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与终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8 次 更新时间:2015-11-20 0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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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进入专栏)  

  

   法西斯主义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思潮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为何产生在最为“现代”的欧洲?又为何偏偏在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达到顶峰,得到“万众一心”的狂热拥护,表现出灭绝人性的残酷?在亚洲,为何最发达的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法西斯失败已经70周年,人们对法西斯的罪行已日渐淡忘,对其危害已不以为意,对其当年兴起的缘由则更不经意。在这种时候对法西斯思潮的理论来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再做探讨,或许会使我们于麻木中悚然警醒,对灾难产生的根源予以深刻的探索,提防这类悲剧重演。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实际是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欧战”一词更为确切)无疑成为欧洲历史上“昨日”和“今日”的分界线。“昨日”是一个安全、温馨、繁荣、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的世界,“今日”则是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的世界。在这寻求不到归宿的价值真空时代,各种强有力的极端思想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为极端的法西斯思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众人皆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说是法西斯的鼻祖,但他在“一战”前却是个“极左派”社会党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激烈反对议会政治,尤其反对党内“温和派”参与议会政治和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亚的主张,并因此于1911年被判刑5年。他写道:“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兄弟,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另外,他对暴力的爱好在社会党人中是出了名的,他坚决反对党内温和的知识分子领导人,鼓吹“街垒好汉”,相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持久战中”“将产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价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英]弗·卡斯顿著,周颖如等译:《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页)。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积极主张参战,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同上书,第47页)结果,他被社会党开除,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战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虽然其具体纲领和表现形式在各国有所不同,但憎恨自由精神、反对民主制度和议会政治、宣扬坚决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推崇强权和暴力、主张专制统治、无情镇压反对派却是其共同特点。

   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这时,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40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2000双鞋的豪华店还贵,修一扇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马克不断贬值,到1923年11月,1美元竟能兑40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高通胀必然带来高投机,一些人在各类黑市大发横财,买下城堡和农庄、轮船和汽车,买下整个街道、整座工厂和矿山。结果,造就了一小批扬扬得意的暴发户和成千上万的愤怒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社会道德空前败坏。“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这时,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奥]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页)

   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将从前侵占的法国、波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领土归还原主,当德国无力支付赔款时法国便强占鲁尔工业区相抵。德国军备还受到严格限制,陆军只能有不超过10万的志愿兵,不许有飞机和坦克,不许建造潜水艇和万吨以上的舰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赶到德国抢购,来自异国的穷人在德国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显然,“《凡尔赛条约》以及国民议会接受这一条约的耻辱、德国以前的敌国提出的新要求、软弱而又不断变动的政府、很不受爱戴的新成立的共和国、议会代表的愚蠢无能和缺乏经验、德国权力和威望的衰落,尤其是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都提供了许多可以用来鞭打‘这个体制’的有用的鞭子,而这些鞭子也一直被利用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93页)成功地利用这鞭子的,便是希特勒法西斯纳粹。最终,希特勒手执钢鞭在万众欢呼声中将共和国“这个体制”挞为齑粉。

   1920年2月末,希特勒在慕尼黑宣布将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同时公布了该党颇具吸引力的“二十五条纲领”。纲领虽有25条之多,但精神实质只有两点:激烈地反对垄断资本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它提出“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在政治方面,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提出“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和约》”,“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由此自然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极权统治,“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对犹太人;第二十五点明确“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这一点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领袖独裁为核心内容的“领袖原则”。

   应该承认,这“二十五点”紧紧地抓住了德意志当时的心灵,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只有少数人看到了潜在的危险性。尽管德国经济从1924年开始好转,但纳粹势力一直在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咄咄逼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占有权力,那么我们第一个要争取的对象是工人群众。”所以十分注意用“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争取群众(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对商人、金融家、资本家、地主等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整个20年代,纳粹党员成分绝大多数都是下层民众,其中大、中学生和退伍军人又格外活跃,因为法西斯运动的“劲头及其狂热劲和拒绝做任何妥协的态度,创造‘英雄’业绩的无数机会,与政敌的不断冲突,所有这些都吸引了这些年轻人和退伍士兵。在这几年间,表现整个运动特征的,与其说是党组织,不如说是党的强有力的助手冲锋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139页)那种横扫一切、建功立业的霸道和浪漫,与“平时”的平庸、刻板和沉闷迥然不同,对血气方刚、充满英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此,许多青年狂热地投身于法西斯运动。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二三十年代长期住在西欧,亲眼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全过程。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党暴行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他写道,那些法西斯党徒相信“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正义并摆脱国际资本”(爱伦堡著,冯南江等译:《人·岁月·生活》中卷,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他还听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阅兵式上的演说:“法西斯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意大利,前进!”(同上书,第257页)作为记者,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同上书,第200页)他痛心地看到,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同上书,第198页)这些生动直观的记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与意大利、德国一样,日本“一战”前后政治的混乱,尤其是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贫富不均,为法西斯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由于米价陡涨,1918年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造成了社会的强烈动荡。日本法西斯主义首先产生于民间,不久军部也开始法西斯化。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提供最早、最基本纲领的,是北一辉在1919年秋完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北一辉1883年出生在一个小渔町,读中学时右眼失明退学。恰在此时,他父亲经营的小酒坊破产,家道中落。他与希特勒颇为相似,不事生产,21岁时从家乡来到东京,一边在早稻田大学旁听,一边拼命读书。由不富裕的家庭供养,过着“边缘人”的飘荡生活。1906年他用家里给的最后一笔钱,自费出版了近千页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宣扬君民共治的社会主义。他热衷政治,1906年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与宋教仁、谭人凤过从甚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来中国。1916年再次来到中国上海,由一位日本牙医接济生活,日本的动荡使他感到自己必须“担当起日本自身的革命”,一直在读书、建构自己的建国方案。1919年8月初,他开始动笔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据说这期间他闭户不出,在月底就完成了这部小册子。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民族主义三个方面。在政治方面,提出“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原根本”,改造国家就是在三年内停止实施宪法,解散两院,全国颁布戒严令。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则就是“保护工人权利”,反对大财阀、大资本、大地主,规定日本国民一家的财产以100万日元为限,超过部分无偿上缴国家;一个家庭的私有土地以时价10万日元为限,超过部分由国家征收;私人企业资金以1000万日元为限,超过限度由国家征收。他强调、突出自己是“社会主义”但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同,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在日本就是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他声称随着日本国家改造完成,使日本“垂范于东西方”,可以“高举亚细亚之义旗,执未来世界联邦之牛耳”。日本为了受压迫、受侵略的其他国家,有“对外开战的积极权利”,为了印度独立、中国自立,日本可以主动开战。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日本法西斯奉为神明,受到许多下层民众支持,成立了“血盟团”等组织。特别得到出身贫苦的青年军官的拥护,他们频繁集会,讨论、宣传“改造法”。1929年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工人更加贫困,小农纷纷破产。“血盟团”提出要杀死那些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人民死活的财阀、特权阶层及政党和政治家的“昭和维新”,得到许多人响应。1932年2月和3月,“血盟团”先后刺杀民政党干部、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5月15日,与“血盟团”有联系的一批海军青年军官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以及政友会本部等重要机关,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他们自称是对社会动大手术,割除社会腐败的脓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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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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