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茅盾与现代文学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1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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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 (进入专栏)  

   茅盾(沈雁冰)的文名最初是由文学批评彰显的,在1927年动笔写小说《蚀》之前,他几乎全力以赴从事文学批评活动。茅盾的创作时间比较集中,主要是三、四十年代,而文学批评从20年代初一直到70年代末,贯串其终生。和创作相比,茅盾在批评方面所费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茅盾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他对批评的探索的各个阶段都清晰地印记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足迹,特别是主流派批评的足迹。因此,了解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关系,在整个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背景下来考察茅盾批评的成就与缺失,或许可以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历史特征的理解。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与此相关的三个问题,即:一,茅盾促使文学批评具有现代性品格;二,茅盾对西方批评理论的“综合”及其对主流派批评的影响;三,茅盾对社会—历史批评的文体探求。

     一

   所谓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品格,只是相对传统的古典型范的批评而言。我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自有其精到之处,即使拿来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批评理论相比较,中国古典型的批评也还是别具一格,不全让美于人。一般说来,我国传统批评主要采用诗话、词话、评点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觉与经验,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以诗意简洁的文字,点悟作品的精神或阅读体验,而不注重语言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辩,缺少理论系统性。古典型的文学批评并不依赖相对固定的理论和标准,而依赖文人在大致相同的阅读背景下所形成的彼此接近的审美趣味和思维习惯,所以传统批评基本上是在相对封闭的文人阅读圈子中进行的,不必道理说尽,一点即悟,毋庸费辞。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传统文人那种依仗共同薰习而形成的狭小的阅读圈子日益被开放情势所打破,文学批评越来越要兼具文化信息传播的功能,光靠悟性点拨有时就不够了,批评必然往理论化、明晰化、系统化发展,这也就是“现代性”的方向。王国维可以说是最早对传统批评的得失醒觉儆悟,并有意革新拓展的先行者。1904年他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写下《〈红楼梦〉评论》,就是第一篇具有批评思维方法现代性的论作。可是王国维的这种现代批评的自觉早了一些,并未能引起大的反响,其后王国维本人又似乎回归传统,潜心于传统诗学研究与文史考证,他这位垦拓者在现代批评史上开了个头,却未能形成气候。现代批评真正形成一股有足够声势的潮流,是在本世纪20年代初,即“文学革命”已经创获一批实绩并站稳脚跟之后。茅盾就在这个时期接着做王国维曾尝试过的工作,也就是努力促使批评具有现代品格,既有专业眼光又有可操作性,从而真正超越传统批评趣味主义和印象式的窠臼。

   新文学运动初期,几乎所有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与参与者都写过大大小小的论文[1],向旧文学征战,探讨新文学的前途, 那些文字也都带有批评的意味,但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实际批评很少,新文坛的批评意识并不强。就拿鲁迅小说的反响来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诸多名篇问世后,就并未能及时引起什么切实的批评,尽管许多人读后都惊异其内容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甚至1923年8 月《呐喊》结集出版后,及时批评的文章也只有寥寥三篇,即署名记者的《小说集〈呐喊〉》(《国民日报•觉悟》1923年8月13日), 丫生的《读〈呐喊〉》(《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0月16日)、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创造季刊》1924年1月第2卷第2期), 再还有就是茅盾(署名雁冰)的《读〈呐喊〉》(同时载《时事新报•学灯》和《文学旬刊》,1923年10月8日)。前两篇只是一般的书讯, 真正称得上是批评的也就只有成仿吾与茅盾这两篇,反响并不大。这说明当时文坛的批评意识不强,还没有这种空气。如果查一下1917年到1923年间的报刊,会发现真正对新文学作品作出应时反响的文章的确不多,一般的无非是谈点读后感想,随意写下几点浮面的印象,不脱旧式评点的痕迹。实实在在对作品分析评判,依托某些文学理论进行实际批评的文字,可以说凤毛麟角。1921年前后,虽然已经有了一批创作实绩,创作的空气愈加浓厚,但批评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茅盾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走上批评家的岗位的,而且他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批评意识,要造成一种有专业眼光而又有可操作性的现代批评,摆脱传统的趣味主义或印象式批评的束缚。

