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很强的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性本质。这种认识反映到他对文学创作活动的认识上，即表现为：既然文学是社会性本质的充分演示，那么作为此种演示过程而展开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必须是充分“社会化”的，作家对于生活的把握，首先应是一种“社会”把握。不仅创作视野应落在整个社会上，就是在表现过程中，也要时时顾及社会性的是否充分。因此，茅盾提出文学“社会化”的要求，无疑是茅盾打量世界、把握客体的独具方略，也是一个艺术社会学观念的作家在审美创造活动认识上的独特性所在。
一
匈牙利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家阿诺德•豪泽尔，曾对文学提出“生活的整体性和艺术的整体性”的要求。这一典型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认为：“只要艺术保持与具体的、现实的、不可分割的生活整体的联系，它就能构成正常的审美行为的基础。真正的审美现象包括人对生活整体性的全部体验，这是一个创作主体与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保持一致的能功过程。”[①]每一创作主体总处于一种真实、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难以超越一定的社会制约力，并力求内在创作潜力与社会潮流联系在一起，保持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一致性。此乃社会使然。即便那些视文学为个体情绪渲泄的作家，在二十世纪动荡变幻的社会现实和日渐高涨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中，也纷纷将逸出的意识自觉地纳入、皈依到社会主潮之中。时代、社会规范并制约着每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这些兼具革命者品格的“政治知识分子”型作家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均带有特殊性：他们的作品，乃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②]以“民族寓言”的形式表现出社会群体的心理趋求，自然地与社会情势、民族命运息息相联。尤其是作家和革命者集一身的茅盾，当作为个体的作家自体意识融汇到社会群体意识的洪流中时，其作品作为对客体世界的把握，无不与现实生活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明显地呈现出艺术与生活的同构关系，无以抑制地流溢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意识。
可以说，关注社会现状，注重现实人生，确认创作的社会功能，是五四以来“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作家的优良传统。但如何对待并表现“社会”、表现“人生”、描摹社会现状，则见仁见智，可谓各异其趣。这恐怕也是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作家互见良莠的原因之一。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写实主义作家们虽然也创作了不少关注现实的作品，但大都浮于社会表面的描绘，以致“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即使在五四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问题小说”，也大半不是从生活的观察体验出发提出问题，而是急于从哲学或社会人生问题的讨论中所及的某一命题出发，然后将“问题”或“观点”通过一些简明的故事或单薄的形象加以阐明、解说。茅盾以宏观的眼光，概括出这类作品所存在的致命弱点：“第一是几乎看不到全般的社会现象而只有个人生活的小小一角，第二是观念化。”[③]由于作家对“社会”、对“人生”认识的“偏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的偏枯”。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作家思想上的局限便一览无佘。
鉴于此种创作社会化严重不足的倾向，早在1920年，茅盾就在《现在文艺家的责任是什么》一文中，郑重地、宣言般地提出了“文学社会化”的概念，此后又不断丰富、深化这一思想。在这里，茅盾所追求的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目标，力图展现的是与社会相对应的“整个社会的历史”。他在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宣称：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全般面貌”、“全般机构”。这种观念使得茅盾的艺术笔触伸得相当辽远。上下几十年，竟如同编年史一般描绘了中华民族从五四前夕到解放战争的社会历史风云，描写的对象也遍及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个社会阶层，涉及的生活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的社会万象，真所谓异彩纷呈、姿态万千，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对此，茅盾曾通过蚂蚁爬动人的大理石维纳斯塑像的比喻，下结论道：“能见全体的，就感到这是‘美’，只见了部分的，就认为这是平常的石头，亦惟能见全体者能认识客观的真实。”[④]这结论向作家提出把握时代全局的要求。如果作家的视线只拘于一隅，就既不可能有真，也不可能从片断人生中发现出美。
显然，茅盾所主张的创作的“社会化”，是要求以与生活相对应的艺术方式，显示社会的整体面貌。他创作的《子夜》，就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地位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虽然《子夜》完稿时最终偏重于都市描写，并明显使人感到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第四章游离于主要情节，却终不愿割弃，这当然是出于再现社会“整个面貌”的考虑之结果。该作品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重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以个体人的描写来突出个体人的群体归附，即人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冯云卿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杜新箨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这一个”，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代表着社会上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群类。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如此众多的社会角色或人物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就实现了对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直接性仿真的表层模拟。于是，小说所建筑的虚构社会和现实社会形成了一个明了的相似型。
