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园晨:迂回曲折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红帽子”企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2 次 更新时间:2006-05-06 2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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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园晨  

  

  「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我国“红帽子”企业产生的历史背景、类型、作用、功过以及“摘帽”中的曲折,提出要历史地看待和处理“红帽子”企业,最后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分析了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民营经济/“红帽子”/企业

  

  一、所有制歧视迫使企业不得不戴上“红帽子”

  

  “红帽子”企业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而在中国却一度曾大量存在,探究其原因,是在所有制歧视下被迫采取的对策。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已经从消灭私人经济的政策转变为容许其存在和发展的政策,但当时只容许个体经营,对雇工超过7人的大户便不给进行工商登记。1988年后方取消这方面的限制。

  由于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或其他原因,私营经济在政策环境上与其他经济成份不能相比。它比不上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有种种优惠,私营企业多半没有;鼓励外资企业出口,私营企业出口要经过外贸部门。私营经济的政策环境也比不上公有制企业,例如私营企业要从银行贷款就十分困难,而不得不搞所谓的“体外循环”。私营经济在解决场地、能源方面,有些地方就困难重重。至于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在“登记条件”方面的限制,有些地方的土政策就更多了。在税费负担方面,私营企业的所得税、调节税比乡镇企业高。有些地方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除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缴管理费之外,还要向乡镇企业管理机构缴费,而乡镇企业只缴一头费。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曾和零点市场调查公司连续三年进行过三次私人经济的问卷调查,调查中反映了私人经济外部经营条件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在1992年的调查中,私营企业反映其排在前七位的问题是:贷款难、舆论偏见、企业发展基础条件解决不易、税负过重、乱摊派负担重、国际化经营条件差、产品销售渠道人为阻隔;在1993年调查中,居于前七位的问题是:贷款难、税前列支项目不合理、乱摊派严重、舆论偏见、吸引人才难、企业发展基础条件解决不易、职称评定等问题难以解决;在1994年的调查中,居于前七位的问题是:贷款难(22.31%)、吸引人才难(9.72%)、各种摊派繁多(9.63%)、解决经营场地等基础经营条件难(8.98%)、社会舆论偏见(7.31%)、税前列支项目不合理且税负重(6.67%)、缺乏有效的信息渠道(5.70%)。

  私营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有的并不是来自于上面,而是来自地方上的土政策,来自多少年来形成的对私营经济歧视。中央有的文件曾提出过要“平等竞争”,说明上面的思想是明确的,不能搞歧视。但是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上面说了的下面可能不办,当然,说比不说要好,但是要真正创立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实践上不对私营经济有任何的歧视,不进行几次彻底的清理,不认真地抓一抓,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正由于中国私人经济发展所存在的特殊环境以及发展中面对的种种困难,因此,有相当多的私人企业以“红帽子”企业的形式出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特殊产物。

  明明是生产资料属于私人(一个人或几个人),却偏偏愿意上缴一定的管理费用,找个公有经济单位来当“婆婆”。这是因为对私人经济曾经有过理论偏见,政策歧视,不论在企业登记领照、经营场地、申请贷款、产品销售渠道、吸引人才以及应付各种摊派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与困难。找个“婆婆”,以“国有”或者“集体”的名义戴上顶“红帽子”,在政治上有了保护伞,办起事来比较容易,可以享受到某种优惠。故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红帽子”企业,其实际数量虽然并无统计,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估测一般要高于已登记的私人经济,有的地方甚至高出几倍。

  “红帽子”企业有以下几种类型:(1)挂靠型。个体私营企业为了找个“婆婆”当依靠,挂靠在某个单位或者企业名下,领取集体营业执照,但挂靠单位对资金和生产经营一概不管,实质上仍是个体私人经营。有的行业明文规定不许个体私营企业经营,但通过挂靠,实际上也开了口子。

  (2)出租、转让营业执照型。有的主管部门办好集体营业执照,然后将企业或者营业执照发包或者出租给个人经营,主管单位除收取承包金或租金之外,其它一概不管。

  (3)“假合作”型。由于个人集资兴办的合伙企业,在政府或其它部门的推动下,以“合作制”等名义按集体企业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但并未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制度进行管理,也未提取公共积累,实际上仍是私营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拉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其原因很复杂。观念转变的早和迟,政策放宽的先和后,也是重要原因。不过,东部地区虽然得风气之先,私人经济发展仍有着客观上的障碍和主观上的顾虑,仍纷纷以“红帽子”企业形式出现。深圳市数以千计的国有企业和大量的内联企业,国家并没有给多少投资,很多企业是凭挂靠单位的一封证明和任命,由企业创办人去筹借资金、寻找场地、选择经营品种、开拓销售渠道,经历了艰辛的创业过程。故而,在和深圳的企业家接触中,很多企业家认为深圳的公有企业有着不同于内地企业的特殊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归入“红帽子”企业的类型。至于浙江温州,一度曾经放手发展私人经济,但后来遭到各方面的指责,于是又改制为乡镇企业或者股份合作制企业,使工商登记中的私企比重大幅度减少,这是又一种“红帽子”类型。

  “红帽子”企业是在对私人企业实行政策歧视条件下的畸形现象,其存在的普遍性是很值得关注的。早在1989年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担世界银行委托的中国乡镇工业课题时,曾对江苏、浙江、广东等乡镇企业发展快的省市进行访问调查,即发现调查户中1/3以上的企业是挂乡镇企业牌子的私人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及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联合进行问卷调查,1993年时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认为“红帽子”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为50%—80%,1994年对360户私人企业调查时有50%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上述比例大致在30%—50%之间;1994年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同年浙江省东阳市有关部门统计,属于假集体的私营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在70%以上。