   茅盾的目标是当专业的批评家。1921年他主持革新《小说月报》,把一份由鸳鸯蝴蝶派占据的刊物改造成严肃的文学杂志,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理会刊。此后一段时期,除了一些编务外,茅盾的主要精力是进行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当职业的批评家,这在当时也是领风气之先的。1921年前后,只有成仿吾、周作人和茅盾等少数几个人是比较关注文学批评又有专业眼光的批评家。不过,成仿吾也还用不少精力从事创作,虽然他是创造社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周作人也有创作,他是业余写点评论。只有茅盾不搞创作,而乐于办刊物,写评论,“打天下”,为新文学发展做组织发动引导等比较具体的工作, 做专业的批评家。 从1921年到1925年,茅盾写下有200多篇评论,包括文学书评、 海外文坛评介等“编辑部式”的短文。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同时期任何批评家,很能说明茅盾从事批评确是出于自觉的批评专业意识。

   茅盾注重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实际批评,是为了造成一种新的批评氛围。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茅盾就提出,“我国素无所谓批评主义,月旦既无不易之标准,故好恶多成于一人之私见。‘必先有批评家,然后有真文学家’,此亦为同人坚信之一端。”[2] 这就把批评的位置放得很高,并非是创作的附庸,而和创作“相辅而进”。那么批评应如何倡导呢?茅盾也有他的见解。他认为现代文学的批评“专一从理论方面宣传文学批评论,尚嫌蹈空,常识不备的中国群众,未必要听”,所以,他主张“从实际方面下手,多取近代作品来批评”。他还认为,对于一部分作品如果存在不同的意见,甚至引起纷争,那是正常的,“惟多纷争,不统一,文学批评才会发达进步”。[3] 显然茅盾所追求的批评不再限于偏重个人阅读感悟的传统的方面,而在于作品所引发的各种阅读反应的交流,批评还要兼具信息传播的功能,正常的批评有赖于各种观点互相辩诘补充的“阅读场”,也就是活跃的批评氛围。这种新的批评不能只依赖个人感受,还必需有逻辑的分析的适应于传播交流的方法和语言,因此要求批评家“有新的头脑,内行的眼睛”,[4] 或者说“专业眼光”。茅盾正是从这一点开始告别传统的批评,而走向现代范式批评的。

   “专业的眼光”最重要的不只是有自己对作品的感悟,还要有理性的评判,对具体作家有明晰的意见,而且这意见对创作能有启发促助。茅盾指出,文学批评的功能之一是与创作“对话”,使作者从批评中获益,也能跳出来,用“专业的眼光”,也就是用理性评断的“批评的眼光”去“检点自己的作品”。[5]因此, 茅盾最初要求批评家评析作品时,要注意从几方面考察,即作品描写是否反映“社会背景的一角”,描写的“技术”和“格式”有何特点,如果“同属一类创作”,则要考察“有什么共同色彩和中心思想”,等等[6]。这些要求, 都使批评具有“可操作性”,以现今的眼光看来,自然都是很一般的,但在新文学初期作为文学批评的要求提出,是很新鲜,很突出的。这种注意理性评价和与作者、作品形成“对话”关系的批评观点,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革新的观点,是批评的现代性自觉。按照茅盾的观点,批评就不能光凭悟性或感受,更重要的是要有理知分析,并能系统清晰地表达以参与交流对话,使批评和创作一样,成为新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茅盾是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倡批评,并赋予批评以现代性品格的批评家之一。

