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 次 更新时间:2015-11-23 14: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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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说到联大的历史和演变,我们应追溯到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生活。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只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那时我们甚至今天还不大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因为学校虽然天天在筹备开学,我们自己多数人心里却怀着另外一个幻想。我们脑子里装满了欧美现代国家的观念,以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自然我们自己也不是例外。于是我们有的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便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

   因为长沙圣经学校校舍的限制,我们文学院是指定在南岳上课的。在这里我们住的房子也是属于圣经学校的。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们脚下是南岳镇,后面往山里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胜了。

   在南岳的生活,现在想起来,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物价还没有开始跳涨,只是在微微的波动着罢了。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南岳是个偏僻地方,报纸要两三天以后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们,我们也就渐渐不大注意世界了,于是在有规则性的上课与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来。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动,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

   讲到同学们,我的印象是常有变动,仿佛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线参加实际战争去的。但留下的对于功课多数还是很专心的。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一类的书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刚毅的领导,对于这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不能把国共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了,这个矛盾将来是可能又现出来的。然则应该如何永久彻底解决这矛盾呢?这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拢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现在想想,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

   但这在当时究竟是辽远的事情,当时大家争执得颇为热烈的倒是应否实施战时教育的问题。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坏。结果是两派人各行其是,愿意参加战争的上了前线,不愿意的依然留在学校里读书。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单纯的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并不是全体学生都主张战时教育而全体教授都主张平时教育,前面说过,教授们也曾经等待过征调,只因征调没有消息,他们才回头来安心教书的。有些人还到南京或武汉去向政府投效过,结果自然都败兴而返。至于在学校里,他们最多的人并不积极反对参加点配合抗战的课程,但一则教育部没有明确的指示,二则学校教育一向与现实生活脱节,要他们炮声一响马上就把教育和现实配合起来,又叫他们如何下手呢?

   武汉情势日渐危急,长沙的轰炸日益加剧,学校决定西迁了。一部分男同学组织了步行团,打算从湖南经贵州走到云南。那一次参加步行团的教授除我之外,还有黄子坚,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等先生。我们沿途并没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传说的。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紧张戒备,然而也是一场虚惊而已。

   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

   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希望到昆明后,有一个能给大家安心读书的环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谈,甚至也不大想政治问题。有时跟辅导团团长为了食宿闹点别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说来,都是很高兴的。

   到昆明后,文法学院到蒙自呆了半年,蒙自又是一个世外桃源。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了。

   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还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们离家太久,每到暑假当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这时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筑成,我们搬回昆明。这中间联大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就是在皖南事变时期,同学们在思想上分成了两个堡垒。那年我正休假,在晋宁县住了一年,所以校内的情形不大清楚,只听说有一部分同学离开了学校,但是后来又陆续回来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显著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交通也比较方便,有的教授还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里的人。

   一般说来,先生和同学那时都注重学术的研究和学习,并不像现在整天谈政治,谈时事。

   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慨,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的情绪。

   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抗战期中的青年是大大的进步了,这在“一二•一”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清楚。那几年同学中跑仰光赚钱的固然有,但那究竟是少数,并且这责任归根究底,还应该由政府来负。

   这两年来,同学们对学术研究比较冷淡,确是事实,但人们因此而悲观,却是过虑。政治问题诚然是暂时的事,而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初听这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

   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常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想到这里,我觉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现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战以来八九年教书生活的经验,使我整个的否定了我们的教育,我不知道我还能继续支持这样的生活多久,如果我真是有廉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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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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