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毅:“老上海”知青在兵团告御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4 次 更新时间:2015-12-08 2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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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毅  

   —《生命中的兵团》是一部由非兵团亲历者完成的有关兵团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分为上下两卷,共有三百多张图片,一百二十多万字。作者用近两年的时间采访黑龙江兵团历史的亲历者,在身份上涵盖各种人员层次,并查阅和收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在口述和文史两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以客观审慎的态度,把对人性的解读作为落笔重点,讲述了那一代知识青年在北大荒的种种生活经历。

   一纸御状告到了李先念那里

   “老高中”在兵团知青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和“文革”前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相比,他们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书本知识更多,还在于已经形成了自己思考和判断事物的一套方法,带着这一特征下乡的人,行动上具有更多的主见。因此,在学历普遍较低的北大荒人中,他们显得更不好驾驭。

   1师有一个北京“老高中”知青指导员告诉我:要把一个连队带好,你必须用好两拨人,一拨是连里的排长,一拨是老高中知青。只要这两拨人有了心气,认同了连队的管理,连里的人心才能稳定,活儿才能干好。

   我在上海接触了一些老高中的兵团知青。这些人当年因为年纪相对较大,被称为“老上海”。几十年过去后,和当年的小知青相比,“老上海”们今天在外形上普遍显得更老一些,对历史的评价也显得更为理性,不大喜欢把自己的兵团经历在“激情燃烧”和“蹉跎岁月”之间做简单归类。同时我也发现,兵团军人的理想化教育在小知青身上产生了更多的影响,而对“老高中”们却没有催生出多少化合作用。

   在谈到在兵团的经历时,“小上海”知青们喜欢谈苦处,而“老上海”知青则喜欢谈问题。前者的回忆带有更多的青春感受,后者的回忆则带有更多的政治印记。

   5师的“老上海”陆建东在兵团是一个颇为特殊的“激情派”知青。人家跟着领导奋发向上,他对着领导满怀斗志。而促使他和领导叫板的所有事由,都不与他的个人得失相关,他针对的是连队领导人的作风和兵团的整体管理,而他采取的方式也很特殊:一次次越级呈交“御状”。为此,他在50团5连得到了一个外号,叫作“老右派”。

   “老右派”陆建东的故事,显示出他鲜明的个性——认准一条路,就一定走到头。

   他说:“你问我‘老右派’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要‘砍红旗’!

   “我们5连是整个5师的一面红旗。当时兵团到处亏损,但我们5连年年盈余,而且逐年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连长孙贵有头脑有办法。他知道农业和副业要一起抓,养猪、养蜂、养鸡、酿酒……什么都干,而且都找最懂行的人干。

   “但是我们的指导员老郎(化名)不正派。这人是老职工,脑子好使,口才极佳,但作风败坏,和好多女知青和家属队的妇女都有两性瓜葛。兵团在抓干部作风时,有些知青找我反映指导员的问题,有的是受害者本人,有的是她们的男朋友。说指导员把女知青带到土豆窖边上,推下去就欺负。我气不过,写了份检举材料,和另外两个掌握全面情况的人一起,把老郎告到了团政治处。”

   陆建东告诉我:

   “想搞清楚郎指导员的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涉及的人很多,而相关人员和老郎的关系也不一样。要是我拿不出证据,就成了诬告,得罪了老郎和一批和他关系好的知青,以后在连里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有一点很重要。5连是50团的先进连,把指导员扳倒了影响太大,对兵团的工作不利。但兵团对迫害女知青的案子历来很重视,只要有人检举,就不会置之不理。团里很快派了一个工作组到5连来调查情况,组织股长老关、保卫股孙干事都来了。他们按照我们举报的十三个案例,按顺序一个一个地查。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了解此事的老职工老李变节了,他在工作组下来之前把我们举报的事透露给了郎指导员,精明的老郎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反调查措施。工作组的调查方式也有问题,他们只询问老郎本人,并不和受害人接触。我坚持要求工作组去找受害人做调查,这样就形成了工作组和检举人之间的情绪对立,这次调查最后没有收到任何实效。我一看这事情要不了了之了,坚决不答应,马上给团里和师里分别写了信,反映工作组有包庇老郎之嫌。

   “在此期间我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举动。1973年秋收时,连队的喇叭广播了李先念副总理对兵团的批评,说兵团的生产形势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连里广播这个消息,意思是说我们5连在兵团是反例,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我听了很反感,认为5连的干部中有的人烂掉了,我们不应该用生产效益这一俊,来遮其他的百丑!于是我在1974年初写了一份‘御状’,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并请他们转交李先念副总理。

   “同时我还给兵团写了信,寄给了兵团的鲍鳌副参谋长和5师政治部的岳春普副主任。在信中,我除了讲到5连干部的作风腐败问题外,还提出了一些在农业管理上的建议,比如:应该实行豆麦轮种,这样有利于地力的恢复;查哈阳水利工程在南北向打梗,应改成东西向……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别管人民日报和李先念理我还是不理我,兵团对我的这种做法不能不做出反应了。

