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置身时代,作家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

——《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再辨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 次 更新时间:2015-12-08 2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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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 (进入专栏)  

  

  

   郭宝亮《面对现实,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文艺报2015/6/3,以下简称《面对现实》)指出:当代作家体验生活能力的缺失和思想现实问题能力的缺失,是他们面对现实生活、叙写现实问题的瓶颈。作家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应该去“拥抱”,去主动体验,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还要有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作家缺失思想力,作家应该学者化。

  

   该文又通过余华、贾平凹、刘震云这些“后拨”作家的分析,把当代作家的如是缺失的原因归结为,“当下的一些作家的基本生存状态,他们漂浮在时代生活之上,成为特殊的一群,享受着比较优越的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解决之道在于作家放下身段深入生活,于是《面对现实》强调“深入生活”,以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前拨”作家为样榜,对作家“深入生活”的精神内涵做出上述界定。于是《面对现实》呈示这样的认知:像这些前拨作家那样“深入生活”就会拥有“思想力”,创作出好作品。

  

   在一般意义上,《面对现实》揭示了当下的创作症候,也是对当下作家“深入生活”热议的回应,但联系上述前拨、后拨作家“深入生活”和创作的真实情状,《面对现实》却显现了粗略不详隔靴抓痒逻辑混乱的“短肋”,就是说,在力图指出当代作家“缺少了什么”上,《面对现实》也暴露了必须得到正视的“缺失”。

  

   二

  

   跟我们面对许多社会现象(包括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认知其实包含着“共识撕裂”(“各说各话”)一样,对相同名词命名的某种社会现象事实上却存在不同的、甚至南辕北辙的理解(比如莫言获诺奖的激烈争论,对获鲁迅奖作品的争论),《面对现实》谓之的“深入生活”同样如此。

  

   《面对现实》提出的“体验生活能力”、“思想现实问题能力”和“超越生活的思想能力”——在我简称为“三个能力”即思想力,以及它的“重提深入生活”,作家和读者的实际理解,各不相同。当然,有着不同的理解是生活的常态,我们不应当、也无须追求“千篇一律”,用一种模子一种口吻一把标尺去解释并理解某个“高见”。

  

   《面对现实》开出的正宗验方是,“像当年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一样,为了要写正在进行中的合作化运动而离开北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小说的写作获得第一手素材。”由是他们获得了“对生活穿透骨髓的生命体验”,而写出了好作品。用《面对现实》的话做阐述,就是为了要写正在进行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伟大时代”(一些批评家喜欢用“伟大时代”来强调某个时代的重要性),作家必须深入这种伟大时代的生活,获得第一手素材。显然,这种生活不是作家日常中自在自为、无条件置身其中的包括小我的生活,而是按时代布署(即主流政治要求)展开的富有“服务大局”意味的突现大我的生活,即具有主旋律意味的社会生活,如是才写出伟大的时代,才可能是好作品。换言之,作家要写大题材好题材,为伟大时代提供文学支持,不要以一己或小圈子的庸常喜悲编织作品。

  

   无数的文学事实表明,对时代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往往是作家自在自为的、无条件的生活——包括自己庸常喜悲的生活,创作灵感得以爆发,写作的动力由此产生,思想的力度得以呈现,而且他具有能深刻反思并超拔这种生活的能力,他写的“这一个”恰恰具有认识时代、社会、民族和人类心灵的高度。

  

   这里,《面对现实》所展示的“深入生活”——深层的生命体验——好作品的逻辑关系(说白了只是一种“倡导”),只是一种提纯了的创作可然律,并非必然律,因为在“深入生活”、深层的生命体验、好作品的认定及具体内涵上,有着复杂而深巨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在中国作家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且不说“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是“深入生活” 的一种,还有着无条件与有条件、短暂与长时段的区别,具体到特定的作家,由于其际遇和情境,肉身深入生活的层次不同,精神(心灵)层次的不同,至于“对生活穿透骨髓的生命体验”,跟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干部下乡方式”并不呈因果关系,就我自己下放12年的农村生活,我自己不会说、别人也不会说我在农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12年农村生活,于我是无条件的,唯一的基本生存环境,一切喜怒哀乐我必须面对和咀嚼,加上阅读文史哲的书,才使我获得深层的乡村体验,当然也是我的深层生活体验,故“超越性认知”、 思想力及艺术表达并不是“深入生活”就能解决的,还得在超越农村之外的精神生活(读书和思考)中获得;倘说在乡村生活就是深入生活,也存在思想向度问题——是为主流政治提供“艺术形象”(文学支持),还是写出自己有着独立思想见解的形象(民族和人类心史)。

  

   就是说,深入生活,作家依然存在“继续保持与现实紧张关系”和“缓和与现实紧张关系”的精神向度。

  

   《面对现实》褒扬性提到的柳青、赵树理、周立波,批评性提到的余华、贾平凹、刘震云,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深入生活的途径也不同,写出的作品更不同,余华、贾平凹、刘震云这些后拨作家和作品的欠缺,难道是他们没像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些前拨作家“深入生活” 所致吗?事实证明,这些“前拨作家”作品的欠缺,正是他们“深入生活”所凝固并显豁的,这就意味着,深入生活并没有解决其“三个能力”——在“外在律令”指引或胁迫下,“深入生活”有可能有意识地摒弃有价值的文学素材,而创作出一部虚假的作品,这样的文学实例还算少吗?

