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伟 王翔:翻译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15-11-28 17: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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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伟   王翔  

   【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在寻求富国强民的历史进程中,沿着翻译出版西方“器物”类书籍、政法制度类书籍,以及文学文化类书籍的路线,一步步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本文系统梳理了翻译出版对现代性所起的关键作用,并论述了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启示。

   【关 键 词】翻译出版/近代社会/现代性/启蒙

  

  

   中国的翻译活动始于佛经翻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完成《圣经》的翻译和出版,随后许多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书籍问世,翻译出版主要是由传教士完成,但大多是由华人学者帮忙润色文字,在出版发行过程中,甚至得到过官方的资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深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先后成立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大量翻译出版理、工、农、医等方面书籍,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活动主要集中在“器物”层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翻译出版逐渐转入社会科学方面,政治法律类书籍是这一时期翻译出版活动的典型代表。进入20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实现国家富强,要利用文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开启民智,人文学科领域的翻译出版活动成为主流。近代西学翻译出版活动“大体是自然科学翻译,继而出现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才出现了文学翻译”[1]。这一系列翻译出版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客观上起到了现代性启蒙的作用。

   一、翻译出版视角下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

   梁启超言,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源上感觉不足是中国近代变革经历的三个阶段。[2]就翻译出版活动而言,先后经历了“器物”翻译、“制度”翻译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是西学东渐的过程,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启蒙的过程。

   1.翻译出版之于“器物”现代性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士兵的主要装备基本上还是大刀长矛,根本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战场残酷的事实依然无法让部分迂腐之徒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将不平等条约视为天朝施恩于海外,更有人笃信“西学中源”,“中国乃天下之宗邦,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3]。少数怀揣富国强兵梦想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西方“器物”的先进性,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陆续翻译出版了西方的一些书籍,内容主要集中在应用技术、自然科学方面。

   确切地讲,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出版等活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缕光线。熊月之言:“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西书(这里指《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4]1813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国第一个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中国广州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些刊物虽以传教为目的,但客观上起到了以西方文明打破国人盲目自大的作用。1857年1月,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六和丛谈》,虽然旨在传教,但地理、天文以及自然科学的翻译介绍内容占据刊物的主体。伟烈亚力和王韬合作翻译《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等,介绍了天文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限于中文写作功底,传教士周围聚集着一些华人学者,包括王韬、李善兰等。他们的翻译出版活动虽旨在宗教,但翻译出版的主体逐渐变为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这对中国近代科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

   除传教士外,在这一时期,国人也参与了大量的翻译出版活动。林则徐延揽了袁德辉、梁进德等一批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以达到“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5]的目的。另外,林则徐主持翻译出版了《四洲志》,继而魏源在该书基础上编纂而成《海国图志》,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国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更在于打开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眼界,催生了中国近代社会从“器物”层面开始的变革活动。

   洋务运动期间,“器物”层面的翻译活动达到高潮。一方面是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朝野上下带来的震动,另一方面则是清政府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洋枪队”中尝到的甜头。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对理科、工科、军事等方面的翻译出版活动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其附设的翻译馆,连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官一起,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制造等方面的书籍(多数情况下与传教士合译)。

   该时期翻译学科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涉及船政、兵制、工程、矿学、算学、化学等等。“器物”层面的翻译出版活动很大程度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但是在更深层面上是对国人思想上影响。梁启超言:“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坚船利炮’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6]

   2.翻译出版之于制度现代性

   中国一系列战事的失败,让走在时代前沿的有识之士感觉到“制度上的不足”,由此开启了翻译出版西方政法类书籍的序幕。张之洞曾将西学东渐的内容归结为“西艺、西史、西政”[7],在三分西学的格局下,“西政”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法类书籍。洋务运动时期,政法类书籍的翻译出版处于起步阶段,到维新变法之时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大量政法类典籍。比如麦都思、马礼逊翻译出版了《古今万国纲鉴》《贸易通志》。《大英国志》则让国人第一次了解英国的文化成就、历史沿革以及政体演变。林则徐邀请美国传教士伯驾和中国人袁德辉翻译并出版瓦特尔《万国法》的一部分,便于在法理层面与入侵者斗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则徐的国际法在侵略者的枪炮之下显得苍白无力。1864年,丁韪良将法学家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成中文,名为《万国公法》,各通商口岸均有该书。在政法类典籍的翻译出版方面,需要提及的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看起来是史书,实际上旨在政治,将西方的强大归因于政治改革,给力图变法图强的国人指明了道路。

   除传教士外,官方代表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出版的政法类书籍包括《法国律例》《美国宪法纂释》等。广大留日学生也成为翻译政法类书籍的生力军。他们将在日学习的笔记、教材等内容翻译成汉语后再编辑出版,如《法政粹编》《政法讲义》等。这些政法类书籍均成了清末民初政法学堂的教科书。

