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一些学者终于提出了哲学“范式转换”的主张（注：参见《哲学动态》1998年第12期高清海、徐长福《力求哲学范式的尽早转换》一文。）。“范式”的转换，是最根本、最深刻的转换，它意味着断裂和新生，意味着新的意境和天地。它的提出，表明哲学工作者在经历了以“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变革”、“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注：指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兴起以及对各种具体哲学问题的研究。）等为主要标志的探索阶段之后，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达到了一种新的自觉，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范式转换”的提出，意味着旧有理论范式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已处于危机之中，因而需要一种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取而代之。那么，这种要确立的新的哲学范式究竟应以何者为基本主题？这一问题直接决定范式转换的方向和目标，事关范式转换的成败。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推动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 范式转换的主题与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定位
哲学从来就没有永恒的、不变的“主题”，哲学的主题总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并在一定的参照系中才能凸显出来。因此，要确立哲学范式的基本主题，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我们究竟应依据何种参照系，来规定新“哲学范式”的基本主题。
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的任务在于以一种超验的实体主义方式去一劳永逸地捕获世界的“最终奥秘”和“最后真理”，因而哲学理论体系本身即具有充分的自足和自恰性，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确定哲学主题的参照系就在理论体系自身，即以理论体系作为自我参照。与此不同，现代哲学所获得的最为重大的洞见之一即在于：哲学从来就不是如传统哲学所自诩的那种自足的封闭系统，它总是先行存在于对人的生存活动和生存状态的领悟之中，总是生成和发展于一定的生活“场域”之中并受着这一“场域”的制约和规定。生活世界和生活实践构成了哲学的起点和归宿，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是人的生存方式决定哲学的思想方式和言语方式而决不是相反。在此意义上，确立哲学主题的参照系就不再是封闭的理论体系本身，而应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状态和生活实践的要求。
现代哲学所提供的这种思想方法，对于我们明确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具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此出发，我们将可以自觉意识到：中国哲学范式的转换，最深层的根据在于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转换，正是中国人生存方式转换的历史要求，才内在地使得哲学范式转换这一理论课题“应运而生”。因此，要确立中国哲学范式的基本主题，就必须以对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自觉领悟为前提；不是某种纯粹的逻辑规定，而是中国人生存方式所处的历史方位，构成了中国哲学范式转换最为根本的参照系。
于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历史方位究竟如何，中国人生存方式究竟提出了何种变迁要求，便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而凸显出来。
抛开各种纷芜繁杂的话语喧嚣而直面事物本身，我们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根本主题就是迅速地从封闭、消极与充满惰性的传统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中摆脱出来，确立起一种现代性、世界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伴随着鸦片战争，中国人的生存被“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陌生环境之中，面对此陌生的环境，传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已全然失去了应对的能力，因此，走出自然经济社会所形成的沉重而落后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实现从传统生存方式与生活世界向现代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的转换，便成为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课题。100多年过去了，虽然历经坎坷， 但它始终是中国人尚未完成而不可回避的中心主题。这即是说，实现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构成了中国人生存方式变革的核心环节和基本定位，“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仍然是潜存于中国人生存方式中最为深层的内在矛盾。
中国人这一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背景，构成了我们思考哲学范式时须臾不可脱离的“语境”和“生态”，也构成了我们确定哲学范式转换主题的参照系。以此为参照，哲学的自我定位、哲学的理论立场、哲学的理论功能、哲学的话语方式等立即获得了十分坚实的基点和明晰的思路，问题的提法于是变成这样：为了实现中国人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的现代变革，哲学究竟能贡献些什么？也就是说，以此为参照，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即可得到明确的确定：那就是建构一种与中国人生存方式的转换和生活世界的提升相适应的“现代性哲学”，从而使哲学真正成为一种内在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并提升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思想力”，简言之，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建构”。
二 确立真实的人的形象——“现代性”的哲学意蕴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质疑：把“现代性”的建构确立为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岂不是完全无视“后现代”社会来临的趋势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铿锵激越的批判和解构之声？
我们认为，把“现代性”的建构视为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恰恰是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旨趣作了充分考虑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国内哲学界在理解后现代思潮的时候，经常过多地看到它与现代性的断裂性、否定性的一面，而严重忽视了它与现代性之间深层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即在于它们共同地对“真实的人的形象”的追求。
我们认为，“后现代”并不是与“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利奥塔说得好，后现代不是在现代性之后的一个历史实体，而是对现代性前提和现代性资格的审理，真正的现代性本身总是“包含着一种超越自我而变成非我的冲动……，现代性从本质上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注：利奥塔：《重写现代性》，《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 期。）。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和冲动把二者内在地贯穿起来，那就是启人之“蒙”，把人从种种形而上学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使之摆脱不成熟的依附状态。从而真正实现“人以人的方式来生活”，并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这即是说，在确立“真实的人的形象”这一点上，二者有着完全相通的追求。
具体而言，这种“真实的人的形象”至少有如下三重基本规定。
