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据《农民用网问题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经统计，有93%的农村家庭拥有电脑，在家中使用电脑上网占到31.6%，手机上网的占到33.7%，基本不上网的占到31.3%，只有3.4%的人去网吧上网。不上网的人中有45%的人是因为不懂上网知识，32.9%的人认为没时间上网，只有5%的人觉得上网没帮助。多数上网的人的网络知识来源于自己摸索，占到48%。”
然而，农民使用互联网，又在主要做什么用呢？根据《农民用网问题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第一，以上网娱乐为主。他们非常会用互联网玩游戏，看电视等。这一点，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居多。第二，了解农业信息。但是，农民真正的利用互联网进行020或者B20的，并不是太多。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这个分析报告所说，“在上网的农民中，27%的人利用网络看电影、玩游戏，20%的人是用来办事，19%的人进行聊天和交友，11%的人用来买东西，10%的人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8%的人看新闻，另外有5%的人选择其它。”第三，单向度的传播信息。比如说，自己有什么样的状态，做了什么事情，心情好坏，都会通过“说说”、“朋友圈”等进行表达，以或许互联网给自己带来的存在感和不受时空限制的“人情交流”。第四，进行网络举报。对于受利益损害，而信访无用，表达不通畅的农民而言，网络举报成为他们利用互联网的一项非常特殊的事情。在以往，他们会去网吧花钱请人发帖，而今有的是请自己的亲戚在网上举报，有的则自己亲自动手，并且采取了死磕的做法。
二、农民的网络政治与网络举报
对于第四种农民使用互联网的做法是本文所想谈论的重点，我们姑且将其叫做“农民的互联网政治”或“农民的网络政治”。在网络政治还未真正受到学界研究的重视时，农民采取网络发帖，微博举报等已经日渐兴盛，随处可见。比如说，我们最近所研究的一个H省的个案即是如此。见《H省农民C的微博举报内容择录》，具体内容见下表：
（资料整理：刘晨。另外，本表根据农民C的微博进行整理。在备注中，@代表着发布的观点希望这些人看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转发。而举报文章，详细的记录了举报的内容。）
对于以上内容，其实不难发现，择取的11月和8月份举报H省G办事处的事情，其实是土地问题。然而，从11月3日的举报信（长微博）可以发现，他并非是第一次这样做，而是很早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据观察，他的微博在2012年注册，并且在10月份发出第一条带有举报性质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上举报3年，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怪事。基层政府往往喜欢采取的办法是拖延，或者即便接受了举报者的约见，承诺了许多，但是最后都是因为层层下压，而石沉大海。诚然，农民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斤斤计较，最后引发大祸，但是基层政府采取的这种治理的做法，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呢？比如说，安徽省C村的事情，就是因为层层下压农民的“落户问题”，而导致事情拖了足足有2年之久。“托”，自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是对于农民而言，被“托”之后，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借助舆论。“围观改变中国”，是历来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大家都注意了，还不解决，那么就说不过去了。农民自然也是懂这套逻辑的，所以才采取了引起围观的办法，引发舆论态势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引发的力量，单靠死磕性质的一条条微博举报，实然太小。话又说回来，舆论的确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办法，并非是新闻媒体，也不是法治，而是近些年来兴起的自媒体。因为发布信息，“不会受到控制和限制”（注意引号）。
如此，正是因为利益表达不通畅，加上网络所提供的便利性，还有基层政府处理问题的做法，三者合起来，就导致了农民的网络政治由此产生。他们一方面，利用网络赋权的权力去监督政府，获取利益，另外一方面，也发布一些微博，强调自己的冤屈与权利。这亦是一种网络政治的现象，也是如今非常有意思的一种不正常的民间表达。因为，有法不依，有信访不去，为何选择在网络上举报，想必也是有其原因。
既然微博举报作为农民网络政治的一种，那么其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就可以回答上述的“原因为何”。
三、农民进行网络举报的逻辑
首先，有些农民往往喜欢采取死磕的办法。我们所调查的很多利益博弈的案例，不乏农民都喜欢采取死磕的做法，除非获得问题的解决，或者一点好处，或者觉得忍了算了。反之，则会采取“绝不罢休”的态度去对待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教授将其纳入到“气”的框架内加以解释，他说，农民的抗争是为了一口气，也就是要一个“理”。那么，早先学界提出的“依理抗争”，作为抗争的原因来分析农民的死磕，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基层政府和实施侵害的一方不给出受害者能够接受的“理”，那么农民就会死磕下去。即便是赔钱在他们看来，有时候都没有“理”管用，他们不在乎，却在乎的是这口“气”能否吞下去？如吞不下去这口“气”，那么就会逐步的采取上访。虽然201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后，自该年5月1日起，不接受越级上访。但是，农民非常懂得规避“文件政治”（景跃进）所制造的风险，他们不越级，却把目光放在中央，而不是基层政府。主要是，他们不相信基层政府，觉得中央是清明的，都是下面的干部把中央的政策搞坏的。所以，他们应付于基层，还是一级一级的去上访，然后把精力放在省委以上的部门，通过采取各种巧妙的办法，将材料“兵分三路”递交上去，生怕被地方干部拦劫，进而达到他们觉得可能引起的“注意”。其实结果又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般，运气好一点的，问题可以直通中央，却又被一级一级的压下来，最后还是要面对基层干部们，伤害他们的是这伙人，解决问题的还是这伙人，你说问题可能解决掉吗？显然不容易被解决。关键是，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就会形成循环性的上访，有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即便家徒四壁，依然要讨个说法。有的上访群众还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行，就把村干部炸死算了。我不知道，这是危言耸听，还是真实的想法。
