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从伦敦到北京:中英雾霾治理的比较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8 次 更新时间:2015-12-03 23: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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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德  

  

   中国雾霾的成因与治理的挑战

   如今中国除了令我们自豪的世界第二经济总量大国、世界制造业大国之外,涉及100多个城市的2013年雾霾天,也在提醒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能耗大国、第一碳排放大国。2014年1月9日中国社科院首次在北京发布《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环境竞争力在全球133个国家中仅排在第87位,意味着加强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环保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专家表明,2013年席卷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强霾污染物,是英国伦敦1952年烟雾事件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并叠加了中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中国雾霾的产生是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双重作用,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同时存在的一种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现象。导致雾霾产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大量的工业废气、汽车尾气以及建筑扬尘等。

   来自宏观经济结构的原因:能源消费总量大,消费结构不合理。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09年至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从30.66亿吨标煤增长到36.23亿吨标煤,年均增长2.1亿吨标煤。目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也严重不合理。首先,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商务部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煤炭及石油的消耗量分别为35.2亿吨和4.92亿吨,双双位居世界首位。从表2中也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年来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和原油的消费比例占绝对主导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能源消费。其次,高耗能和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比重不断上升。从全球饱受雾霾天气影响的国家的情况来看,雾霾污染主要集中在工业化阶段的中后期,而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个时期,规模的工业发展与高耗能产业分不开,这些产业不仅能耗高,污染也严重。2011年,中国工业部门耗能量246440.96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约为71%。2012年六大高耗能行业④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5%,能源消耗量更大。同时由于受限于能源技术水平,能源利用率低,进一步加重了能源对空气造成的污染。

   来自生产领域的原因:工业废气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升高。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工业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年来工业增加值约占GDP总量的40%左右,2012年工业增加值为19.97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48%。工业废气是当今世界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工业废气中的有毒、有害成分主要有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类物质,其中对人体和自然环境最具杀伤力的是二氧化硫。2012年,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硫约为2117.63 万吨,烟尘、粉尘为1235.77万吨,全国治理工业废气共投入资金257.71亿元。同时,2012年中国化石燃料排放量居世界第一,占比总排放量的27%,超过美国14%的占比,碳排放增长了5.9%。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仅影响气候,更对空气污染产生直接影响。

   来自消费方式的原因: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提高,汽车尾气加重空气污染。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以汽油、柴油为燃料的农业机械和汽车的保有量迅速增长,尾气排放成倍增加,令可吸入细微颗粒物以几何数级上升,是造成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据《2013年三季度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统计分析》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49亿,与2012年年底相比,增长了3.6%,其中私家车保有量已达到8507万辆,是10年前的14倍。车辆的急速增长不仅使道路出现拥挤,更促使一氧化碳、碳氢化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明显增大。中国科学院“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北京地区,机动车尾气为城市PM2.5的最主要来源。据有关数据显示,尾气对北京PM2.5的贡献率高达20%~30%。尾气污染逐渐成为部分城市雾霾天气的主要推手,对人体健康及城市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

   来自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原因:粗放式、跃进式城镇化与大城市病。中国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片面追求快速城镇化使得一些特大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人口压力过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环境污染、居住拥挤、交通堵塞、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凸显。一是片面追求大城市,高速城镇化,使我们走了一条高能耗、高污染的城镇化之路。根据有关数据分析,城市规模越大人均消耗的能源越多,一个农民转变成城市人,平均能耗将增加3~5倍;如果直接进入大城市生活,尤其是特大城市,能耗将增长5倍。大城市是全国能耗和碳排放的大户,以北京为例,2012年的常住人口已达到2069.3万,全市能源消费量7177.7万吨标准煤,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0.436吨标准煤。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高耗能、高污染程度将不断加深。

