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美国选择性干预的政治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08: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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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选择性干涉行为背后一直受到两大因素驱动:国际政治中的“关系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动机和意愿,“结构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手段与程度。地区大国是走向超级大国的必经阶段,因此,霸权国不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都会对崛起中的地区大国进行干涉,而对逐步完成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干涉动机和力度会逐渐降低。话语不仅是角色认知的文化表征,同时也对角色认知产生反向的建构效应。如果崛起国愿意并能够有效地运用话语建构的功能,往往可以降低崛起进程中来自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的结构性压力。

   【关 键 词】干涉主义/话语建构主义/中美关系/崛起战略

  

  

国际政治交往中的话语文本常常需要人们通过“两次识读”(double-reading)①的方式来理解原初话语系统中所无法兼容的矛盾事实。通过扫描自威尔逊已降的美国外交政策文件光谱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可以考察的时段内,美国对待国际事务的实际态度与其坚称维护的理想原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而这种背离更多地表现出基于角色定位与利益认知所产生的话语偏向。角色定位是如何影响话语偏向的?话语文本的选择又如何塑造与强化身份的认知闭合效应?揭示身份与话语的互主性建构关系对研究霸权国选择性干预问题又存在哪些重要的启发?本文正是要对这一客观现象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以期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话语背后的政治逻辑。

   通过对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研究的前期成果梳理发现: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即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攫取权力、护持权力与彰显权力”角度;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权力转移”与“霸权稳定”角度;修正现实主义的“威胁制衡”角度;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争霸”与“争夺边缘地带”角度;自由主义关于“人道主义”、“白人的责任”、“打击暴政”与“天赋使命”等角度;帝国主义理论关于“市场之争与利益扩张”等角度;建构主义关于“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等角度。②但上面几种对霸权选择性干预行为所构建出的学说在“逻辑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解释力缝隙。前期理论中存在的缝隙为我们撕开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理论的创新空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的政治逻辑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进而为我国外交战略转型与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问题在于,传统霸权干涉理论研究对国家“经济人”假定的依赖严重脱离了对文化表征系统中另一重要元素“社会人”假定的关注。通过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梳理可以发现:建立在“关系性”与话语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比建立在“结构性”与“进程性”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有着更强的解释效力。

   一、角色身份与话语文本的互主性建构关系

   面对现有的霸权干涉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经验之间存在的解释缝隙,我们能否在新的假说土壤中培育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范式与文化表征系统来重新阐释霸权干涉理论的内在逻辑呢?通过“关系性”范式的引入,以及揭示角色认知与话语选择之间的因果联系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霸权干涉理论研究中尚未被观察到的“月球背面”的图示?国际政治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作为一种拟科学,如果放弃了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作用的双向探讨,其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人类行为——包括人类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不过是由更深层且独立存在的语言逻辑或知识结构衍生出的表层实践。角色的差异性认知不仅需要特定话语的上层建筑来加以塑造和维护,话语结构及其隐含的逻辑也通过建构社会规范与常识而使行为体受到自身角色的影响。因此,从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造就知识”或“角色支配话语”③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有必要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偏好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重新理解。本文认为,身份利益与话语文本之间并非遵循线性的因果律逻辑,而是遵循着互为因果的建构律逻辑,即角色身份决定了话语文本的选择,话语文本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强化角色身份的动态认知。

   1.1 身份利益决定话语选择④

   身份利益对话语建构的逻辑链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行为体的角色认知决定着利益的理解方式,进而决定着对相关国家的干涉动机与干涉力度,并表现为对不同话语文本的选择偏好。

   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建筑——本身是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决定或角色认知的。就像经济学将公司假定为“法人”一样,将主权国家抽象假定为“政治人”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尽管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均有将自身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表述成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动机,⑤但是,究竟哪一个集团或哪一种诉求能真正地代表国家利益则不仅取决于某一压力集团的代言,而更取决于带有自我意识的国家行为体所表现出的整体性“社会共识”或“社会公意”。国内利益集团所表述的国家利益就像是拍照: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左的时候你就右了;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右的时候你就左了。而事实上,国家利益——作为一种共识性的客观存在——就在那里,哪也没动。因此,本项研究借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对国家利益的判定方法,认为:“主权国家作为一元整体性的建构实体,其利益应兼具整体性与稳定性两大特征。整体性确保国家利益是社会共识或绝大多数成员的共有认知;稳定性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轻易发生变化。”⑥只有将国家看做一个政治实体,才能对基于角色所衍生的国家利益给出客观的判定。