   晚清政府变革内容之一便是变法修律,这一时期政法类书籍的翻译出版在各个方面都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法律形式、法律体系以及法律适用原则等。

   3.翻译出版之于文化现代性

   20世纪初,中国仍是一片混乱,看不到富国强民的希望。陈独秀曾言:“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商,两无可言”,“两者俱无,国必不国”[8]。陈独秀于1915年9月出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初衷就是救国需要从思想启蒙开始,而思想启蒙要从青年人开始。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首先是翻译介绍,在《新青年》上这类翻译文章占相当大的比例。如果说1915年以前中国的翻译出版活动影响的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那么之后的影响则渐渐深入到普通大众。

   《新青年》前期重要的翻译家,主要有陈瑕和薛琪瑛。陈瑕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春潮》、易卜生的《傀儡世家》。作为桐城派大师吴汝伦的侄女,薛琪瑛首次用白话文翻译了王尔德的剧作《意中人》。中国对王尔德的首次介绍,是鲁迅和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中翻译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安乐王子》。刘半农翻译了法国国歌《马赛曲》,陈独秀本人也翻译了泰戈尔的《赞歌》。这些作品中处处体现着自由、人权、平等的思想,对于国人的教化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适的翻译登上《新青年》的舞台始于他翻译的第一篇白话文作品——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继而翻译了莫泊桑的《二渔夫》。其实,早在1912年,胡适就翻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起初译名为《割地》),另外还有1914年所译的《柏林之围》,通过个人命运书写亡国之感,显然是译者有意为之,借此来唤醒危亡中的国人。

   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主要体现在《域外小说集》和《新青年》上。前者主要是文言文翻译,姑且不论,他们在《新青年》上的白话翻译具有数量多、范围广、译文(开直译之风)质量高的特点。周作人翻译了俄国8个作家的作品,翻译的“弱小民族”文学多达16个作家的作品;鲁迅也先后翻译出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以及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等大量富有影响力的作品。[9]《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不仅体现在作家自己的创作活动上,也体现在他们的翻译活动上,大量青年人的思想受到启蒙,“五四运动”的爆发已成为必然。

   陈独秀与胡适翻译名家著作,注重大文豪的思想对国人的冲击;周氏兄弟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俄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的实践则更直观地展现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之路;胡适建立了白话文学翻译的主体,逐渐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让这些活生生的文字直达“下里巴人”的心中。这一时期的种种翻译出版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二、翻译出版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启示

   中国的近代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激发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他们以现代西方国家为范本,步履艰难地开始了从“器物”技术到社会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追求。按照王一川等学者的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古典性文化衰败而自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急需重建的情势下,参照西方现代性指标而建立的一整套行为制度与模式。”[10]在这一过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审美意义上的现代性几乎被全部蒙蔽。

   1.社会现代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不同的具体语境,中国和西方所经历的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面目: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伴随着对外扩张和科技发展,现代性的过程中面对的问题是物欲膨胀和理性桎梏;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与民族的屈辱史、抗争史同步,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现代民族文化身份的寻求与建构。在阐释和构建现代民族文化身份时,知识分子阶层选择翻译出版西方科技、制度、文化等方面书籍来实现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的启蒙。

   亡国危机的刺激导致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尽管“文以载道”古已有之,但在推动文学的诸种力量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则始于晚清社会。例如梁启超以翻译出版“新小说”来实现“新民”,正是其借助新小说的感化力量,实现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目的。

   2.审美现代性

   1863年,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提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另一半”[11],现代性涉及美学思考的范围,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审美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性的追求中,社会现代性先入为主的思路和视角遮蔽了审美现代性所应具有的批判和反思功能。纵观近代社会翻译出版的各类作品,很少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改革政治和社会的目的。尽管有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的序言中就提出了文学“娱悦心目”的功能;周氏兄弟以“直译”的方法翻译了大量作品,改变了晚清以来为服务政治社会而“改写”的翻译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审美现代性,但他们的声音大都淹没在国难当头群情激奋的特殊语境中。

   三、结语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是一部屈辱、抗争史,也是一部思想启蒙史。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良策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自外而内的探寻之路,借助翻译出版的手段,以西方社会现代性为参照,先“器物”,后制度,再文学的翻译路线,一步步实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

  

  

  

   【参考文献】

   [1]庄小华.中国翻译现代性变迁刍议[J].译林,2011(4):217.

   [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249—251.

   [3]王韬.原学[M].北京:中华书局,1959:6.

   [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

   [5]魏源.圣武记: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4:499.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4.

   [7]张之洞.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9740.

   [8]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J].甲寅杂志,1914,1(4).

   [9]赵稀方.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227—229.

   [10]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

   [11]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M].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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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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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出版发行研究》(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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