  

   因而,《面对现实》以厚以前薄当今作家的对比方式,浅尝辄止,其论据由于基础不牢而显现文章的空洞,所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缜密分析的,它着意强调的“三个能力”也就大打折扣,就连“深入生活”、“面对现实”这类关键词也显得笼统而乏力。

  

   三

  

   让我们回顾“深入生活”曾经的时代情境。

  

   年轻时候我读过柳青、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代表作《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知道他们都是写19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写贫苦农民实行合作化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必需性,其时地主阶级已被打倒(但无时不刻想复辟),富农和中农成了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的代表,必须贯穿阶级斗争(阶级话语)这条红线,丑化和打倒富农,争取富裕中农——每一次政治运动必得把一些人剔出农民队伍,稍后的浩然及其《艳阳天》等一系列作品正是柳青们的延续(《面对现实》不提浩然并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糟糕而严峻的农村现实跟这些作品所示的光明恰恰形成了反讽,这就证明他们“深入生活”也没有没有写出真正的反映民族心史的好作品。

  

   这些作家是在1960年代初阶级斗争理念升温的政治背景下创作的,其作品充斥着1960年代主流政治的脉动。拿李建军《被时代拘制的叙事——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李建军《大文学与中国格调》,作家出版社,2015,以后的相关引文均出自该文)的话,这类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就是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的观点提倡的“文学支持”,就必然艺术地突出当时主流政治所强调的灭资兴无阶级斗争的内容。

  

   当时柳青以县委副书记身份下乡,在农村住了很久,这就决定他以县领导的形象出现的,他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是相对于北京这样的城居生活而言,即使在农村,“三同”也是有条件的(如继续领会主流政治界定的农业合作化的实质,增强党性)。从他个人文学资源,苏联实行集体化小说《未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给他很大的激励,他深入生活是为了创作伟大时代的史诗作品,他这种文学抱负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是作家们源于时代服膺政治的一种选择和追求,有其文学正当性的一面,跟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现行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的“深入生活”(实为无条件生活)不可同日而语。

  

   柳青在“深入生活”之后写出的《创业史》,成色又如何?

  

   还是引用李建军的研究为证:“柳青的确不是一个具有批判的激情和勇气的作家,而《创业史》则因此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提供多少新鲜的信息和真理性内容”;“从语言能力和小说技巧方面,《创业史》无疑内蕴着值得挖掘的财富。在当代作家中,柳青的文学才华无疑是第一流的”;“总体来看,他对生活的观察力和认知力,都是很不成熟甚至很幼稚的,——他不仅没有从混乱的经验里分辨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反倒通过自己的叙事将它们给掩盖了。柳青按照他者的思想,预设了一个主题:‘全书要表现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修改自己的作品。”

  

   就是说,柳青如此深入生活,面对芜杂的乡村经验,并没有提升观察力和认知力,而是从既有理念出发,把活生生的生活内容纳入阶级斗争理念的链条,“缺乏充分的现实感、亲切感,缺乏对生活及人性的理解的和包容性……在宏观的、本质的意义上,他却不得不歪曲理解生活和表现生活。”

  

   这就告诉我们,深入生活之中之后,作家显现两种思想向度和思想力。在柳青,当然是他基于作品主题“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公有制,放弃个体私有制”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其实是他借鉴反映农业集体农庄的苏联小说,而不是基于他原创性的思想)。后来的社会进程和社会演变,恰恰否定了他的思想向度和思想力。这就表明,柳青的“思想力”其实是回应当时主流政治的艺术阐释能力,并非他基于乡村真实体验的思想力,深入生活并未让他产生真正的思想力。

  

   我以为,柳青第一流的语言能力,是他早年(包括童年)无条件的乡村生活打下的基础,他在阅读中善于领悟苏联文学的语言艺术。所以,有意识地深入生活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并不是起决定作用,并不决定创作主体能够回到当年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面对现实》提到了胡风这个观点)。

  

   1977年(经过“文革”)柳青冷静多了,开始清醒,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群众中间考验,再过五十年就没人点头。”这不正等于对他的“深入生活”效果的一种否定吗?

  

   四

  

   对于前拨作家,同样是深入生活,“三个能力”的呈现是不同的。分析过柳青,现在略讲周立波。

  

在写出《山乡巨变》之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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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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