭传趁机提出了修筑战略性铁路干线的建议。他从日、俄的地缘威胁谈起："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
刘铭传进而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并着重强调了铁路的国防价值："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他最后建议："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李鸿章随后也同样强调日、俄的地缘威胁及其与铁路的关系："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辄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愈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
他进而指出中国兴建铁路的九个"大利"：一，有利于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有利于全国军政的统一；三，有利于京师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四，灾年跨区调动物资，可以有效平衡物价，有益于"民生"；五，有利于漕运；七，有利于邮政；八，有利于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九，有利于"行旅者"。
至1888、1889年间，李鸿章更进一步明确指出，铁路既有军事价值又有经济价值，而且其军事价值既可贡献于陆战，又可贡献于海防："鸿章查台湾筹办海防、开扩商务，必以兴修铁路为根基。""铁路系为征调，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于直隶七百里海岸尤为相宜。""伏查北洋海岸绵亘七百余里，处处设防，力有未逮。临渴掘井，事事为难。惟有建造铁路，事半功倍。""铁路兴而生计广，西洋各国之所同然。"
他认为："有铁路则运兵神速，畛域无分，粮饷煤械不虞缺乏。主灵而客钝，守易而攻难。首善腹地有三五支精练大军，直与沿海逐处皆屯重兵者无异。诚御侮之长策，亦持久之良图。此兼及防海而言也利一。河运日滞、海运多险，因循不变，则天庾正供，或有偶然窒碍之虞。有铁路则举重若轻，霎时千里、风雨无阻，昼夜可行，奸伪无所施，沈失无可虑。岁丰则积储无缺，岁歉则赈济易办。此兼及河路而言也利二。至于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一言以蔽之，"此举（修铁路--笔者注）为万国通行，自强根本。"
李鸿章授意下修建的唐胥铁路
李鸿章想通过铁路建设将"求富"与"自强"合二为一："铁路之妙用在调兵运饷，铁路之命脉在商贾贸迁。"
至于电报的价值，李鸿章亦有清晰认知："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之物。"
四、认知盲区及施行挫折
尽管晚清改革派对于时代风潮有着敏感的把握，并以电报、铁路为切入点，初步形成了融合"求富"、"自强"于一体的国家转型的战略构想。但是，这一构想仍有一个严重的内在缺陷，即群体性地无视了参谋总部制度的意义。
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而言，则铁路、电报建设，足以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并有益于内政治理，但从军事现代化的角度而言，作为技术手段的铁路与电报本身不足以构成战斗力，只有当二者与参谋总部制度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新战争观念结合后，才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没有参谋总部制度及新的战争概念，空有西式武器与电报、铁路，还是完不成军事转型。
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在于：
1.支持工业化总体战的核心要素
首先，支持工业化总体战的核心要素有三：（1）建基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爱国精神；（2）建基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战争系统；（3）依托强力政府而实现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这三点要素全部超出纯军事范畴之外，而牵涉到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洋务运动未能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限制了清王朝的战争能力，也限制了其军事转型的广度与深度。
2.清王朝官僚集团的惰性和保守
清王朝官僚集团的惰性，及当时知识阶层的普遍保守，给变革带来了巨大的阻力，甚至于仅仅纯技术层面的变革就遇到了严重阻力。
同治末年，李鸿章预言传统驿传系统与土车早晚会被电报、铁路取代时，同僚的反应竟是"无不咋舌"。海防大筹议中，李鸿章又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与铁路相关的内容，却未被采纳。同年，李鸿章又向恭亲王提出修筑清江-北京铁路的建议，后者虽"亦以为然"，却又指出"无人敢主持"。此后，李鸿章又向两宫太后言及此事，后者"亦不敢定此大计"。
