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兵: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

——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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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法上独特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否意味着民法功能的新发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留待今后作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

   惩罚性赔偿诞生于1763年的英国普通法,[66]盛行于20世纪的美国法,[67]却始终受到大陆法系的冷遇。在浅尝“私人替代执法”的经济学效用后,[68]中国立法者在消费者保护、产品责任、商品房买卖、旅游合同纠纷、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惩罚性赔偿制度,形成了调整范围广泛的规范群。法学努力的中心,不应滞留于制度合理性的争辩阶段,而是应对看似缺乏关联的“规范集合”作体系化的思考,阐释规则背后的法律机理,实现学说与判例的互动。

   “孙银山案”被最高人民法院遴选为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对“知假买假”等热议话题的回应,但该案例的研究意义远非止于“知假买假”本身,而是涉及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系列重大法律问题。本文通过以该案研究为基础的规范分析,初步得出如下结论:(1)依文义解释及体系解释,《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不是特殊侵权规范,而是请求权聚合规范,它确立了一种法定的加重责任制度。(2)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于《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中。这些法律在功能上平行分工,在空间、时间与逻辑上处于相同位阶,在所规范的法律事实发生重叠时,当事人有权选择请求权规范。(3)在解释论的立场上,笔者赞同“孙银山案”的裁判立场,反对以实际损害作为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客观要件,同时主张将重大过失排除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

   【注释】

   本文及相关研究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2-0272)资助。

   [1]参见戴志杰:《美国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之基础问题研究》,台湾中正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页。

   [2]欧陆国家立法例普遍认为,普通法建立的“私人替代执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有违私法原则,德国、希腊和意大利最高法院甚至拒绝执行美国法院有关惩罚性赔偿的判决,认为此类判决损害了本国的公共政策(Ordre Public) 。 German Federal Supreme Court in BGHZ 118 , 312 ;Greek Supreme Court(Areios Pages)(Full Bunch) 17/1999, N. o. B. 2000,461-464. See Helmut Koziol, Punitive Damages: Admission into the Seventh Legal Heaven or Eternal Damnation- Comparative Report and Conclusions, in Helmut Koziol, Vanessa Wilcox(eds.),Punitive Damages: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Perspectives,Spinger Wien New York,2009,pp.283-284.

   [3]其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故意欺诈的出卖人应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有学者认为:“这一司法解释使得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造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参见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

   [4]2014年12月底公布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6条几乎照单全收,将“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修改为“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并增加了“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的表述。显然,现行法所确立的惩罚性赔偿规则得以延续,微调的只是赔偿金额。参见http://www. npc. gov. cn/npc/xinwen/lfgz/tlea/2014-12/29/content_1891935.htm,2015年3月2日访问。

   [5]参见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朱广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陈承堂:《论“损失”在惩罚性赔偿责任构成中的地位》,《法学》2014年第9期。

   [6]有学者批评《食品安全法》第96条确立的“十倍赔偿”规则,“显然是犯了冲动立法的大忌,更像是毫无目的地胡乱轰炸,极易伤及无辜。”李响:《食品安全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7]参见艾尔肯、张榆:《论〈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兼评〈食品安全法〉第96条》,《迁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参见周江洪:《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竞合及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与〈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之适用关系》,《法学》2010年第4期。

   [9]See Christian von Bar&Ulrich Drobnig,The Interaction of Contract Law and Tort and Property Law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4, p. 198

   [10]梅迪库斯称此种情形为“多项给付请求权累积”(Anspruchskumulation),如买受人有权要求交付标的物和移转所有权,以区别于债权人只能够获得一次给付的请来权规范竞合。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1]曾祥华:《食品安全法导论》,法律th版社2013年版,第331页。

   [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页。

   [13]高圣平:《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与规则设计》,《法学家》2013年第6期。

   [14]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15]See Guenter Treitel,The Law of Contract( eleven edition), Sweet & Maxwell, 2003 , pp. 935-936.

   [16]同前注[9],Christian von Bar、 Ulrich Drobnig书,第110页。

   [17]See Victor E. Schwartz, Kathryn Kelly, David F. Partlett,Torts:Cases and Materials( twelf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10,p. 568.

   [18]参见雷磊:《法律规范的同位阶冲突及解决:以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关系为出发点》,《台大法律论》2009年第4期。

   [10]参见王毓莹:《食品药品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十大难点问题》,《人民司法》2014年第8期。

   [20]参见应飞虎:《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思考—基于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视角》,《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

   [21]参见马强:《审判实践中欺诈问题探讨》,《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

   [22]参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2)江宁开民初字第646号民事判决书。

   [23]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月26日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23号。

   [24]同前注[9],Christian von Bar、Ulrich Drobnig书,第198页。

   [25]代表性观点参见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与适用》,《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9日第3版。

   [26]据中国法院网报道,上海市法院曾就审理“知假买假”或“诱假买假”赔偿案件明确规定,经营者对故意购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译。参见http://old. chinacourt. org/puhlic/detail. php? id=107727,2015年2月20日访问。

   [27]在“孙银山案”中,法院审理认为:“只要在市场交易中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按受服务是为了个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职业活动需要的,就应当认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同前注⑥。

   [28]《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本文将其简称为“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规范。

   [29]同前注[8],周江洪文。

   [30]陈玲、黄晨:《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责任竞合的选择适用》,《人民司法》2014年第8期。

   [3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32]同前注[5],陈承堂文。

   [33]参见秦季芳:《法律规范竟合关系的再思考》,《玄奘法律学报》2005年第3期。

   [34]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

   [35]参见廖春梅:《合格食品导致损害也得赔偿》,《经济参考报》2014年9月14日。

   [36]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

   [37]在出现“十倍赔偿”与“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规范竞合时,于通常情况下,由于食品金额不高,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主张惩罚性赔偿对原告更为有利,但也不排除当事人基于举证责任的考虑,选择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索赔。

   [38]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03条,受罚者的听证权利受宪法保障。这也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德国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See Nils Jansen and Lukas Radernacher,Punilive Damages in Germany, in Helmut Koziol, Vanessa Wilcox(eds),Punitive Damagcs: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Perspectives'Spinger Wien New York,2009 , p.76.

[39]See Cass 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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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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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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