从纵的历史延续的角度看，茅盾的创作明显带有“史诗”的性质，以对应的表现层面展现中国现代史。他的全部作品汇聚成一部生动而深刻的现代中国社会的“编年史”，“逐年地”烙刻着时代生活的痕迹，反映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动荡的历史变迁，形象地纪录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本身完整的世界”。[⑤]这是茅盾“社会化”观念所追求的时空跨度和社会结构的宽广性、辽远性的表现。
二
如果说茅盾创作时空跨度之宽广、规模之宏大只是把握生活之表层的话，那么，茅盾“社会化”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一幅整体性图画的描绘，完成对一般社会历史时期现实社会的综合研究，挖掘潜隐在社会表象之下的事物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去把握社会发展的实质性原因。
茅盾擅长于通过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关系，以政治经济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对社会各阶层、各阶级状况的历史发展趋势作宏观的审美，追求反映“亘全社会”的时代内容，力求囊括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茅盾对中国社会的解剖不局限于一角、一隅，也不只局限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而是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⑥]研究和分析“全般的社会现象”和“全般的社会机构”，力图能够创造出一幅“整体性的、充满行动的大幅壁画”，[⑦]大规模地、全方位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和展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本着对社会整体性、联系性的把握，茅盾对“社会化”的要求显得十分苛刻。茅盾说：“所谓时代性，我认为，在表现了时代空气而外，还应该有两个要义：一是时代给予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换言之，即是怎样地催促历史必然的新时代，再换一句说，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⑧]基于对时代性的这种认识，茅盾不滞于表面化的“人生实录”，而将锐利的笔触伸向人生与历史纵深，揭示出潜隐在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关系——社会现象隐而不露的内在的联系。在茅盾看来，惟有对社会现象作这样的深层透视，方是现实主义文学所要表现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并赖以构成文学充分社会化的思想涵量。
因此，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审视，必受制于这综合性的、联系性的观照方式。在中国新文学中，关于农村“丰收成灾”这一社会现象，曾一度成为作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其中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影响颇大。但茅盾对“丰收成灾”这一主题的挖掘，却超越了同代作家的思想深度。在《春蚕》中，作家把这一社会现象放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从它与社会的整体的、相互联系中去开掘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作品主题所蕴含的意义，而摆脱一般的就事论事叙写“丰收成灾”的窠臼。茅盾对《春蚕》的构思作过如下叙述：
《春蚕》的构思过程大约是这样的：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混乱造成了那时农村的破产，而在这中间的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的原因——就是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杂捐税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了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它和茧行也常常是一体），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⑨]
由此可见，茅盾把“丰收成灾”这一奇特而又平常的现象放到本身就很是“畸形”的社会中去，与那环环相扣、扭结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链联系起来加以表现，这样，“丰收成灾”的畸变原因就显而易见：不光是阶级矛盾的对立，同时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导致了整个工业的破产；外国资本在中国寻找市场，大量洋货涌入国内并充塞市场，致使中国民族工业危机日见深重，尤其是赖以支撑民族工业的缫丝业的沉重打击；缫丝业为转嫁危机，只能在蚕农的身上打注意。这样，春蚕愈熟，蚕农便愈见贫困，老通宝们的破产也势在必然。
倘若将茅盾诸多作品联系起来，也可明显看出这种以“总的联带关系”上考察社会的思想方法。比如，从历史和现实的“联带关系”出发来剖析《春蚕》，就不难看出：以老通宝为代表的、以蚕桑为业的农民的破产，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社会现象。它的直接原因则源于中国民族工业的破产（《子夜》）；而民族工业的衰败，致使工厂的产品滞销，多角债务纠缠难清（《多角关系》），并挤压着原料基地，蚕农茧民的窘迫无从回避（《春蚕》）；农民因之失去赖以获得财富乃至生存的手段，生活无着，购买力锐减，自然危及到乡村商人的利益，纵使林老板再善于经营，也难挽回林家铺子倒闭的命运（《林家铺子》）；商业萧条，当铺也无以为继，赤贫户主王阿大之类的贫民只好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当铺前》）。《子夜》的创作，未能完全实现写城市与农村的二重奏这一愿望，但将其先后的创作汇成一个整体，也就形成一个完整的“二重奏”。《子夜》提出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社会是更加殖民地化的主题，是以产业经济破产的视角提出的，那么“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当铺前》等演示的农村经济的破产、城镇商业经济败落等现实图景，互为因果、互为补充，就整体地勾勒出中国三十年代的社会风貌，时代本质在“全般的社会机构”的展示中得以充分的揭示。正是这种清醒的、深沉的剖析社会的思想力，使作品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显示出作家把握社会的惊人的历史透视力。