   茅盾1921年到1925年间发表的200多篇大大小小的批评文字, 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介中外文学潮流,报道各种文学现象的,主要是提供信息交流。如大量刊发在《海外文坛消息》栏中的短文,以及专题评介某一外国作家作品的论文。这些文章大都以“介”为主,但也偶尔插入一些“评”,既带新闻性,又有评论性。特别是那些专题评介,“评”的成份更多一些。如《脑威写实主义前躯般生》,[7] 很详细地介绍了挪威作家般生的生平与创作情况,但介绍的重点是般生创作如何关注社会问题,并与挪威另一著名作家易卜生作比较,以突出其写实主义的特色,这种评介就有“批评的眼光”,目的在于为当时中国新文坛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寻找比照。虽然这些文讯书评主要提供信息交流,是属于比较“低层次”的批评,但茅盾做得很认真,把这工作当作是对新文学来说紧迫有用的功课,企图以此打开世界文学之窗。而茅盾自己也从这琐屑的工作中获益,他在东张西望编写这些零篇碎章过程中,拓展了批评视野,并逐渐形成他后来那种大处着眼,注重引导的批评习惯。

   第二类是偏重文学理论问题探讨的论文,如《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社会背景与创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文学与人生》,等等。茅盾在1925年之前发表的这类文章有29篇,从数量上也可以看到,茅盾比起同时代其他人更有研讨批评理论的热情。这些论文所讨论的核心命题是写实主义、文学与时代社会关系以及文学思潮等,都是当时文坛的“热门话题”,而茅盾的探讨也比一般参与讨论者更系统深入。而且茅盾这些文章也不陷于纯理论的研究,总在密切关注文坛趋势,也带有实际批评的色彩。

   第三类就是实际批评,包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文坛倾向性问题和各种重大文学现象的发现与解释,如对鲁迅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的批评,以及《春季创作漫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等总结性的述评文字。《小说月报》对创作状况每一季度都有总评,这些评论大都出于茅盾的手笔。茅盾有批评家敏锐的感受与想象力,但并不循着自己的印象去追索作品的审美意趣,而总是力图从印象的表述中提升一步,升到对作品意义与价值的理性评判,以及对其社会价值的解释。只有在《读〈呐喊〉》这一篇中约略可感茅盾批评的情感冲动,而他的其它评论都似乎有意克制个人阅读的激情与想象,尽可能与传统印象式的批评拉开距离,而千方百计从引导读者方面下功夫。这种以理性评判为特点的批评姿态,可以说一开始就形成并越来越明显地贯穿了茅盾的绝大部分评论。

   从早期的这些评论来看,茅盾是一位实践型的批评家,比较重视实际批评。他不属于那种特别富于创造性的批评家,也不大讲求批评的个性色彩,他孜孜以求的是及时发现并评析各时期重大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坛各种倾向性问题,努力使批评既稳健有力又能充分适应时代需求,为新文学推波助澜,起一种指导性的作用。茅盾的批评论作本身也许不都那么精采和有才气,他写得很多,很平实,又都很“趋时”,紧扣着文坛的脉搏,特别是他以目光开阔的编辑与专业批评家的身份出现,不断探求和引导创作的正确路向,这份工作,当时很少人做,而茅盾专心认真地做了,从而使《小说月报》等新文学的核心刊物形成浓厚的批评氛围。人们从茅盾大量的评论中看到一些新的批评素质,如信息交流、理知评判、逻辑语言等等,批评不再那么玄虚,那么“无迹可求”,而具可操作性,能促进积极的对话,也就有了所谓现代性的品格。现代批评的发生与茅盾的鼓吹试验密不可分,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最大的,他无疑是五四时期批评朝现代性方向转化的首开风气的先驱。

     二

茅盾对西方批评理论的“综合”利用,不断为他自己的批评寻找支撑点,这种“综合”,在很大程度上又可以代表初期中国现实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通常讲茅盾是“人生派”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标准与批评目的,就是“表现人生与指导人生”。但这并非茅盾个人的理论发现,在20年代前期,几乎所有被称作“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大致都持这种文学信念,是他们当时的一种理论共识。茅盾与一般“人生派”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更有批评的自觉,更“专业”也更权威地充当“人生派”的发言人,其理论表述比他的许多同道者更细致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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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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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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