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召林 王玲玲:茅盾文学批评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0:05:39

进入专题: 茅盾   文学批评   现实主义   艺术守望  

卜召林   王玲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总是非常不满,而主张作家“到民间去”。“深入生活”,这是茅盾从事批评之初便提出的命题,并在以后的批评中不断强化,1925年强调深入工农,三十年代强调深入革命斗争,四十年代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都与茅盾强调“生活的真实”这一思想密切相关。经过历史的冲刷,也由于茅盾自身思想的嬗变,去熟悉作家所不熟悉的生活的理论逐渐演变成要深入工农兵生活的理论。既推崇“深入新生活”,又肯定熟悉的生活对作家写出成功作品的价值,从而在深入新生活和保持与原有生活的熟悉关系这两个命题之间维持着某种均衡。

   韦勒克曾指出:“从理论上讲,对现实完全真实的再现将排除一切社会目的和宣传,显然,现实主义在理论上的困难,它的矛盾性,就产生在这上面。对我们来说他可能有些耸人听闻,然而他仅仅是文学史上一个简单的事实:文学转而描写当代现实这一事实本身,就暗含了一种人道的怜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与社会批评,它们常常是与社会相排斥,相对立的。在描写和宣喻,真实与教化之间的某种不可能从逻辑上予以解决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文学的特征”。(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第467页。)韦勒克描术的,正是现实主义内部倾向性与真实性的复杂关系,正象一切思潮一样,现实主义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自己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一旦背离了真实性的要求,它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伪现实主义的文学,这正是存在于中国新文学内部的一种急待解决的尖锐矛盾。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明白地指出:“勉强描写素不熟悉的人生,随你手段怎样高强,总是不对的,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来。”而造成这种不真实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作家“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凭空想象出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结果思想上或可以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这种后来长久地困扰着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艺术中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矛盾在初露端倪时便受到了茅盾的重视,并迅速地试图从理论上予以解决。尽管茅盾本人也曾不无偏颇地把文艺当作宣传新思想的工具来鼓吹,然而一旦他发现这种文学倾向性的过分强调损害到现实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则,即它的真实性时,当他看到真实性已成为决定新文学发展的成败关键的矛盾的主导方面时,他就立即转过来从理论上对真实性加以弘扬,以求恢复现实主义内部二者的平衡和统一。

   从强调深入生活到转向强调提高作家的思想,是走向创作的重要一步,而茅盾并未满足于此,更提出了深入生活的质量问题,这就是茅盾在四十年代《所谓生活的三度》中提出的“生活的三度”说。生活的三度即生活的广度、深度、密度,而在这三者中,以密度为中心。没有生活的密度,生活的表现往往流于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不能触及生活的深层和人的灵魂,而“一个生活有密度的人,也许他见的世面亦不怎样多,也许经历的世故亦不怎么深,然而无碍于他的生活之密度”。在茅盾看来,“生活有了密度的作家,不必定要写血淋淋斗争的题材,不必定要反映所谓当代的现实,才能见出他对于生活的热情,对于人民大众的命运的关心;平凡的小故事中,历史的题材中,都可以见他的热情所不能接受的。由于茅盾重视扩大生活,又特别重视作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生活质量,因而他主张的“深入生活”的命题,把握到了创作的真谛,而未表现出当时很难摆脱的“左倾”色彩。

   应该说,茅盾的批评并不以逻辑的严密性和推论的理性力量取胜,而是较多的陈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这种用经验和个人感受代替理论分析的思路在其许多文章中都留有痕迹。其魅力不在于靠理论的力量使人折服,而在于用大量感性材料,即印象和感受,提供给人们一幅直观的现实生活图景,这种图景中所融铸的是茅盾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体验。象早年评论文学研究会作家(《冰心论》、《王鲁彦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等),三四十年代评《西柳集》、《遥远的爱》、《呼兰河传》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九六0年短篇小说漫评》等,他都格外重视讲“我的感想”,述一己的印象感受和体验,也更容易被人接受。