   “从兵团到5师,再到50团,现役军人们都知道5连有个陆建东不是省油的灯,动不动就捅破天。很快,50团政委张锡令到5连来蹲点了。

   “张政委下连后,发现多数群众都站在我这一边,知道我不是在胡闹生事,而是代表着民意。他带来的工作组成员也是知青,知青调查迫害知青的案子很卖劲,他们从家属队开始调查,先找到了几个我列举出的受害者,其中还包括已经调到团政治处的一个秘书。在调查郎指导员的过程中,又带出了副连长老李迫害两个女知青的问题。

   “在调查期间,我被发配到山里去打石头,远远离开了连队。团里这次派来的工作组把事情基本查明白了。调查结束后,兵团对连里的这两个干部做了处理,副连长老李被判坐八年牢,指导员老郎的党籍和职务都给抹了,但是没有给他判刑。

   “张政委后来还在全团大会上表扬我,说这么长时间总有人说陆建东是‘老右派’,他的指导员有理,现在看事情不是这样的。但我对案子的处理结果还是不满意,觉得太不公平了,为什么罪行比李副连长更重的郎指导员没有坐牢?

   “这场是非虽然有了定论,但我也确实把团领导给吓着了。5连是兵团竖起的红旗,我到处提意见,迫使他们最后把两个连队领导都撸了。

   对上山下乡的反思

   有一些“老高中”说起兵团来,常以负面感受为主,比如才能得不到发挥,发展的机会被贻误。在同样的一段历史面前,陆建东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但他对新处境的反应是独特的。他想到的是如何改变环境,如何扭转风气,而且为此不惜代价。他对连队腐败现象的揭发,对工作组调查方式的质疑以及对解决兵团管理问题的建议,虽然不乏年轻人易冲动的特性,却代表了一种知青正气。在那个大众习惯于顺从或讴歌的特殊年代,陆建东显示的是另一种“老高中质量”,和颠覆正常社会秩序的“造反”迥然有别。

   在陆建东的抗争中,完全没有自我。如果从个人得失出发,陆建东作为一个连队报道员,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文采用于讴歌5连的成绩,以此换来更好的处境和前程。但他选择了揭露黑暗,指出问题。“老右派”的称号,其实是对他的品质的一种肯定。在那个年代,批评无疑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思想的独立性,对大局的批评式审视,对周边问题的揭露,这是在知青精神中极为罕见的一面,而陆建东代表的正是这一面。

   想到这里,我问老陆:“你在兵团不停地上书反映在基层连队看到的问题,在连里的日子不好过吧?”

   陆建东说:“压力是有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还不小。老郎这个人很精明。他文化不高,知青送给他张大千的画,那是国宝啊,这老兄给当窗户纸用了。但是他待人处事有一套,很会交朋友,和连里的一批知青关系处得都不错。现在他到几个城市转转,还受到热情接待,好吃好喝的。

   “我向团里检举他以后,得罪了一些战友。在食堂吃饭时,有的女知青过来往我的饭盒里吐口水。有一次我还挨了黑龙江知青的拳脚。我不怪他们,现在大家还是好战友。但老郎欺负女知青就不行,我就是要告倒他。在原则问题上我这人不懂得让步。”

   我说:“从这件事上,是否也能看出兵团现役军人的一个侧面?军人中有不欣赏你的,也有能和你沟通的,而且兵团对你的每次上书都是有反应,有动作的。在这些动作中,我看不出任何打压和迫害的味道,这应该是军人管理的一个正面体现。如果你处在‘极左’的农场运动环境中,我想你这么干的结果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陆建东会意地笑了:“是这样的。只是现役军人不常驻连队,很多知青看不到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有政治素养,也有很强的思想能力,特别是兵团这一级的干部。

   “从我的经历可以看出,兵团的军人对知青告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把他们归为一类肯定不切实际。张政委对我的表扬、韩处长和我的交流、鲍副参谋长的委婉拒绝、王副司令员的一言不发……反映出不同的军人在面对同一个‘刺头知青’时的不同态度。

   “我这人也有欠缺,性格方面和思考问题方面都有不足。比如王统副司令员来5连,明显就是因为我给兵团上书引来的。我熟悉连队,他洞察全局,如果我能对他尊重一些,和他推心置腹地谈上一次,一定会互相学到不少东西,可惜我没有做到。

   “平心而论,我没有因为‘砍红旗’受到本质性的打压。把指导员告倒之后,我被调到连队学校教书,以后又到三分场的中心学校教高中语文、历史和地理。

   “至于上山下乡,我觉得不管是说好好好,还是说坏坏坏,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去总结和研究。我深爱北大荒,爱那里的纯朴的乡亲。说起知青的经历,我觉得是我们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财富。不管我们现在是富裕还是贫困,是健康还是患病,事业有成还是一般般,我们每个人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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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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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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