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读蓝诗玲的《鸦片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1 次 更新时间:2015-11-22 18: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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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  

   半躺在酒店的大床上,翻阅英国学者蓝诗玲的《鸦片战争》。碰巧,电视正播着一部老片子,《林则徐》。

   同一段历史,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历史画面。

   《林则徐》,是一部样板戏风格的爱国主义赞歌。大义凛然的林大人,率领视死如归的人民,把青面獠牙的英军打得人仰马翻。最终却因汉奸的陷害,酿成历史的悲剧。

   蓝诗玲的叙事,没有那么沉重。貌似客观中立的笔调中,透露着英伦诙谐。

   我并不认为《鸦片战争》展现的都是历史真相。

   蓝诗玲有一点说得很好:

   “不存在绝对的‘历史真相’,……在‘集体记忆’中,必然有许多不同的‘个人记忆’。在任何情况下,历史学家都不可能重建历史事件的全貌和复杂性,留下的史料也永远不会是完整的。

   而在任何国家或文化里,历史叙事无一例外地被赋予了政治意义,对历史的解读也深深影响着统治者和政治家的立场合理性。

   即便如此,历史学家依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挖掘第一手史料,从而提醒当代读者历史的复杂性,并鼓励读者重新对史料进行研读,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蓝诗玲的《鸦片战争》,至少,让我透过英国人的视角,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譬如,鸦片战争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争。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是我自小接受的历史教育,一如电影《林则徐》的主旋律。

   蓝诗玲对这样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她介绍了当年英国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根据蓝诗玲的叙述,英国似乎并没有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作为民主国家,向中国派遣远征军,是主战派和主和派在议会斗争的偶然结果。

   蓝诗玲列举了19世纪大哲学家休谟、黑格尔、大文学家狄更斯等一大批西方精英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狡黠”、“堕落”、“荒唐”、“残忍”、“不诚实”、“缺乏道德”,……作家杰克•伦敦甚至在他“黄祸”小说的结尾发出宣言:“彻底把中国打扫干净……按照美国的民主程序进行”。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一场原本被鸦片商人鼓动起来的肮脏战争,变为对中国践踏世界贸易规则的惩罚,变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甚至变为对中国人民的拯救。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欢呼:中国“已经与世隔绝很多个世纪,现在要加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打交道了。她有众多的人口,现在冲破了长久以来包围着她的愚昧和迷信,将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享受更宽广之文明和自由,进入到不可限量的辉煌前景”。

   就像今天的美国人看待伊拉克战争一样,当年的英国人,除了对推销鸦片略感羞羞答答以外,对战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罪恶感,更不认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便到了香港回归那一天,英国人也没有对100年前的这场战争说一声Sorry。

   另一方面,蓝诗玲认为,中国当时对鸦片战争的认知,与今天也大相径庭。

   当年的道光皇帝,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清王朝以天朝自居,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外国都是蛮夷。天朝只知道朝贡,不知道天下还有外交。在朝廷眼里,英军的入侵,只是一场“边衅”,是“贼寇”的“犯上作乱”,“与中国政府那时正在镇压的其他内乱和边患相比,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在清军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时候,朝廷还认为,那是天朝的宽宏大量,不与小人计较,施舍一点小利,为图息事宁人。

   当时的中国民众,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保卫国家、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国民族主义的萌发,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当官军与英军打得火光冲天的时候,民众多半是麻木的旁观者。“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

   三元里的抗英斗争,被讴歌为抗击侵略的人民战争。蓝诗玲认为,本质并非如此。“三元里的乡民得以结合起来,是因为遭受的具体祸害(强奸、抢劫、亵渎先人的坟茔),而不是抽象的爱国主义。” 在蓝诗玲眼里,这场抗争,犹如今天中国农村抗议强拆的暴动,扯不上爱国主义。

   那么,鸦片战争,是如何作为“西方凌辱中国灾难世纪”的开端、作为“中国爱国主义”的序幕,被载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呢?

   蓝诗玲认为,最早是孙中山,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对鸦片战争进行了历史“重塑”。之后,老蒋和老毛都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把历史“重塑”得越来越离谱。

   孙中山最初并不“反帝”。他曾经这样评论鸦片战争:“林则徐焚毁烟土一案,酿成莫大祸事,……是未根据条约,不知公理的野蛮举动”。孙中山的革命,“一直是靠美元、法郎、英镑和日元支撑的”,他还曾经把英国看作建国的楷模。

   自从孙中山转向依赖苏联的援助以后,他不得不赞成“苏维埃的重要原则”,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世界的枷锁”。孙中山认为:“‘民众’需要列宁式的唤起,需要普遍的、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反帝口号和象征性符号,明确指明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救星(国民党……)。”

   蓝诗玲尖锐地指出:“如果国民党真的要用反帝情绪来构建一个国家,那么,篡改历史教科书就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蓝诗玲引用了英国政治家的名言:“谁掌握了过去,谁也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她认为:“正是因为有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宣传,1839-1842年间的事件不再被当作19世纪一件看法不一的花絮新闻(是一场‘纠纷’或‘远征’),而是成为中国屈辱的、前所未有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

   蓝诗玲的结论,对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之前,中国学者茅海建写了一本颇受争议的书,《天朝的崩溃》,也提出过类似的挑战。

   我倒不至于因为看到一种新的历史诠释,就轻率地推翻固有观念。我更反感用“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封杀对固有观念的质疑。

   蓝诗玲的《鸦片战争》提醒我们:历史,总是掺杂着太多的政治意义。

   这样的提示,对我们观察今天的世界,也很有启迪。

   譬如,对于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的战争,我们不必轻信西方标榜的正义。当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华丽外衣下的真正动机,无非是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又譬如,当中国在外交上遇到一些挫折,我们不必陷入被害妄想症,总以为自己100多年来都在被外强欺凌。就如太平天国的灾难远远甚于鸦片战争,中国自虐的历史远远甚于被虐。当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仅因为国家软弱,更因为国家愚昧和黑暗。今天,我们需要强壮的肌肉,更需要开放的心灵、健全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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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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