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大海的惊雷里”，自己“沉细的音波”几乎处于无声状态。因与母语的疏离而带来的这种身心的孤寂彷徨无处泣诉。疏远了凝结了本国人生存体验的语言，便是失去了自己精神栖息的家园，成为四处漂泊的孤魂。那种无边的酸楚、痛切的失助之感闻一多是用心灵真正体会到了。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真正的语言绝境。不能向天回首，因为母语在古人那里，人与语言的两相和谐有一种猜不透的神秘；不能向海低头，因为大海的惊雷是对母语的戕害；往前进不得，因为那是“水国底绝塞”；往后又退不得，因为我不能“抛却我的使命”。

　　 这是一个真正的语言的困境，唯有挣扎，在西方语言的包围中，在对诗经楚辞唐诗的回望中挣扎。惟其挣扎，或许才有希望。

　　 （三）

　　 闻一多在1928年初出版了他的第二个诗集《死水》后，几乎停止了新诗的写作，转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郭沫若语）的成就，但这个曾经立志要“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的诗人[19]为何在提出诗的“三美”主张并以《死水》亲力实践后不久，突然发生那么大的转向呢？其中原因或许太过于复杂，后人脱离那历史的情境，自然也无法接近事实的真相。但对于现实的失望和挣扎过后的身心疲惫恐怕总是有的。闻一多在1933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这样说起自己那一段日子的感受：

　　 “近来最怕写信，尤其怕给老朋友写信，一个人在苦痛中最好让他独自闷着。一看见亲人，他不免就伤痛起来流着泪。我之不愿给你写信，一面是怕钩引起数年来痛苦的记忆，一面又觉得不应将可厌的感伤的话在朋友面前唠叨，致引起朋友的不快。总括的讲，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20]

　　 这里所谓“不能适应环境”含义太过沉潜，隐藏了太多欲诉不能的悲苦。其中大概是有对二三十年代诗坛创作的深切失望，有对汉语被逼入受侮辱和损害境地的痛苦的。既然语言被糟蹋蹂躏的颓势不可挽回，既然自己已陷入无语的悲哀，难以对抗外界过于扰攘的叫喊，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便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你还口口声声随着别人人云亦云的说《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天呀，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那里。假如我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21]

　　 他有思想、有感情、有胸中的热火，但是没有能寄托这些质素的感性生命——语言，没有像古人一般听从语言召唤的切实感受，更没有能开启生存体验的言说方式。当时，中国文学界的语言氛围对闻一多来讲已成为隔阂的、挂碍的，语言已无法带着自己的生命体验感性地流出来。因此，唯有退回内部，退回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里找寻新的生命寄托。

　　 正如闻一多自己所说，“在这内向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内向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 尽管他说自己“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把自己比作“杀蠹的芸香”，要指出“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 [22]，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古诗里找寻到“新体诗——白话诗——之所以不及旧诗处”的大端——“蕴藉”。

　　 每一句诗都蕴藉着一份独特的生存体验，每一句诗都是感性的生命的存在。语言和存在是一体的。不论是老杜的

　　 时危兵革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

　　 ——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

　　 的令人“对此茫茫，百感交集” [23]，还是张若虚的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祗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传达出的深沉、寥廓更宁静的境界[24]，一定都让闻一多真切地感受到了语言本身的美丽。

　　 按照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体验，语言的本性是对有限物不朽的言说，是让时间驻足于非时间的存在物（语言）中，而诗歌这种艺术的言说方式正是在语言中蕴籍了生存体验，借此驻足时间，使有限通达无限。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

　　 在天涯。

　　 这每一句都是一份时间驻足其中的生存体验，是无法还原成形式、工具之类的概念的。因此，在诗里面，语词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不再是沉默的质料，它里面安放了生存体验。换而言之，语词活了起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让语词成其为语词”。语言恢复了它真正的原初的面貌——它是感性的自然界（马克思语）。

　　 其实，与以上提到的西方人的语言体验相呼应，中国传统哲学对语言的感受也同样充满了深沉的智慧。所谓“文以载道”正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人本来便是在感性形式中讲真理，在生存中体验事物。只是因为后来的人受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把概念地言说作为体验事物的唯一方式，才把“道”从“文”中割裂出来再放进去，使两者处于分裂状态，而实际上古人的感受却不是这样的：文即是道，语言即是生存体验，是不能两分的。唯有诗的语言才能开启存在，才能展现那概念前逻辑前的世界体验。

　　 因此，我相信闻一多在提到杜诗与《春江花月夜》的时候，一定在那语词、章句、辞气之间感受到了古人这种对生存的体验，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回望中，他是真正地被语言本身打动了，所以才会说，“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25]

　　 闻一多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单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26]

　　 虽然他最终没有来得及开出这单方，但不论这单方是什么，有一点闻一多是说对了：只有在对自己民族传统的足够珍视与不断开掘中，才有可能得出这张单方。

　　 它应该是一首诗，应该是对人类的生存体验感性的、艺术的言说。

　　 参考文献：

　　 [1]《列宾回忆录》 [俄]列宾著 殷涵等译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10

　　 [2][6]《〈冬夜〉评论》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3][4] 家书《致驷弟》（1923）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5]《泰果尔批评》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7]《周易与庄子研究》 闻一多著 巴蜀书社 2003

　　 [8][10][13] 《女神之地方色彩》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9]《论闻一多的诗》收录于《苏雪林选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9.6

　　 [11]《致父母》（1922）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12]《律诗底研究》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4]《现代英国诗人》序 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5]《悼玮德》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6]《致父母》（1923）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17][20][26]《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18]三首诗作都选自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9]《致实秋、景超》（1922）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21][22][25]《致克家》（1943）收录于《闻一多书信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10

　　 [23]《律诗底研究》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24]《宫体诗的自赎》收录于《闻一多全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