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义:茅盾“五四”文学理论与“五四”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 次 更新时间:2015-11-25 23: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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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义  

   茅盾“五四”文学理论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颇具现实深长意味的话题。“五四”新文学运动能够健康运作,向前发展,便与茅盾卓越的“五四”文学理论建树休戚相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果说鲁迅是小说方面的伟大代表,郭沫若是新诗方面的空前巨匠,那么茅盾则是在新文学思想、新文学理论方面的最卓越的理论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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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作为“五四”时代的先进青年,他是以《学生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为阵地,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洪流之中的。他发表了大量的文艺杂论和译介文章,向封建旧文学旧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同以《新青年》为大本营的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取同一步调,而在稍后,则在许多方面更超越了他们,开始引导着“五四”文学革命不停顿地向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革命文学”过渡,推动着中国新文学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茅盾在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于1918年初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鼓动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论文《一九一八年之学生》①,从而与《新青年》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他虽不是“新青年”派的成员,但是他所提倡的思想革新的文化主张,同当时《新青年》授予青年“修身治国之道”②的宗旨是一致的,与《新青年》同人坚持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以争取“人”的解放的步调是合拍的。尤其可贵的是,一开始他就自觉地把思想文化革命同改革社会、振兴中华、创造文明的政治抱负和爱国宏愿结合起来,同全球风靡的新思想新文化以及创造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的博大胸怀结合起来,初步显露出他的思想认识是向着时代的深度和高度挺进,表现了他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忧患意识的高涨。

   当他1920年正式从理论上致力于新文学的倡导时,便将文学革命同思想革命同“再生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他当时明确地认识到“新思想一日千里,新思想是欲新文艺去替他宣传鼓吹的”③;倘能坚定地踏着文学革命这条路走,那一定能使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发皇滋长,开了花,结了果实”,而这“艺术之花”又能“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从衰老回到少壮,从颓丧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④。他还“代国内有志文学的人宣言: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做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⑤。基于这种宏伟目标,所以他在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同时,积极探究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致力于新文学思想的创建。如果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提出了较系统的新文学主张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期即1920年前后,茅盾便结合新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博采西欧新文艺思潮之长,对文学革命主张,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并初步形成了具有自己思想特色的新文学理论体系,给予“五四”时期文学的创造与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后,“新青年”派对文学理论主张的探讨,当时除了李大钊于1920年初在成都《星期日》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价值外,其他的主要成员如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在文学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而胡适、周作人的文学主张甚至还有些倒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青年”派在思想信仰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新青年”团体从组织上解散了,虽然有的成员继承《新青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彷徨中前进,但毕竟成了散兵游勇布不成阵;还有的成员离开了新文学战线或背离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正确方向而向右转;当然也有些骨干成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们已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运动和实际性的革命工作了。正是在“新青年”派倡导和发动的新文学运动面临着新的课题的紧要关头,茅盾以新的姿态,崭露头角,很快成了新文学理论的积极探索者和鼓吹者,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实践者和领导者之一,成了新文学运动中最卓越的文学理论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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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文学革命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呢?简言之,那就是“为人生”的“进化的文学”观。他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通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

   如果从思想基础上来考察,“五四”文学革命先驱的文学主张,大都建立在进化的文学观念上。茅盾新文学主张虽也仍然建立在进化的文学观念上,但是他主要是强调发展,强调革命,强调创造,因之他的文学观念有一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具有新的思想特色。

   在新文学表现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茅盾明确地指出新文学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他所谓的“平民”不能单纯理解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应当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被奴役的普通的老百姓。他还特别提出新文学应表现“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⑥。这是难能可贵的。茅盾当时推崇发出“平民的呼吁”的19世纪俄国近代文学,推崇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特别是高尔基等,说看了他们的作品“如同亲听污泥里人说的话一般,决不信是上流社会的,其中高尔该⑦是苦出身,所以他的话更悲愤慨慷”⑧。这清楚地表明他所说的“平民”是与“上流人”相对立的“下流人”。1921年他写的著名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将当时发表的百数十篇的新作品归为“描写农民生活的”、“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等六大类,其中他最佩服的是鲁迅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故乡》,说它能够以“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揭示出“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的真正原因。这进一步可以看出,茅盾所认为的“平民”,主要指中国当时社会以广大农民、城市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新文学创作应当把他们作为主角,以“阶级观念”来观察表现他们的生活,并为指导、改造他们的人生服务。茅盾所谓的“特殊阶级的人”,是指那些同“平民”处在尖锐对立阶级地位的“达官显宦,贵族阶级”⑨,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应是指那些封建军阀、买办豪绅等统治阶级以及侵凌我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这表明茅盾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阶级观念”来看问题了。这种认识,比文学革命倡导期胡适提出的新文学的描写领域要扩大到“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小负贩及小店铺”⑩,以及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的命题,不仅阶级色彩鲜明得多,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作家的阶级观念、感情和立场问题。而这正是新文学能否表现好平民并为他们服务的关键。

