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梅:在语言困境中挣扎的诗人

——浅论闻一多的语言体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15-11-23 14: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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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梅  
在那“大海的惊雷里”,自己“沉细的音波”几乎处于无声状态。因与母语的疏离而带来的这种身心的孤寂彷徨无处泣诉。疏远了凝结了本国人生存体验的语言,便是失去了自己精神栖息的家园,成为四处漂泊的孤魂。那种无边的酸楚、痛切的失助之感闻一多是用心灵真正体会到了。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真正的语言绝境。不能向天回首,因为母语在古人那里,人与语言的两相和谐有一种猜不透的神秘;不能向海低头,因为大海的惊雷是对母语的戕害;往前进不得,因为那是“水国底绝塞”;往后又退不得,因为我不能“抛却我的使命”。

   这是一个真正的语言的困境,唯有挣扎,在西方语言的包围中,在对诗经楚辞唐诗的回望中挣扎。惟其挣扎,或许才有希望。

   (三)

   闻一多在1928年初出版了他的第二个诗集《死水》后,几乎停止了新诗的写作,转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郭沫若语)的成就,但这个曾经立志要“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的诗人[19]为何在提出诗的“三美”主张并以《死水》亲力实践后不久,突然发生那么大的转向呢?其中原因或许太过于复杂,后人脱离那历史的情境,自然也无法接近事实的真相。但对于现实的失望和挣扎过后的身心疲惫恐怕总是有的。闻一多在1933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这样说起自己那一段日子的感受:

   “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苦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一看见亲人,他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我之不愿给你写信,一面是怕钩引起数年来痛苦的记忆,一面又觉得不应将可厌的感伤的话在朋友面前唠叨,致引起朋友的不快。总括的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20]

   这里所谓“不能适应环境”含义太过沉潜,隐藏了太多欲诉不能的悲苦。其中大概是有对二三十年代诗坛创作的深切失望,有对汉语被逼入受侮辱和损害境地的痛苦的。既然语言被糟蹋蹂躏的颓势不可挽回,既然自己已陷入无语的悲哀,难以对抗外界过于扰攘的叫喊,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便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你还口口声声随着别人人云亦云的说《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天呀,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那里。假如我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21]

   他有思想、有感情、有胸中的热火,但是没有能寄托这些质素的感性生命——语言,没有像古人一般听从语言召唤的切实感受,更没有能开启生存体验的言说方式。当时,中国文学界的语言氛围对闻一多来讲已成为隔阂的、挂碍的,语言已无法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感性地流出来。因此,唯有退回内部,退回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里找寻新的生命寄托。

   正如闻一多自己所说,“在这内向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内向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 尽管他说自己“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把自己比作“杀蠹的芸香”,要指出“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 [22],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古诗里找寻到“新体诗——白话诗——之所以不及旧诗处”的大端——“蕴藉”。

   每一句诗都蕴藉着一份独特的生存体验,每一句诗都是感性的生命的存在。语言和存在是一体的。不论是老杜的

   时危兵革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

   ——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

   的令人“对此茫茫,百感交集” [23],还是张若虚的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祗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传达出的深沉、寥廓更宁静的境界[24],一定都让闻一多真切地感受到了语言本身的美丽。

   按照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体验,语言的本性是对有限物不朽的言说,是让时间驻足于非时间的存在物(语言)中,而诗歌这种艺术的言说方式正是在语言中蕴籍了生存体验,借此驻足时间,使有限通达无限。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

   在天涯。

   这每一句都是一份时间驻足其中的生存体验,是无法还原成形式、工具之类的概念的。因此,在诗里面,语词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不再是沉默的质料,它里面安放了生存体验。换而言之,语词活了起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让语词成其为语词”。语言恢复了它真正的原初的面貌——它是感性的自然界(马克思语)。

   其实,与以上提到的西方人的语言体验相呼应,中国传统哲学对语言的感受也同样充满了深沉的智慧。所谓“文以载道”正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人本来便是在感性形式中讲真理,在生存中体验事物。只是因为后来的人受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把概念地言说作为体验事物的唯一方式,才把“道”从“文”中割裂出来再放进去,使两者处于分裂状态,而实际上古人的感受却不是这样的:文即是道,语言即是生存体验,是不能两分的。唯有诗的语言才能开启存在,才能展现那概念前逻辑前的世界体验。

   因此,我相信闻一多在提到杜诗与《春江花月夜》的时候,一定在那语词、章句、辞气之间感受到了古人这种对生存的体验,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回望中,他是真正地被语言本身打动了,所以才会说,“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25]

   闻一多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单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26]

   虽然他最终没有来得及开出这单方,但不论这单方是什么,有一点闻一多是说对了:只有在对自己民族传统的足够珍视与不断开掘中,才有可能得出这张单方。

   它应该是一首诗,应该是对人类的生存体验感性的、艺术的言说。

   参考文献:

   [1]《列宾回忆录》 [俄]列宾著 殷涵等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10

   [2][6]《〈冬夜〉评论》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3][4] 家书《致驷弟》(1923)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5]《泰果尔批评》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7]《周易与庄子研究》 闻一多著 巴蜀书社 2003

   [8][10][13] 《女神之地方色彩》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9]《论闻一多的诗》收录于《苏雪林选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9.6

   [11]《致父母》(1922)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12]《律诗底研究》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4]《现代英国诗人》序 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5]《悼玮德》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6]《致父母》(1923)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17][20][26]《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18]三首诗作都选自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9]《致实秋、景超》(1922)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21][22][25]《致克家》(1943)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23]《律诗底研究》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24]《宫体诗的自赎》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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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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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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