首先是对人生命的“矛盾性”的自觉澄明。人的生命不是单一、线性的存在，而是一个由自然性与超自然性、感性和理性、受动性与创造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生和死（存在和非存在）、现实性与理想性等多重矛盾关系所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生存的二歧”或“生命的冲突”乃是人生不可回避的事实真相。传统实体论形而上学把“矛盾性”理解为无能和软弱，于是掩饰和回避人的“矛盾性”，把人肢解成或“神”或“兽”的单一实体，便成为它根深蒂固的思想倾向。这种对人矛盾本性的知性割裂，使人成为了最终可告别人性摩擦、可摆脱生活纷扰的、然而在现实中却永远不可能存在的虚幻的人。其实，人的矛盾性所意味着的恰恰是人现实生存的具体性。只有承认人的矛盾性，那些企图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生活和世界，把人一劳永逸地带入完善结局的终极实体和超人力量，才失去了存在的余地。人将直面自身的矛盾本性，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生命的各种矛盾关系之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张力，从而使人真正脚踏大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其次，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坦然态度。每一个人的知识、力量乃至生命都是“有限”的，他总是生活在历史、自然、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场域”中并受到这些关系的制约和规定。因此，没有谁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统治自然、控制他人，而总是与世界、与他人有着一种“共在”、“共生”的关系。近代主体形而上学把人从他所处的世界中割裂开来，使之膨胀成“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把人抬得很高，但由于它遗忘了人的“有限性”，结果使人成了“孓然一身”的抽象“超验主体”和“与世隔绝”的孤独幽灵。而实际上，人是一个“有死的存在”（海德格尔），是一个“历史的现实，而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永恒的存在”（福柯），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中“非统一的、多元的存在”，只有坦然地面对这种人的“有限性”，人才能自觉地抛弃“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妄，切实地为自己的言行承担起责任，以一种开放的宽容理性的态度处理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并真正珍视和尊重每个人的个性、独立人格和生命价值。
再次，便是对人“自由性”和“超越性”的高度自觉。传统哲学把“自由”、“超越”与“矛盾”和“有限性”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否定后者才能肯定前者。它没有认识到，承认人的“矛盾性”和“有限性”并不意味人的消极无为，恰恰相反，只有坦然面对“矛盾”而“有限”的人生真相而不“自欺欺人”，人才能脚踏实地走上追求“自由”和“超越”之路，承认人的“矛盾”和“有限”正是人不断超越和创造的前提和基础（若象上帝一样达到了完善和无限，人也就失去了自由超越的必要）。真实的人的生命总是在有限中寻求自我超越的空间，在矛盾中寻求矛盾解决之道并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中实现生命的跃迁；无视人的“矛盾性”和“有限性”的“自由”和“超越”，只不过是一种无根而虚假的“自由”和“超越”。在这一点上，“现代性”追求与启蒙精神有着完全相同的旨趣：那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懈地确证生命的主体性和体验生命的自由感。
“矛盾性”、“有限性”和“自由超越性”构成了真实的人的形象的三重基本规定，因而也构成了“人的现代性”的基本规定。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还是理论视野中，这种“真实的人的形象”始终处于隐而不彰之中，因此，以一种反思意识的形式，解除覆盖在人的存在身上的重重遮蔽，为确立这种人的真实形象提供思想的力量，就成了哲学最迫切而艰巨的使命。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不顾具体语境、极力主张“超越现代”和“解构启蒙”的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在把从未存在的东西宣告为已经过时或根本不应存在，因而与那种掩盖和回避人的真实形象的“前现代”哲学有着本质的同一性。
三 “现代性”的建构——哲学融合的重要汇合点
在展望哲学研究的未来前景时，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融合将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的确，不同形态的哲学的融合必然会成为中国哲学范式转换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要使这种融合不流于“外在的结合”和“牵强的比附”而真正成为一种“内在的交融”，首要的事情是寻找到一个真实的汇合点。我们认为，“现代性”的建构正是这样一个汇合点。
首先，“现代性”的建构将为三者提供可资对话和汇通的“公共空间”，从而使它们的融合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像异质的存在要实现充分的融合，关键在于发现某种共同的“介质”或“粘合剂”一样，不同形态的哲学要实现富有成效的融合，关键在于找到某个可以进行内在沟通的“话题”。“现代性”的建构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话题，无论是在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西方哲学中，“现代性”都是它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对“现代性命运的解剖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关怀，“现代性的确立、否定和重建”纵贯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整部西方哲学史。因此，从“现代性”这一共同“话题”出发，三者的对话获得了一个可“兼容”和“共享”的“公共空间”，获得了一个可广泛对话的辩证中介和共同“视域”，从此入手，三者的融合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更重要的是，“现代性”的建构还为三者的内在融合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主题意识”。毫无疑问，哲学的具体融合可以在多个层面展开因而具有“多元性”的特征，但是，这种“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多中之一”的基本主题，并不表明哲学融合是完全散漫的“无主题变奏”。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人特殊的生存方式定位，决定了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的基本主题将是“现代性”的建构，这一点决定了作为哲学范式转换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融合也理所当然应以“现代性”的建构作为其基本的主题。以“现代性”的建构为主题，哲学的融合将获得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通过融合和对话，去创造一种“现代性”的哲学，它能真正成为内在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生活不断跃迁的真实力量。
最后，“现代性”的建构还将规定哲学融合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所要遵循的基本思路，从而使三者之间形成互相补充、彼此启发的良性互动关系。以“现代性”的建构为轴心，哲学融合就将围绕着如下三大课题展开并由此而形成自己的基本思路：（1）对传统的理解， 只有理解自己，才能超越自己；（2）对现代性的理解， 旨在使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获得批判的、世界性的眼光；（3）对传统和现代性关系的探究，以使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保持动态、开放的健康关系。很显然，在这三大课题的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三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又服务于共同的目标（即“现代性”的建构），既有不同的侧重又保持着内在的思想和意义联系，从而使这三者形成为一种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沿此思路，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融合即可得到充分而有序的展开。
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融合中，“现代性”的建构的确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汇通点。从此出发，三者的融合将避免外在化、表层化等缺陷而真正成为内在的、深度的、建设性的融合。这样，将能产生创造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