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5 次 更新时间:2006-05-09 14: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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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瀛通  

  2002)。

  在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大幅滑坡的情况下,大部分地区为了年人口计划的达标而在统计中掺“水分”。因此,“水分”便成了人口计划达标的人为筹码与公开秘密。计划生育工作所走的这段弯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斥责“左”的东西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

  相对“只准”生育一个孩子来说,始于1984年的完善生育政策,虽使生育政策的可行性大为改善,但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偏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而在那些凡经批准又恢复执行“晚、稀、少”生育政策的农村,生育水平及相关指标不仅迅速恢复到了1980年水平,而且还创出了历史新低,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从未发生异常。

  1991年5月12日,在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偏紧、人口计划又难以完成的双重矛盾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实际人口控制能力出发,以远宽松于现行生育政策限定的出生人口量,求实地调整了20世纪末人口控制计划目标,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计划。显然,这是自1980年以来,最具求实意义的一项决策。

  然而,调整人口计划的实质及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未被逐级所认识。落实到农村家庭实处的具体出生计划,并未因人口计划的调整而有任何变动,偏紧的生育政策仍是惟一的准绳。

  在生育率越低越好这一偏颇观点的影响下,鉴于各地仍把执行偏紧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计划生育率”作为考核的内容,加之在省级以下的各级行政区,人口计划又普遍存在着下达不合理及不科学的考核、评比、排队等问题,从而导致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普遍都远远小于计划下达的出生人口数。如果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果真是这样,那么,国家实在是没有调整人口计划的必要。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逐级出于政绩考虑,普遍都是以考核的指标内容为依据,有组织地在其统计中“注水”。这种虚报的人口计划完成情况,因其所依据的是生育政策,所以就与计划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颇为近似,从而把本应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年人口计划,竟按偏紧的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而轻松完成。其“水分”之大,竟使在客观存在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内,理应出现的高峰这一必然人口现象也被“水分”淹没了,就是在其峰值年份也未见到一点出生高峰的踪影。显然,此间的成绩是被虚假数字过分夸大。这种自下而上的虚报,竟迫使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准确性,也大失水准且每况愈下。

  鉴于各地普遍顾虑在人口普查中暴露出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中的“水分”,故各种应付考核的对策使2000年人口普查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此次普查的低年龄人口仅以国家教委统计的相应小学入学人数作为参照,其间漏报数量要以千万计。无疑,这将给今后工作及其目标的制定带来了一大难题。

  始于1984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在持续了数年的缓慢加重而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生育水平才略显下降端倪。伴随着人为干扰胎儿性别的数量加速上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加剧,生育水平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较其之前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

  随着B 超仪的日趋增多及检测胎儿性别的逐步蔓延,流产女胎的数量同时也呈加速增长,从而使出生女婴比重本已偏低的问题日趋严重。本应出生的女婴因胎儿性别选择而流产,故大大减少了本应出生的人口数量。人口出生数量如此减少的这种变化过程,既是1984~1990年间,生育率在前期呈波幅变小,末期呈略微下降的主要成因;也是1991~2004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急剧加重,生育率明显下降的主要成因。至于极少数农村家庭为达到生一个男孩目的,采用“游击”方式生育的女孩之多,虽令人吃惊,但对整体生育水平来说却可忽略不计。据分析,以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失调为代价的2000年全国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子女数,最乐观的估计约为1.8~2.0.近年来的农村社会调查显示,虽然坚持要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比例较高,但要生有一男一女的家庭却仍占绝大多数。囿于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是,已有一个女孩的夫妻可允许计划生第二孩,因此,孕妇第一胎做性别检测的很少。即使第一胎性别检测为女,大多数也是生下这个女孩并如实申报,但对所生第二孩却非要等到胎儿直至检测为男性时才生;囿于生育政策不允许已有一个男孩的夫妻生第二孩,部分家庭为了再生一个,要么将男婴误报为女婴,要么瞒报出生。极少数所生两个及以上都为女孩的家庭,为了生有一个男孩,往往瞒报出生,逃避处罚,直到他们认为相关政策对己适宜时,才去申报出生。足见人为胎儿性别选择及流产女胎,既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并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的成因,也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远高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的成因。分析与近期的调查都表明,瞒报的男婴要多于女婴,甚至女婴还有可能多报,否则,就不合乎那些计划外生育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逻辑。因此,实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及低年龄人口性别比,只有较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高而没有较其低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顺延,年龄则从高向低顺延。2000年人口普查的全国低年龄人口性别比,从10岁的111.39至1岁的122.65,呈逐年龄持续显著上升态势,即随时间的顺延,呈逐年加速异常上升态势。据此可以推断:一是1990~1999年间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呈逐年加剧态势;二是2000年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因大幅低于1岁的性别比5.79个点而与其上升态势不符,合乎逻辑的是,其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1岁的性别比(122.65)。据此推算,至少要有30.28%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三是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全国分市、镇、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同理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各自1岁性别比114.95、121.42和125.49.据此推算,分别至少要有15.38%、27.90%和35.70%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然而,在男性偏好相当微弱或基本消失的大城市城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从未发生过失调。