  

  二、“红帽子”起到的作用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相应的利益驱动。“红帽子”现象是由给“帽”和戴“帽”者的利益结合而组成的,双方都能从其中得到实惠。它的作用是:(一)政治上的“安全帽”。的确,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的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政治因素。中国一直是个君权大于私权的国家,从“层层投靠”的官商胡雪岩到19世纪50年代“隐姓埋名”的民族工商业者,无论其兴衰、其荣辱、其沉浮,概莫能外。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经济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即使在党的“十三大”肯定了它存在的合法性后,直至今天仍处于不同程度的受歧视状态。尤其是本世纪50年代初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连个体小业主都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此后历次运动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连子女都受影响。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昨日的伤疤依然刻骨铭心,私营企业主还能不为这个“怕”字转而寻求保护从而戴上“红帽子”吗?可见,促使红帽子假集体形成的思想基础,在于长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得人们对私营经济心存疑虑或有偏见。在这样的心态和思想驱使下,社会习惯势力不愿看到个体私营经济过快过大地发展,而个体、私营经济在社会偏见和自身认识偏差左右下,也不愿大摇大摆地发展,只得躲躲闪闪换一种“活法”,在夹缝中自导自演自己“小本交易”的角色,于是,私营企业与集体给帽者之间便有了“共同语言”。

  (二)经济上的“优惠卡”。个体、私营只要套上假集体的红帽子,有面子、有牌子、有路子(集体铺就的经营路子),不仅可以利用集体的名义优先获得生产要素上的好处,享受到集体企业贷款、征地、用电、用水等方面的优惠待遇,而且还能利用集体的“围墙”,为“合理避税”、“巧妙躲费”等找到保护伞和通行证,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额外利润。因此,“哥俩”好得难舍难分了。

  (三)额外负担的“避风港”。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个体、私营经济在享受各项政策上与国有、集体经济处在不同层面上,如果套上一个“集体”牌子,各项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等)便能堂而皇之地享受。另外,由于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等不良现象的蔓延,也使个体、私营企业急欲寻找集体的避风港,使税费矛盾得以转嫁或逃避。对于集体单位也有政策用足用活的问题,不仅可以利用到国家给予的新办企业的优惠政策,不用白不用,而且还能因为新增加了投入(实际是个体、私营投入)、增加了产值、增加了少量职工福利,能为集体和干部政绩增光添彩。

  (四)地方政府回避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由于受长期极左影响,政府部门不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抓起个体、私营企业来总不如抓国有经济、抓城镇集体经济劲那么足,或多或少有怕担风险的想法。从地方政府方面看“假国营”、“假集体”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部分,发展越快,效益越好,政绩就越突出。相反,私营发展了,人们就越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害怕犯错误挨整。在北方的一些县、市存在这种思想较严重,就连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南方也时时有这种想法。南方的温州,地方政府领导总是担心自己地方的非公有制成分占比例大了,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会不会影响对自己的看法?当年他们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担惊受怕,心态并不平稳。同时,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给出一顶“红帽子”并不需要自己支付“制帽成本”,而个体私营企业上交的“管理费”则成了纯而又纯的“小金库”,加上若再能解决几名职工就业分流和工资分流,给帽者更是求之不得。

  

  三、成功和失败的对照

  

  对于“红帽子”企业的发展和成功的缘由,存在着种种争议。有人认为这全在于“红帽子”所获得的优惠。对于此种论述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这些年来官办企业的失败。

  早在80年代初为解决城镇待业青年就业问题时,广开就业渠道的措施中重要一条,就是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厂矿企业等公有单位兴办劳动服务公司,街道、居委会办工厂、大学、中学、小学办校办企业。究竟办了多少劳动服务公司之类的企业,没有统计数字可供查询,但当时几乎所有单位都办,而当时青年人的就业选择,多数认为到劳动服务公司工作比当个体户光彩,所以也曾经火了一阵子。但是,这类企业的机制不同于戴“红帽子”的私人企业,市场意识弱,经营管理中官气重,服务质量差,做得好取得成功的像“娃哈哈”,那样的校办工厂是极少数。高校办的高科技企业有相当出色的,但最初办的劳动服务公司、校办工厂等多数因亏损以及就业压力的减弱而停办。

  不过,官办企业的现象并未消失。从1984年起,刮起了一股大办公司风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公司热席卷了几乎每一个角落。一时间,办公司成了改革开放的同义语。党政部门办公司,工厂办公司,机关办公司,学校办公司,群众团体办公司,就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成千上万的公司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仅从1984年到1985年一年里,全国经正式注册的各种公司就达30多万家,北京市在不到一年内发展6740家。这些公司多集中在商品流通领域,经营业务为转手贸易,实则倒买倒卖。随着公司的兴起,形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新的社会身份群体:“官倒”。“官倒”的出现成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大赘瘤。他们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以及物质控制权力同金钱畸形地结合在一起,开始在商品还颇为短缺的中国市场上兴风作浪。他们的经营范围无所不包,从消费物资到生产资料,从出口批文到高级轿车,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他们只消拿着名片,提着公文包,守着电话机,凭着一张执照、一个账号,在一次倒卖中便能获取骇人听闻的财富。倒卖活动使物价飞涨,市场失控,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官倒”的出现对刚开始形成而且还很脆弱的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官倒”现象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

  为了遏制这股风潮,198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及其子女、配偶经商和办企业。同时,在全国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展清理公司运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全国公司由30多万家压缩到18万家。北京市的公司减至3586家。但是,这一成果刚刚公布,从1986年底到1987年,全国公司总数又直线上升到36万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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