     三 艺术守望

   茅盾的批评重视文学的思想性、时代性,然而却并未走向机械简单化的极端,反而显示出批评的宏阔和自由,丰富和灵活。究其原因,茅盾的批评不仅是一种社会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更是一种美学的批评。无论是宏观批评还是微观研究,茅盾都倾向于在宏观的意义上努力兼顾文学的综合功能,坚持文学的审美特性,使自己的文学批评成为真正的文学批评。针对二十年代末期革命文学的偏颇,他曾在《关于创作》中深刻地分析道,因为他们“本来不从事于文学,所以文学技术不够,结果便是把他们的‘革命生活实感’来单纯地‘论文’化了。他们的作品的最拙劣者,简直等于一篇宣传大纲。……我们不妨说蒋光慈的人物描写是‘脸谱主义’”。茅盾在《王鲁彦论》中便直接表示了对其讽刺小说《小雀儿》、《毒药》的不满:“我认为小说就是小说,不是一篇‘宣传大纲’,所以太浓重的教训主义的色彩,常常会无例外的成了一篇小说的menace或累坠。”即使在三十年代“大众文艺”的讨论中,茅盾仍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中指出大众文艺“必须能够使听者或者读者感动”,而“这感动的力量却不在一篇作品所用的‘文字的素质’,而在籍文字作媒介所表现出来的动作,就是描写的手法。”文学作为艺术品,要具有情感、神韵、想象等艺术的要素,通过艺术本身的美感作用达到对人心灵的浸染和对社会生活的反拨。文学的审美价值是文学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石,因而茅盾固然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至上论,更反对文学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在《〈地泉〉读后感》中他批评三十年代前后一些革命文学家的作品是失败的,其原因除了其缺乏革命的实感之外,还忽略了文艺的特质,即忽略了“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他尖锐地批评《地泉》三部曲“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全然没有艺术的魅力和感人的力量。

   “光凭否定感性的唯理主义的论理态度,是不能涉足绚丽的艺术世界的。”(注:茅盾:《文学与人生》,《茅盾全集》第18卷,第271页。)虽说茅盾倾向于理性而较为偏重冷静理智的判断,却又不失审美必具的心理素质和敏锐的体察。他曾对法郎士所说的“文学批评是一个灵魂和一本杰作接触而生的记录”表示赞赏,也曾一度认为“批评一篇作品,不过是一个心地率直的读者喊出他从某作品所得的印象而已。”(注:周扬:《谈文艺问题》,《周扬文集》第1卷,第501页。)在他的批评中不乏重艺术感觉审美经验的整体感知和印象鉴赏文字,他这样表达对《狂人日记》的感觉:“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奇文中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的感觉。”显然,这种感动和体味,实际上是对作品的审美组织、美学内容和形象世界的深刻审视,虽然只是一种感觉,却往往能真切地把握作家作品的美学风貌,并直接揭示出涵蕴其中的审美价值。《〈呼兰河传〉•序》正是这样一篇奇异的批评文字,茅盾怀着一颗泪水漫润的心,用自己的心灵去拥抱、感受、体悟萧红的内心世界及其创造出来的情感世界,内中充满怜惜与悲痛。在这种浓郁、沉重的情绪氛围中,他从萧红寂寞的死,述及她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上的坟墓,进而由作品探及作者寂寞的心情和寂寞的故乡与童年。这种颇带情绪的批评因它的真诚而获得了特殊的魅力,虽然模糊了逻辑与理性,却带来了审美的情韵,它表现了茅盾批评的某种不统一性,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出自批评家心智结构中潜在的艺术本能。这也正是茅盾之为茅盾的魅力所在。

   对艺术的这种重视,形成了茅盾艺术思维的另一定势,在以后的批评实践中,这一定势一直也十分鲜明并始终起着作用,使他以一个重视艺术特性的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上。1949年以后,对文学思想性的重视已经有走向极端的趋势,但是茅盾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艺术性进行必要的坚持,他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批评家,“不单单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也要分析他的艺术性”。并强调:“不要小看技巧,没有技巧的作品,本身就不能行远垂久(请不要误会,这里丝毫没有不重视思想的意思)。……”(《从眼高手低说起》)此时的茅盾已十分担心谈技巧有被看作技巧至上的危险,然而即使如此,他甘冒风险去谈技巧,再次显示出文学艺术性在他批评生命中不可漠视的分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尽管茅盾较少谈到艺术性自身的独特的审美品格,仅把艺术当作一种技巧来肯定,他也仍然是一个承认文学为人生有思想的批评家,是一个深入理解了艺术规律的不倦的追求者。在荆棘丛生的批评之旅中,茅盾凭借纯真的艺术良知与潜在的艺术本能,一路披荆斩棘,不懈地向着批评的真谛追寻。

  

  

  

   【参考文献】

   [21]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耶鲁大学,1965年版。

   [22] 茅盾:《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茅盾全集》第18卷,第23页。

   [23]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三联收店1984年版,第360页。

   [24] 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文艺理论译丛》1958第1期。

   [25] 滨田正秀:《文艺学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26] 茅盾:《“文学批评”管见一》,《茅盾全集》第18卷,第254页。

   [27] 茅盾:《文学与人生》,《茅盾全集》第18卷,第271页。

   [28] 茅盾:《西柳集》,《茅盾全集》第20卷,第269-270页。

   [29] 茅盾:《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茅盾全集》第18卷,第61页。

   [30] 茅盾:《西柳集》,《茅盾全集》第20卷,第269-270页。

    进入专题: 茅盾   文学批评   现实主义   艺术守望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4363.html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0年0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