三
茅盾创作的“社会化”把握，还体现在政治层面上。信奉马克思主义，身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茅盾不愿同时也难以拉开与现实的距离而获得从容窥视民族历史的悠然心境。他注目于促成生活发生变化的现实经济、政治因素，而不去探求隐晦的历史缘由。像《子夜》等作品则可称之为“当代之诗”，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强烈的时代性，几乎是“直接联系着当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努力与时代、政治取同一步调，所反映的是当时社会正在进行或即将结束的重大历史变故。当茅盾以特殊的角色积极投身社会时，直接体验社会生活并近距离把握现实，构成了茅盾创作社会化的特殊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方式：通过描写生活来评价生活，通过描写社会来评判社会，以期直接干预现实、影响生活。
在现代中国，用小说艺术的形式对现实作出及时敏捷反映的，鲁迅当开风气之先。这位伟大的思想革命先行者最早创作的文言小说《怀旧》和稍后的白话小说《呐喊》、《彷徨》集中的许多作品，皆表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风云。茅盾是嗣后几乎与蒋光慈、华汉同期的作家，其创作一如鲁迅。鲁迅和茅盾都主张文学要面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但两人又有着不同的特点。鲁迅以人的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解放为基本价值标准去观照和表现社会人生，因而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以收改造国民灵魂之效。茅盾的创作以社会解放、政治革命的需要为标尺去表现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现代社会历史和社会思想意识，着重从政治经济发展层面宏观把握社会生活，提出对于社会现状与前景的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和时代主题。因此，茅盾在创作构思过程中，钟情于对生活作理性的思考。他以特有的远见卓识，在平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问题，提出具有远大概括力的哲学命题或社会政治命题，并在艺术的再现中给予正确的回答。他的创作宗旨始终很明确：要形象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性”。
的确，在茅盾身上具有思想家、革命家参与时政的气度。茅盾是带着革命的新鲜经验开始其创作生活的，这为其创作直面社会人生提供了条件。革命家的茅盾左右并制约着文学家的茅盾，这使他自始至终热心于表现重大的社会性主题，“敢涉足他人所不敢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⑩]对创作的这种思想定位，几乎见诸于茅盾所有作品的创作初衷。在作者有关创作过程、创作经验谈篇什里，从不讳言文学服务于社会、服务于革命的重要性。这实际上意味着，集革命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茅盾决不是仅仅满足于对现实作隔靴搔痒式的反映和评价，而力求以深邃的思想力去透视社会。革命者意识的自觉灌注，使茅盾《子夜》后的作品，其思想参与意识日见明确。即使是抗日战争期间诸如《第一阶段的故事》之类，对置身于抗日时代大洪流中人们“何去何从”的选择探索，也一无例外地烛照着理性、客观分析的光芒。“皖南事变”后仅仅三四个月，反映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长篇小说《腐蚀》就完成了，无论是就反应的迅速，还是就跃然纸上浓烈的政治意识而言，都显示出革命家关注现实、贴近现实的特点。
茅盾的创作具有相当浓厚、鲜明的政治性，但这种政治色彩并不侔于某种政治概念的简单图解，而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自觉意识的率真流露。茅盾认为，作品社会化的“深刻”程度，“要看它暗示的辐射有多少广阔，要看它透视的深度有多么深远”。[(11)]这就是说，茅盾青睐的社会化，要从作品扫描的“辐射面”和“透视面”之宽广深远中获取创作的社会功利价值。
阿诺德•豪泽尔说：“艺术实现自己目的之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明白地表现自己倾向性的宣传，一为隐含着某种思想的感染”。[(12)]若把文学的功能单纯地看作宣传，那就势必出现像蒋光慈那样为革命而直接呐喊的艺术的幼稚现象，甚至走向庸俗社会学模式的极端。而茅盾，执著的是以形象的方式，具体地描绘社会现实的各种关系，并揭示这些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多变性和丰富性，尤其是揭示隐藏在各种复杂关系背后的社会本相，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前途作出精辟的、透彻的分析和判断。茅盾那些规模浩大、气势恢宏的作品，全方位地、完整地状写了一部堪称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卓越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语），流淌着丰盈的社会思想涵量和社会价值。
注释：
① (12)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第2页、第57页。
②弗•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③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④茅盾：《“蚂蚁爬石像”》。
⑤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第10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⑦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⑧茅盾：《读〈倪焕之〉》。
⑨茅盾：《我怎样写〈春蚕〉》。
⑩外文版《茅盾选集•序》。
(11)茅盾：《有意为之——谈如何收集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