  近期,对以持续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为代价或为主要成因所获取的低生育水平,务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代价既是酿成新人口问题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危险信号和警钟,也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仍然偏紧等问题的综合反映。

  

  四、出生性别比失调下的婚配年龄段婚配性别比问题

  

  一个人口在其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主要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年龄结构又相对变动不大的条件下,该人口的历年出生率必处于相对稳定而又无较大明显差异的状态。因此,由历年新生人口构成的各低年龄人口,其数量间的差异必然也相对很小。若在此条件下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重度地升高性失调,就必将酿成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凸现出女性人数的相对短缺,危及此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平衡问题。这无论是从以人为本、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方面考虑,还是从影响未来家庭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考虑,都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

  20世纪80年代的低年龄分性别死亡水平,因早已降至相当低且变动又小,故可将低年龄段的各分年龄性别比作为近似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即使从1984年开始,有了胎儿性别选择与人工流产女胎的影响,仍可以照样近似地使用。鉴于此间历年的人口出生率波幅较大,其所生成的分年龄人口势必其间差异也较大。因此,即使20世纪80年代的若干年份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程度的失调,但在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大于女性3岁左右的婚龄差条件下,进入婚配年龄段内的分年龄男女人口绝对数差异,恰好对此婚配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比起了一种平衡调节作用。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及其失调程度,不足以构成其婚配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比失调。因此,中国在2010年前,进入婚配年龄段的人口不会出现婚配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上述结论清晰地告诉我们,历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其进入婚配年龄段的婚配性别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所谓“婚配性别比”,是指婚龄青年性别比,也泛指第三性别比。不同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并不等于其进入婚配年龄段后,相应婚配年龄段的婚配性别比也失调;进入婚配年龄段的人口,其婚配性别比正常与否,关键取决于进入婚配年龄段动态变化的总计人口分性别结构是否匹配,而不取决于各相应年龄在出生时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比是否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人口在一定时期内的出生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不同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由不同年份出生人口中的男婴数与女婴数之比。不同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所代表的分性别出生人口绝对数是不同的,其间差异或大或小或基本无差异。婚配年龄主要涉及的是一个主要初婚年龄区间或称主要初婚年龄段,而不是同龄男女人口数的一一对应。因此,婚配年龄的性别比正常与否,关键是在主要初婚年龄段内总的男女人口绝对数是否匹配,而不是其各分年龄人口的性别比是否正常。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升高,使不少人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即当这一批人到了婚配年龄时,将有相当数量的男性找不到配偶。如果这样,即使同年出生的人口,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6~107的值域范围,在历经死亡变动到了初婚年龄时,若其尚存到初婚年龄的人口其性别比为105~106,那么,同龄人口的婚配也将有5%~6%的男性成不了婚。以此类推,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男性成不了婚的比重就越大。由此可见,在远离非稳态人口条件下,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来推断未来婚配性别比失衡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只要婚配不是在同龄人口中进行,就必须考虑分年龄分性别的结构差异,即必须考虑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绝对数差异。因为婚配性别比不同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因此,不可将其等量齐观,简单化之。

  目前多数业内人士都是以历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否正常,来推断其相应进入婚配年龄时的婚配性别比是否正常,这种推断是不正确的。因为人口出生率在持续波幅较大与波幅较小条件下,所生成的历年0岁人口数量差异大不相同,而这种数量差异的大小,可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失调的条件下,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既有产生婚配性别比失调的一面,也有不产生失调的一面。因此,简单的以某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来定论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的婚配性别比也一定失调,显然是要出问题的。

  若历年的人口出生率波幅较小,那么,相应所生成的历年0岁人口间的数量差异也较小。在人口出生率平稳或变动较小的条件下,鉴于历年0岁人口间的绝对数差异不大,若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那么,相应所表征的男女绝对数差异,在其婚龄差区间,就不足以对其婚配年龄上的男女数量起平衡调节作用。所以,出生时的性别比失调,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其婚配性别比也失调。可见,在人口出生率平稳或变动较小的时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则基本决定了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的婚配性别比也失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历年的人口出生率波幅都较小。在此条件下,绝大多数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的结论错误,导致了主管部门的误断及决策问题上的失误。这种失误,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严重性,既给予了淡化又给予了否定。因此,麻痹了人们对其关注及重视,延误了对它的及早纠正。这即使其后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进一步加剧,也使约在2010年以后才开始逐步显现的婚配年龄段婚配性别比失调,在一段时期内将呈逐年加重态势。至于是否因此而一定会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根据历史的经验现在还不能武断地做出肯定的回答。目前只能断言的是,不可低估因此问题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当然,对持续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纠正得越早,未来相应所受其害的持续时间及所付代价也必然相应减少,反之就增大。

  鉴于有可比性的缘故,笔者采用联合国曾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上限为107,作为推算依据,以中国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中相同出生队列性别比较高值为选取对象,并将其近似地视为历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这样就可留有余地地推算出因胎儿性别选择而流产的女胎数。结果显示,因流产女胎使本应在1984~1990年间出生的女婴短缺了约230万,年均女婴短缺数量约为32.86万;使本应在1991~2000年间出生的女婴短缺了约1026万,年均女婴短缺数量约为102.6万。1991~2000年的年均女婴短缺数量,不仅远高于1984~199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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