同样，这样的“循环性”，在微博里，网络论坛中，也是如此。他们觉得，很多情妇举报官员都能立即被查处，于是效仿这个做法，也举报基层官员。但是，查处的却不如情妇举报的有力。为何如此？道德与官职的较量，往往前者会大于后者，历来如此。造福不好一方百姓福祉的官员，不是什么问题，但是通奸、开房，玩女人的官员，往往就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品性败坏，岂能容忍之？所谓“冲观一怒为红颜”，“下面”舒服了，上面的乌纱帽就会不是那么的舒服。故而，在道德治国的前提下，查处官员道德腐败的力度要远远大于网络举报（对侵犯农民利益的不作为的网络举报）。而伤害群众利益，并非是道德问题，而是政绩问题，为官一任是否造福一方的问题，这样看来，症结也就出现了。原来，道德层面的官员品质，比起政绩层面的官员品质要重要的多。中央有意颠倒伤害农民利益与违背党员和官员的道德纪律的重要性，以此来治理乡村，可想而知，农民还不如都去微博、论坛举报官员的道德问题，岂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将这些胡作非为的官员拉下马，大快人心？关键是，农民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弄得到官员的“下面腐败”证据呢？所以，在道德层面举报官员的，多半是其妻子，情妇，或者部下，还有他们的司机。等等。
其次，农民喜欢在召开重大会议的时候进行网络举报。正如现实社会中所看到的，每当重大会议要举办的时候，农民都会想法设法的去中央上访，似乎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被重视的可能性要大于平常（刘按：正是如此，所以才导致了非常时期的非常性，暴力性截访，维稳等出现，生怕出事，所以“不出事”就成了基层治理的第一个目标，而不是造福百姓。）。这就好比以往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拦轿子”一般。“拦”在农民的心理，就是伸冤的机会。那么，对于在“非常时期”的农民而言，采取网络举报会不会受到重视呢？其实不然。社会治理中的“治理”本意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但是删帖，却把一个“元”很轻易的扼杀在举报的初期，且不让其传播。在“举报”与“删帖”的张力中，农民不厌其烦的发帖举报，并且如我们在上表中看到的“艾特”（“@”）一些重要的媒体、人物等，由此希望得到重视，转发等。但是是否会被相关部门定性他们的这种行为为捣乱呢？扰乱社会秩序，寻衅兹事呢？其实，这种对农民网络举报的行为解释，并且在农民手中，而是在公检法手中。
四、怎么治理农民的网络举报
治理农民的网络举报，其实办法并非那么困难，在笔者看来，首先是需要解决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多年研究信访，他认为，应该把信访予以取消。而有的专家却不认为这样做就能解决真正的问题，也是反对将信访取消。这就似乎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取消信访和信访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笔者认为，于建嵘教授之所以提出取消信访的目的在于，不忍看到农民因为信访而被利用了信访这一套机制的人伤害，或者说告，本身来就没什么用，换个心态活着或许更好。此种劝慰，其实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要知道，信访是中央吸纳底层意见的一个渠道，甚至是权力合法性再生产的一个工具，所以，取消信访，并不利益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群众对基层政府的监督。关键是，在力量不平衡的前提下，农民监督基层政府，往往就会被人身伤害。这或许就是于建嵘教授所担心的。那么，农民又该如何打通表达的通畅性呢？网络，在笔者看来，并非是最佳的选择。因为，网络被誉为了假民主的“狂欢”，这是最近学界提出的一个新的阐述，其实也是有道理。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举报2年或3年，效果很小，甚至没有。不闻不问，是主要原因。所以，网络充当了一个现实社会没有的功能，即安全阀门机制。也就是说，可以让百姓出气。“你说就是”，这样的懒政恰好是农民不停的说，却又得不到效果的主要原因。
解决农民的网络举报，并非是删帖这样简单，掩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办法。关键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把问题解决了，那么网络举报自然就会消失，如再有，那么就是诬告，造谣，法律自然有惩治的办法。在现实社会中，从上述的分析来看，主要还是要有有作为的官员，做好事的官员。笔者曾经有一次与许记霖教授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社会治理中，主要还是靠精英。我说，村庄发展的好一点，自然是那个村的负责人能力等方面都要强一点。他的意思是强调精英的作用，我的意思是强调乡村精英的作用。那么用这一套思维来看待我们的地方官员，选拨机制，培养机制，甚至官员文化，都还需要大刀阔斧的去改善，这样，基层政府的官员就会负责起来，进而就会“过问”，而不是“不管不问”。还有，我们更加需要改善的一点就是腐败。或许有人会问，为何网络举报和腐败有关系？笔者在调查安徽某村的时候，官员想作为，但是不能作为，因为侵犯农民利益的人，并非是那么好惹的。问题就在于，是否存在勾结？如果不是，为何不能制止？还是，不遵守法治，不依法办事，不用制度去治理社会的结果。
总而言之，监督如果有效果，无论是上层对下层，还是农民对基层政府，那么问题就会少很多。这是把问题迎刃而解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怎么才能有监督，是网络吗？不是。在笔者看来，还是应该回到村民自治当中。村民自治赋权了农民，作为公民的农民，就自然会有监督的权力。将基层政府的权力明确清楚，是底层赋予，而不是上层赋予，那么，对下也就会有责任。有了责任，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解决很多。而中央政府也就不会承担那么大农民上访的压力。同样，网络上的农民政治，也就不那么充满火药味了。
2015年11月12日
修订于2015年11月19日
(本文刊于《萃英评论》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