   但是,必须指出,“五四”时期的茅盾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思想中的阶级论因素并不居主导地位,因此在新文学表现什么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常常流露出普遍的人性观点,强调新文学应宣扬人道主义精神。他说新文学“唯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精神”。他认为“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所表现的“思想和情感一定是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这样的文学才是“人的文学”;“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本国而言,便是要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连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中国的现在,“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11)。他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讲得更明确:“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茅盾从文学与人的关系上考察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全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乃是创造人的文学,“文学家是来为人类服务”的,文学作品是“沟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喊的唯一工具”(12)。这里,茅盾提出的“人的文学”或“国民文学”,同陈独秀提出的“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在其思想基础上并无二致,因而并不象有人所说是运用了不“准确的概念”(13)。这是他的局限。我们不必为茅盾隐讳这一点。何况进化论或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斗争中,也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而茅盾当时还已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前半截是很不错的”(14),因而他的为人生的进化文学观愈发具有战斗的革命的特色,仍不失为当时最进步的文学理论。

   在表现什么样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和时代精神问题上,茅盾的文学主张也表现出了他不寻常的进步性和深刻性。例如茅盾认为,文学“应该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复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15)。如果作家在作品中只能告诉人们现实怎样的,而不能指出未来的应有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作家创作上的局限。他强调指出“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16)。他要求新文学不但要描写现实人生的悲惨,同时要以新的理想作为新文学的灵魂。这说明茅盾非常重视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理想性和革命性。他对那时一般的新文学创作重在暴露病态社会的病根和国民的劣根性,不很满意,而提出“中华这么一个民族,其国民性岂无一些美点”(17)?他认为应当把民族性里藏着善美的特点发挥光大起来。这些见解,不只反映出他对现实生活和中华民族达到了一定的本质的认识,并显示出他的“五四”文学革命理论,确乎高人一筹。

   茅盾强调新文学在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现实生活、表现新的理想的同时,还要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文学革命先驱的文学主张虽然不同程度地触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大都没有象茅盾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认识得那么深刻,对文学表现时代精神强调得那么突出。他反复指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18),“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19)。那么,茅盾力倡的“为人生”的文学应表现什么时代精神呢?他在1920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一文中说明“德谟克拉西”是新文学应表现的时代精神。这同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学最有价值的时代精神是德谟克拉西,与李大钊所说的世界绝大的思想潮流是平民主义,同毛泽东所指出的“各种对抗强权(包括文学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20),在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茅盾还认为“现在德谟克拉西已经放大范围”,它和“尼采所深恶的德谟克拉西”有些不同,即注进一些新的思想因素(21)。他的这种看法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稍后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对德谟克拉西的解释基本上是吻合的。与此同时,他积极评介俄罗斯文学、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德国无产阶级文学,多次评介高尔基,等等,这既是他革命的政治倾向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五四”时期新文学理论中具有新的无产阶级思想因素的重要原因和表现。这在当时的文学理论战士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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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在彻底推倒封建旧文学的基础上创建白话语体的反映社会人生的表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学。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在如何创建新文学方面都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尤其鲁迅和郭沫若从创作实践方面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范例,为新民主主义文学这座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而茅盾则从理论上对创建新文学的途径、方法、标准、要求等作了进一步的探究,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译介西洋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真正有价值的新文学的“路子”(22)之一。陈独秀早就提出新文学应以灿烂的欧洲文学为楷模,胡适主张以西洋近代文学为创造新文学的范例,周作人提出以西欧人道主义文学为榜样,同茅盾并肩协力战斗的郑振铎讲得更明确:“想在中国创造新文学,从那些纷如乱丝的,古典式的,陈陈相因的,大部分为非人的中国文学书中,是决不能成功的。所以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始可有发达的希望。我们从事文学者实在不可放弃了这个介绍的责任”。(23)茅盾则不仅一再强调译介外国文学对创造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还从文学的社会功能上阐述译介外国文学的意义。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尚未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象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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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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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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