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要素市场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 次 更新时间:2015-12-03 22: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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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

  

   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对此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问题导向的。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要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面临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背后则是结构、动力、体制政策环境的转换,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转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长平台上的供求平衡转向中高速平台上的供求平衡。以往长时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相继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长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上升而难以为继。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时,供给侧相对应的重化工业也开始调整,但调整幅度远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引发了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今年9月份的PPI同比下降-5.9%,导致了中国式的结构性通缩。与增速下行压力相比,更具挑战性的工业企业利润超过一年的负增长。利润负增长非同小可,持续下去将会加大金融财政风险压力。最新数据显示,这种负增长仍在加剧。分析显示,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过剩最为严重的行业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

  

   中国经济达到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摆脱这种困局,首当其冲是高度重视并大力度减产能,同时解决其他领域“低效率洼地”问题。这样就涉及到需求侧政策的局限性。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所谓“三驾马车”是对需求侧消费、投资、出口活动的通俗描述。有人以为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驾马车”。这种看法会导致误解,而且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转型期结构性问题,需求侧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侧政策,也难以将其作为重点。例如,对一个时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放松货币的声音很大。向成因看,中国目前的通缩与某些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通缩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源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结构性严重过剩。对此类通缩,仅是放松货币不大可能有效,这正是近些年连续降准降息、过剩问题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在增长阶段转换的大背景下,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内增速下滑过快,而不可能通过刺激政策使过剩产能不再过剩。这个“度”过了,所刺激起来的很可能是短期内无现金流和经济效益、长远效益和社会效益也难以确定的低效或无效投资。另一个同样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注意力放在需求侧刺激上,很可能错过减产能、实现转型再平衡的有利时机。

  

   在这种情景下,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显而易见了。供给侧改革也有宏观和微观之分。供给侧改革不排除宏观政策的必要调整,比如采取供给学派所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但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具体地说,优先和重点的改革领域包括如下几项:

  

   第一,对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理想办法是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挤出过剩产能,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尤其对国企占主导地位的重化工业领域,市场机制作用有限。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第二,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第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第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尽管服务业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服务业中发展潜力最大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的理念和政策导向,推动制造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致生产,倡导“工匠精神”,把活儿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提升。借鉴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全面实行加速折旧政策,此举相当于向企业减税,同时起到促进设备更新、扩大投资需求的多种效应。

  

   第五,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与模仿为主的发展相比,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必须通过市场上的大量试错,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政府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做产业规划,但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很难规划的,最重要的着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排除泡沫经济的扰乱,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改造金融支撑体系等。要把培育创新环境与地方竞争结合起来,推动形成若干个有吸引力、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以上重点领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过剩产能、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中国经济转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相当复杂,在特定增长状态下,存在着一个最优结合点。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严重过剩产能的较高增长速度,将会降低企业利润,这就存在着稳增长与稳效益的矛盾。只要企业盈利处在一个正常或改进的状态,增长速度高一点、低一点就不会成为很大问题。也可以说,与企业好的盈利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速度。我们曾经提出过“企业可盈利、就业可充分、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核心是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好了,其他几条才有保障。供给侧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业盈利水平将是一个关键的度量指标。

  

   对于供给侧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讲了很多,大的部署都有了,关键是要把文件变成实践,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顶层设计主要是管方向、划底线。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还是要给出地方、基层和企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有实效的办法。这也是我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应该说现在依然适用,并可在实践中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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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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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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