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致，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
各位嘉宾：
大家好！这两天的论坛，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们，围绕中国文化与普适价值，展开了十分精彩的研讨，为我们奉献了一场思想上的盛宴。我谨代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向与会的各专家学者、机构代表和参与讨论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我们在此思考“普适价值再思”的思想议题，对我们前瞻中国与世界之未来命途，对解决和分析中国思想界100年来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和“左右之争”，均十分关键。
在此我想介绍三位与香港有深厚渊源的中国学者。第一位是钱穆先生。钱先生1949年南走香港，筚路蓝缕，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境中创办新亚书院，以期为中国文化保留种子。钱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提到：“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第二位是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唐先生一生致力儒家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发展。1958年，他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三位先生在港台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探讨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定位，认为中国“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被目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与西方普适价值对接的主流看法之一。但同时他也看到国人在求新求变的世界浪潮中日益失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否定自我价值的状况，因而发出“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亟待“灵根再植”的感叹。
第三位就是我们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永远荣誉院长饶宗颐先生。饶公扎根香港，心系中国，胸怀世界，是属于香港的国学大师，是我们香港的骄傲。饶公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世纪。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中国文化必将踏上文艺复兴的道路。
无论钱先生的“温情与敬意”，唐先生“零根再植”的企望，还是饶公“文艺复兴”的构想，均启发我们思考如何行出一条“中国文化”与“普适价值”之间的“中道”。当我们聚焦普适性的时候，应明白自己中国性的根底；当我们探讨中国性的问题，又当具备普适性的关怀。钱先生、唐先生、饶公的思想与言语，告诉我们“道并行而不悖”的道理，尤其值得深思。
今天我们汇聚一堂，再思普适价值，既可“独行吾道”，亦可“理一万殊”，诚如宋儒陆九渊所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年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诚哉斯言！
谢谢大家！期待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