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和:论劝诱改宗的宪法界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15-12-08 20: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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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和  

   摘要:  劝诱改宗是宗教传播的基本手段,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各种宗教蓬勃发展,外来宗教和新兴宗教迅速扩张,政府往往基于某种理由对其进行限制,而这些限制可能侵犯宗教自由。美国、欧盟和印度法治经验的比较研究表明,劝诱改宗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政府对其限制必须满足重要的政府利益,并且限制措施必须与所实现的政府利益成比例。中国应当借鉴普遍经验,在实现政府利益的同时尊重宗教自由。

   关键词:  劝诱改宗;宗教自由;政府利益;比例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山西恩雨书房案

   基督徒任拉成向山西大学生等民众宣教,基督徒李文习开基督教书店传播基督教文化。

   2013年6月17日,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任拉成、李文习违反国家规定发行非法出版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其中被告人任拉成发行图书《赞美诗歌》394册,被告人任拉成伙同被告人李文习发行图书《赞美诗歌》等5337册以及光碟《盼望》等4308张,属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判处任拉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判处李文习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六千元。2013年12月12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如果本案发生在美国、欧洲或印度,最高法院或人权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二)概念界定:proselytism/conversion

   劝诱改宗(proselytism)源于希腊语προσηλυτοε,其含义是come toward, a new comer。如今,劝诱改宗是指宗教或宗教个人试图改变人们的信仰或观点,而这种“信仰或观点”不限于宗教信仰,还包括政治信念等。[1]与Proselytism相关的术语是Conversion,Conversion侧重从被劝诱者角度描述劝诱改宗现象。[2]

   劝诱改宗从词源上说是一个中性词,但是后来获得了负面含义,被描述为“一种福音传道者的不端行为”,涉及恐吓、强制、贿赂和物质诱惑等不当行为。[3]Richard W. Garnett认为,现在摒弃“一种福音传道者的不端行为”之含义是足够容易和英明的。[4]

   Tad Stahnke的定义是以改变他人宗教信仰、隶属或身份为目的而从事的表达性行为方式。[5]这个定义兼顾目的(改变他人宗教信仰、隶属或身份)和手段(表达性行为方式)。劝诱者不必具有宗教信仰。劝诱他人放弃当前宗教信仰或隶属,而未必接受自己的。这个定义已经没有负面含义,劝诱改宗是否正当取决于各种因素,如强制手段。Howard 0. Hunter等接受这个定义,认为劝诱改宗是劝说他人改变信仰的言论或相关行为方式,涉及宣扬教义、乞求支持、散发传单等劝说教导方式。[6]

   由此可见,劝诱改宗一般指通过口头、传单、图书、电子和网络等方式向他人表达某种宗教或信仰,以期改变他人的宗教或信仰。这里的宗教或信仰应作广义理解,包括无神论,甚至包括政治信念。

   Richard W. Garnett认为,应当关注具体行为的界定。[7]确实,各国宪法(尤其判例法)都试图确定具体行为的权利界限,而不是笼统界定劝诱改宗。笔者打算通过梳理各国宪法判例以确定劝诱改宗的宪法界限。

   二、美国

   (一)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涉及劝诱改宗的宪法条款是第一修正案,包括宗教自由活动条款与言论和新闻自由条款。[8]劝诱改宗既是宗教活动,也是表达活动,因此受到第一修正案的双重保护。这两个条款为严格审查提供了宪法依据。[9]但是言论和新闻自由条款不宜给予宗教表达特殊的宪法保护,因为这样有立教嫌疑。[10]尽管这种中性路径削弱了基于自由活动条款的保护,但是给予宗教基于言论自由条款的坚实保护……促进了平等的美国核心价值。[11]

   此外,国际宗教自由法案(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98)虽然针对他国制定,但也总结了国内保护宗教自由的经验。该法第3款定义部分界定了所要保护的宗教自由,其中包括自由表达宗教信仰以及拥有和散发宗教文献(包括圣经)。显然,这里的宗教自由涉及与宗教有关的表达自由。David M. Smolin以劝诱为视角,讨论实施该法以输出第一修正案原则。[12]

   (二)耶和华见证人案件

   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30、40年代涉及耶和华见证人的系列判例中确立了对劝诱改宗的宪法保护,其中一个代表性判例是Cantwell v. Connecticut (1940)。进入21世纪,最高法院通过 Watchtower Society v. Village of Stratton (2002)再次确认了劝诱改宗的宪法权利。

   在 Cantwell v. Connecticut (1940)案中,Roberts法官发表了法院一致意见。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包括良心自由和行为自由,尽管后者可以受到规制,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法律必须是普遍和非歧视的;其次,法律的目的是促进重要的政府利益,辩方行为没有破坏公共秩序和侵犯他人权利;最后,法律必须严密界定对政府利益构成清楚和现存危险的具体行为,夸张和诽谤教会或政府重要人物,甚至错误陈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允许的,而强制性行为(如煽动暴力)才有这种危险,辩方行为没有造成清楚和现存的危险。