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虽有过出使经历，却坚决反对修筑铁路。他在光绪七年正月十六的奏折中，居然一口气罗列了25个理由反对修筑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此外，翰林学士张家骧、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均持坚决反对意见。1884年之后，因津通铁路问题引发的反对声浪更大，如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太仆寺少卿延茂、漕运总督崧骏、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户科给事中洪良品、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左庶子朱琛、监察御史何福堃，均极力反对兴修铁路。都察院左都御史奎润、云南道监察御史韫德主张仅靠民间资本兴修铁路，实则不具备可行性。国子监祭酒盛昱、户部尚书翁同龢则主张铁路仅可修筑在远离东部沿海的边荒地区，全无切实认知，更与海防需求背道而驰。为了筑路一事，竟出现了"廷臣交章论奏以为必不可行"的局面。其中，除崧骏与铁路本身有利益对立关系，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私人恩怨外，其余反对意见皆因缺乏常识所致。
受到这些强大阻力的限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清王朝虽然在电报建设上成果颇丰（修建了连接南北洋的战略性电报网，并形成了环渤海湾的海防电报网），但铁路建设则收效有限，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相形之下，作为岛国的日本在1890年已经拥有2349公里的铁路。而且，日本的成就还远不限于此。
1878年，日本组建了参谋总部（日语写作"参直静�"），并设立陆军大学，聘请来自德国参谋总部的少校参谋麦克尔任总教习，全力打造日本的陆军军官团。迈克尔告诉军官们"关于实行全国总动员的要求，其中应具备一个战略性的铁路网，一项新的征兵令，以及一套改进的参谋作业"。而日军参谋总部在内部改革的同时，连续派出大量参谋人员进入中国，测绘精密地图，收集各类信息，为中日战争作充分准备。因此，甲午战争中双方虽然武器装备相近，但以战争准备与战争指导而言，实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两国军队一个已经迈入现代的行列，一个还徘徊在传统的世界里。
1910年左右，明信片上的参谋本部（来源：维基百科）
3.日本开始推行国民义务兵役法
此外，早在1872年，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义务兵役法。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军制。其陆军常备兵力为七个野战师团，算上后备兵员，合计22万余人（实际动员兵力240616人）。相比之下，清军能够进行现代化作战的军队仅为北洋陆军2.5万人。日军不仅占据质量优势，亦已占据事实上的数量优势。
故而，抛开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层面的成就不论，单以军事层面尤其是陆军战力而论，中日之间已经产生极大差距。
五、替代策略的失败与战略机遇的丧失
李鸿章虽始终不明白参谋总部制度的重要性，但却已意识到中日综合实力的差距，其替代策略是以外购战舰的方式迅速组建一支强大海军，以遏制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这样的话，在日本无法利用海洋机动时，中国与朝鲜缺乏铁路的事实，反而有利于阻止日军快速推进。至于日本在本土修筑的铁路网，虽然便于其快速动员，但无助于境外用兵。可是，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海军已经不足以完成这一遏制任务。尽管日军在黄海海战中未能消灭北洋舰队的主力，但却得到了跨海运输的控制权，从而以登陆作战的方式，绕开鸭绿江一线的清军主力，趁虚连夺大连、旅顺，逼北洋舰队南逃，再移师南进，登陆山东，陆海夹攻夺取了威海卫，彻底消灭了北洋舰队。反观清军，由于缺乏一个环渤海湾的战略性铁路网，只能以徒步行军、骡马机动的方式绕外线行军，兼之缺乏有效的指挥，导致每次作战都不能及时将主力集中到日军的主攻方向上，处处被动，终至全盘落败。
1911年，时任清朝海军巡洋舰队统领的程璧光在军舰主炮前甲板上与“海圻”舰众船员的合影，照片中间第2排右边第5位为陈壁光。“海圻”舰在中国海军史上是一艘充满传奇色彩的军舰：该舰是中国第一艘通过访问英国、美国、墨西哥、古巴等国完成环球航行的大型军舰；该舰是满清政府海军中唯一全舰官兵都剪掉辫子的军舰；在该舰环球航行期间辛亥革命爆发，该舰全体官兵在舰长程璧光带领下毅然投入革命队伍——出国时舰旗还是满清的黄色青龙旗，归国时已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
结果，清王朝不仅未能通过洋务运动实现自强，反而在陆权复兴的时代被日本这样一个海权国家打败。其教训之惨痛，至今仍令国人扼腕叹息。但不少国人至今仍未认识到的是，在这个陆权复兴的短暂时代中，对中国这样一个陆地大国而言，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固然重要，但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整陆上资源与陆战力量，方可为更长远的海权竞争奠定不败之基。就此而言，晚清政府因其决策失误，失去了一次有利的军事转型机遇。甲午战败，不仅仅是军事的失败，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战略失败，足为今人之鉴。
注释略
全文见《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3/4月号，以刊登文章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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