   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后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偏重于将“经济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而后者偏重于将“社会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经济人”假定倾向用成本—收益的“结构性”或“进程性”视角来解释国家的行为选择,而“社会人”假定倾向用角色认知的“关系性”视角来诠释国家的行为选择。国家运行于国际社会之中,角色定位对于国家主观利益的认知与判定有着重要影响。社会身份的差异性认知会产生不同的行为预期,并进而塑造主权国家的利益偏好。因此,利益——作为一种社会共识——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并牢固地内嵌于社会“关系性”的判定之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行为体对利益的判断是依据其身份与角色而界定的。”⑦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行为体的话语是由角色与身份决定的。话语传递的文本意涵体现出权力意志和角色区分的功能性需求。关系性权力需要营造特定的语境和意义网络来形塑社会规范,并以此确保其权力的正当性与角色的稳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会依据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形成的稳定角色关系来确定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并且可能随着角色身份的演变而调整利益诉求。在国际政治交往互动中经常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随着身份角色——而非权力结构——的调整而对自身的安全利益产生新的理解与判定。例如,在整个19世纪英国奉行“光辉孤立”政策的年代里,英国人普遍认为防止对手俄国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是英帝国永远不变的核心利益。但当《英俄协约》签订后,俄国人变成了英国人的重要盟友,英国人又力促俄国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并认为俄国人控制土耳其海峡有助于维护英国海上的安全利益。1934年,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是意大利在中欧地区加强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对手,因此,阻止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安全利益有着重要影响,故而在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遇刺后将四个山地师派往布伦纳山口震慑德国并迫使希特勒退却。而到了1938年,随着意大利同纳粹德国结盟,双方就变成了朋友关系。这时意大利人转而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有助于法西斯联盟整体实力的扩大和意大利在欧洲和地中海区域战略目标的实现。

   角色定位决定利益认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话语文本的选择。国家在朋友式的关系互动中倾向于选择带有善意的话语符号,而同竞争者或有敌对关系的国家互动时倾向于选择带有恶意的话语符号。每当角色系统发生调整时,话语系统也需要相应地进行转换,以便适应新的角色认知。例如,随着“一战”前联盟关系的转换,英国媒体对欧洲国家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勃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到:“在我年轻的时候英国人称法国人是‘青蛙佬’,但是到了1905年英法结盟之后,我就再也没听见有人使用这样的蔑称了。”⑧19世纪,英国人认为德国人文明高效,俄国人野蛮粗鲁。但是到了“一战”前期,英国人却认为德意志人野蛮粗鲁,俄国人则因具有某种斯拉夫品格而更加可靠。

   1.2 话语文本影响身份定位

   话语文本影响身份定位的逻辑链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话语文本及其形成的背景知识塑造并强化了国家间角色定位和利益认知,进而决定着对相关国家的干涉动机与干涉力度。最终,在话语所建构的宏观语境或意义表征系统中对国家间身份认知与角色转换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关系的“月球背面”是由多种带有本体意义的话语符号系统所构成的。哪一种话语结构能够成为特定时代或特定区域的主导规范取决于角色认知与话语偏向之间的意义共识,即“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的共识”⑨。阿诺德•汤因比(Amold Toynbee)认为:当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达成话语共识的时候,国际社会系统便呈现出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如维也纳体系或中国的大一统朝代等。当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难以达成话语共识的时候,即新的话语所孕育的道德开始对占据主导话语规范的道德进行解构的时候,国际社会系统便会呈现出动荡与战争的局面,如三十年宗教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春秋战国或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国等。同时,只有将具体的话语符号嵌入到特定语境所包含的身份表征系统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要传递的文本意涵。单个的话语符号如果脱离了主体间性的支撑就可能被曲解、误读或利用。同样,被曲解的话语一旦再度被纳入完整的语境之中,便可以被轻易地解构或还原。因此,对现象背后“已知角色”与“话语文本”的非相合性进行解构,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话语中所蕴含的关系性意图与结构性权力之间的政治逻辑。

   秦亚青认为:“绝大多数的国际政治行为都是在背景知识引导下进行的,背景知识才是行为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⑩背景知识蕴含于话语建构的主导语境之中,并通过特定的语境来影响单元的行为偏好与思维逻辑。当话语文本与身份定位呈现相合性时,话语会对身份认知产生强化与促进作用。带有角色定位的话语文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反复用于描述某一行为体时,就会与该行为体的身份认知建立起意义关联。这种皮格马利翁效应可以通过对行为体潜意识的影响而逐渐塑造其思维方式与价值偏好。菲尔柯(Karin M. Fierke)认为:“国际政治中的语言话语文本可以对交往互动产生本体性的影响。带有共识性的话语能够建立起社会规范,规范体系会构造出带有价值偏好的整体语境,整体语境通过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个体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意义关联,意义网络通过关系性认知确立带有集体共识性质的身份角色,并进而决定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和行为选择。”(11)珍妮丝•马特恩(Janice B. Mattern)认为,话语可以通过造就叙事结构的方式产生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在特定叙事语境下可以有目的的选择使用话语,这种话语往往带有社会共识的规范压力,并对行为体产生一种基于集体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强制效力。(12)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要国家间存在着共同的身份利益就会产生友好的角色认知,身份利益必须通过话语的表述才能在主体间产生共识与内化。集体身份的话语建构对国家利益认知有着重要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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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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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京)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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