   在 Watchtower Society v. Village of Stratton (2002)案中,法令规定如果没有事先在市长办公室完成登记表格以获得许可,游说者不得进入私人住宅以促进任何目的。耶和华见证会从事出版和散发宗教材料,提起诉讼寻求禁令救济,声称法令违法了其宗教自由活动、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最高法院认为法令违反第一修正案。Stevens法官发表了法院意见。法院首先回顾了早期耶和华见证人劝诱判例,这些判例强调,散发宗教传单由来已久,对于保证宗教、言论和新闻自由,与更加正统的活动具有同样要求;[13]判决其次讨论门到门游说和散发传单作为思想传播手段的历史意义,[14]但是承认市镇在某种形式的规制(尤其涉及乞求金钱)中可能具有的合法利益,[15]或者防止人室盗窃是一个合法的考虑;[16]继而阐明在那样的利益和规制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效果之间一定存在一个平衡;[17]最终表明,耶和华见证人不只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奋斗,而且为了许多很难获得资助和严重依赖具有这种交流手段的那些人,[18]包括非宗教组织和个人。[19]

   法院没有讨论审查标准,而是考察法令影响言论的范围和规制的性质。法令不但适用于商业活动,而且适用于非商业性游说。法令妨碍言论自由:许可申请确认身份并供公众查阅,这将导致匿名原则的放弃;周末或节假日决定参与一个活动(如游说邻居投票反对市长),却不能马上散发传单,而要等到政府许可,即兴决定也就无法实施。法令授权居民放置“请勿游说”标志的条款足以保护居民隐私。

   首席大法官Rehnquist发表了反对意见。60多年以来我们已经断定,针对门到门游说的许可要求,如果没有给签发当局任何裁量权,就是合宪的。在公共论坛上可以严格审查,而在私人财产上必须中等审查。政府可以对受保护言论的时间、地点或方式施加合理限制,如果这些限制被证明没有提及受规制言论的内容,且被仔细调整以满足重要的政府利益,还为信息交流留下足够可供选择的渠道。[20]

   法令符合内容中性,只规制游说方式。不管是推销咖啡壶还是散发传单,都可能影响家庭的安宁。[21]法令满足保护隐私以及防止欺诈和犯罪的重要利益。对于保护隐私,遵守许可要求的那些人不大可能访问放置“请勿游说”标志的住宅,因为当局比较容易找到他们。对于防止欺诈和犯罪,常识承认,许可要求的存在有助于(事先)威慑和(事后)发现违法行为。此外,规制为表达留下足够可供选择的渠道。游说者填写申请之后就可自由上门,或者在公共人行道、街道角落交流,或者通过邮件和电话交流。

   Amy L. Groff认为,除了政府利益、限制手段和替代渠道,法院还应考虑法令所限制的自由,如宗教自由。[22]

   Nathan W. Kellum认为可接受的事先限制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合理的时间、地点、规制方式(针对大组织活动而非个人或小组织;免费或适当收费;即兴言论,没有不合理的事先告知;匿名,没有要求确认身份)和使用客观的标准(精确明晰,没有裁量)。[23]

   (三)国际克里希纳意识协会案件

   在Heffron v. ISKCON案中,明尼苏达农业协会一项规则规定,销售和散发任何商品,包括打印或书面的材料,除非在一个适当许可的展销会场地的位置,否则构成一项轻罪。国际克里希纳意识协会(ISKCON)一个寺庙负责人在明尼苏达州法院起诉州官员,认为这项规则侵犯了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因此寻求宣告和禁令救济。最高法院认为:规则要求想要在州展销会进行Sankirtan活动的ISKCON成员把他们散发、销售和乞求活动限定在一个固定地点,是对克里希纳宗教观点交流地点和方式的可允许限制。

   White法官发表了法院意见。规则并非基于言论的内容或主题,因为它公平的适用于想要散发或销售书面材料或乞求资金的所有个人或组织。规则包含先到先得分配空间的方法,与有效时间、地点和方式规制一致。规制必须满足重要政府利益——人群有序流动。如果规则对 ISKCON活动无效,那么就其他社会的、政治的或慈善的组织寻求在展销会上散发信息、销售商品或乞求资金而言,规则将不再有效。州不能通过更小限制手段来避免ISKCON对州利益造成的威胁,这些手段包括惩罚失序,限制乞求者数量以及对ISKCON代表位置和流动施加更加严密界定的限制。如果摊位规则对ISKCON无效,那么调查必须包括被赋予散发、销售和乞求权利的所有其他组织,这种替代手段不大可能适当处理展览会场地大批散发者和乞求者所造成的问题。尽管规则有(限制)效果,被告受保护言论表达的替代论坛仍然存在。规则既没有阻止ISKCON在展销会场地之外的任何地方进行Sankirtan活动,也没有把ISKCON排除在展销会场地之外。其成员可以加入人群并口头传播其观点,ISKCON 还可以安排摊位,在展销会场地的这个位置散发和销售文献以及乞求资金。

   Brennan和Blackmun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禁止散发文献违反宪法。

规制必须满足重要的政府利益,政府利益不能被更少侵扰的限制所满足。一旦政府规制侵犯第一修正案权利,政府就要证明政府利益的有效性以及没有更少侵扰的替代选择。受到质疑的规制必须仔细调整以促进州的合法利益。防止骚扰的理由也不可信,不会出现“被俘听众”,因为人们可以拒绝游说,径自走开。防止欺诈不适用于不涉及金钱的散发文献。对于人流控制,与口头劝诱相比,散发文献不用对方驻足,对方可以稍后了解,因此更少人群控制问题;与销售文献和乞求资金相比,不用对方驻足交流金钱条款、找钱和付钱,找零头等。摊位规则是实现人群控制的过度侵扰手段。州可以在不破坏维持人群控制的情况下起草一个对散发文献权利更加严密界定的限制,如ISKCON所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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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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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法论丛》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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