   二是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建筑扬尘,加速雾霾形成。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正在迅猛地“长大”,来自卫星遥感图像的数据显示,整个国家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2倍以上。2000~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筑工地扬尘导致PM2.5的大量产生。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壤尘对北京地区PM2.5的贡献率为15%,在秋冬季节,来自建设工地的浮尘和街道的再悬浮尘是土壤尘的主要来源。2012年中国建筑业增加值35459亿元,比上年增长9.3%。而大部分施工单位环境意识淡薄,环保技术水平落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施工现场缺乏严格有效的管理,使得建筑施工扬尘大范围飘散,对城市空气环境造成较大污染。

   表3

   表3

  

   由雾霾事件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检讨与反思

   中国要走出西方式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治理思路,不仅要找到造成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还需要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探索造成迷雾的深层原因。

   反思之一:中国经济增长陷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困境。雾霾天气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区域,但却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城镇化模式等系统整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西方承袭而来的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大城市的雾霾天,还有最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大面积的水中毒、食物中毒等问题。目前中国75%的地表水被污染,64%的地下水被污染,37%的土地面临风沙威胁。雾霾天气和水污染使我们付出了生命代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该报告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

   当我们为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实现经济高增长而自豪时,不要忘记经济学的另一个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惜以环境代价、生命代价而获得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至少笼罩在雾霾中的全国100多个城市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黑色的GDP。而且,需要向全社会提出警示的是,2013年我们遭遇的雾霾天,只是我们为这种先污染后治理、高能耗经济增长模式付出代价的开始。环保部对中国环境监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未来将会进入环境事件的集中爆发时期。

   反思之二:GDP主义的增长成为目标迷失的增长。当我们已经陷入经济增长成本大于收益困境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不惜牺牲环境和国民幸福追求GDP增长?因为,现代GDP经济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前提和逻辑上:经济增长必然包含了国民福利的增长,所以,如何生产得更多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这个逻辑可以成立。当物质贫困是社会发展最短那块桶板时,经济增长就等于国民福利的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GDP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其负福利效应比正效应还要大。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处在这个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形成的分叉点上。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感受最强烈、承受这个成本的是社会民众。如果说2013年雾霾天气的出现,是老天对带毒经济增长的警告,其实2010年以来国内频繁发生的当地居民抵制政府上污染项目事件,也说明对于GDP的增长,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出现了认识的差异。2012年短短四个月,全国接连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据环保部披露,自1996年以来,这类事件以29%的年增速出现。面对这样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反思经济增长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国民福利的增长和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在今天的GDP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目标变成了就是GDP本身。

   反思之三:中国继续走西方式污染转移之路已经行不通。今天的中国与60年前的英国虽然遇到的是同样的雾霾事件,但由于发生在两个不同时期,由此决定了英国可以走的治理道路,而今天的中国则无法走下去。因为,当今中国雾霾污染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在世界环境容量已经饱和,没有承载空间的情况下出现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40年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WWF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我们使用的资源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50%。地球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生产人类一年内消耗的可再生资源。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这个数字会增长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雾霾天所暴露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标准,继续追赶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行不通。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发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标。

  

   外部防范与内生治理相结合的中国治理之道思考

   覆盖中国100多个城市、涉及6亿人口的雾霾问题,意味着环境污染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中毒病症,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如果不能遏制,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系统带来巨大的代价,是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短期内的遏制与化解雾霾,西医式的治理方式是有效的,这种治理方式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这些工具既有技术工具,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环境监控和管理能力,也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的工具,如充分利用立法、税收、制度等工具实现雾霾治理。

   第二是针对问题进行精准的实时、点对点的防范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设计中,许多制度设计具有这种特点。《决定》所设计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与监控体系,确实是一个全空间和全流程覆盖的生态环境监管系统。

在目前启动这样一种以防范为主的监控治理体系,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国对雾霾问题的治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模式,而且也是一种高成本的治理模式。目前国内正在启动的治理雾霾行动、诸多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治理对策,基本上属于这种外部防范式的治理范畴。本文不再赘述。如何从中国文明模式转型的高度探索中国特色内生治理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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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0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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