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弱水: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15-11-19 22: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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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弱水  

   1922年7月至1925年5月,闻一多留美三年,无论世界观还是艺术观都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对西洋文明满怀憧憬,到深感幻灭并声言决裂,闻一多从此变成了一位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即他自称的国家主义者;从幼稚的《红烛》,到成熟的《死水》,闻一多的诗艺也脱胎换骨。何以至此,环境之外,与个人阅读也关系甚大。

   作为密友,梁实秋当年见证了闻一多心智活动的种种轨迹。他曾回忆,在两人就读于珂泉(ColoradoSprings)的时候:

   我所选的课程有一门是“近代诗”,一共读二十几个诗人的代表作品。还有一门是“丁尼孙与伯朗宁”。一多和我们一同上课。……一多的《死水》,在技术方面很得力于这时候的学习。在节奏方面,一多很欣赏吉伯龄,受他的影响不小。(注:据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引,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9页。)

   在英诗班上,一多得到很多启示。例如丁尼生的细腻写法theornatemethod和伯朗宁之偏重丑陋thegrotesque的手法,以及现代诗人霍斯曼之简练整洁的形式,吉伯林之雄壮铿锵的节奏,都对他的诗作发生很大的影响。(注: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33、37页。)

   着眼于诗,梁实秋在此列举了许多给过闻一多以启示的名字。那么这些人中,有没有谁对闻一多的影响不止于诗,而兼及于思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同时对闻一多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我认为,那一定是吉卜林。

   当文明的冲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话题,声名沉寂已久的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在西方再度受到注意。而在中国读书界,这位190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似乎仅以他那许多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为人所知,他的诗,以及他那与其文学天才混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观点,对我们来说都十分陌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受过影响的西方作家的名册上,也见不到他的名字。可历史的地表下常常有好多潜伏的勾连纠结不为我们所知,吉卜林与闻一多之间,或基于事实,或出于推断,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正有待于我们重新发掘。

   当然,闻一多自己并没有提到过吉卜林的名字,但来自后者艺术上的显著影响,不仅对他个人的创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微妙地改变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方向,本文的要务就是指证和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二人——一个帝国主义诗人与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在思想上也相映成趣,这特别引起本人比较的兴趣,以至于我想首先从这里入手来加以探讨。

   一

   萨义德在他的名著《东方学》中抨击那些“东方学家”时,少不了要提到吉卜林的名字:“他们的想象性视野主要由他们卓越的同代人吉卜林所提供,后者在歌唱‘对棕榈和菠萝的统治’时所具有的热情是令人难忘的。”(注: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85页。)吉卜林的这句唱词,萨义德所记大致不差,出自吉卜林1897年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所作的颂歌《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此诗可以视为吉卜林殖民思想的一个标本,全文照译如下:

   我们列祖列宗的上帝啊,/我们辽阔的战线之主,/在那令人敬畏的巨手下/我们统治着棕榈与松树。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当喧嚣和骚动都已沉寂,/当诸王、众首领都已凋零,/依然留下你古老的献祭/和一颗谦卑、忏悔的心灵。/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洋,/沙丘和海岬炮火已沉没。/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像亚述、腓尼基一样陨落!/宽恕我们吧,万邦的主宰,/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如果我们为武功的显赫/而陶醉,不再对你敬畏;/像异教徒放纵狂野的唇舌,/像劣等民族目无法规——/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为那些异教徒,他们只信任/冒烟的枪管和铸铁的弹片,/为那些灰尘上英勇的灰尘,/而并不寻求你的照看。/为那些癫狂的自大和蠢话,/上帝啊,宽恕你的子民吧!

   真正是无愧于“帝国主义歌手”(singerofimperialism)的绰号,吉卜林鼓吹秩序、强调服从的白人殖民者的思想,贯穿在他的小说、散文尤其是诗歌中,成了喋喋不休的滥调。对“异教徒”和“劣等民族”侮辱性的语句,毫无忌惮地出现在吉卜林的笔下。在他看来,白人有开化异教有色人种的天职,帝国主义的征服乃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为此,必须派遣小伙子们不远万里去发动可怕的战争。对于那些“劣等民族”,只有忍辱负重,竭力去改进他们的生存状况,迫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明观念,尽管他们不领情,尽管他们埋怨甚至愤怒。于是,吉卜林从混乱的人性的泥淖之上构想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乌托邦,其中,殖民地的“东方”最终会自愿顺从殖民者的“西方”的统治,而白种人对有色人种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感。

   正因为如此,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吉卜林招牌式的思想才会被以赞赏的口吻点出来:“《七海》(1896)这组诗歌透露出吉卜林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是一个版图包括全球的帝国公民。在所有纯文学的作家里,为加强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无疑要算吉卜林了。”也因为如此,有人说,吉卜林的事业在英联邦的历史上,比起在英语文学史上,来得远为重要。文学史告诉我们:“他的那些诗篇,又浅白又世故,其声名普及于整个英语世界;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一般家庭里的读物,除了圣经,便是吉卜林。”(注:MargaretStonyk,NineteenthCenturyEnglishLiterature,London,MacmillanPressLtd,1983,p.262.)而下面的描述更具体而富有感性:

   对整整一代人而言,通过吉卜林的巫术所打的预防针,思乡病给消解了……男人门会打枪,能骑马;他们意识到“白种人的重任”的分量,读着并说着“七海”里的行话;而在帝国的前哨,男人们别的都不读,只懂也只认吉卜林诗歌的那些习语所反映出来的他们自身生活的闪光。(注:C.E.Carrington,TheBritishOverseas,quotedfromhttp://www.kipting.org.uk/rg-musicl.htm)

   有趣的是,由于吉卜林出生于印度孟买,且同印度文化走得太近这一事实,他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认为吉卜林不属于英格兰。在谈到包括科西嘉人拿破仑、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以及吉卜林在内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时,以赛亚•伯林说:“这些人都有着火热的眼光,不管是高贵还是低俗,充满理想还是心术邪恶,它源于他们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他们的民族意识受到的侮辱,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其他社会、其他文明的压力最强大的民族边缘。”(注:《狄斯累利、马克思及对认同的追求》,见伯林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06页。)边缘地位和驳杂身份反而会造成对维护中心之纯粹性的异乎寻常的狂热,这是个悖论,却也是个通例。

   闻一多正是在异域的文化冲突中受到伤害和侮辱之后才激发出自己的民族主义的。一到美国,他就感受到了白种文明的强烈排外性,而当时声望仍隆的吉卜林的作品,既为他的必读书目,一定强化了他心目中这种东方与西方的对立,也刺激了他从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中发展出另一种文化优越论,且再三申言之:

   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注:《致父母亲》(1922年8月),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46页。)

   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注:《致父母亲》(1923年1月14日),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138页。)

   与诗中响彻着军号声与军靴声的“吉卜林的观点”(语出奥登《悼叶芝》)不同,闻一多的民族主义只在“推尊我国文化”,即所谓“中华文化国家主义(CulturalNationalism)”。这也是留美中国学生组织的“大江学会”的宗旨,闻一多是其最积极的发起人与参与者。他认为“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注:《致梁实秋》(1925年3月),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216页。)循此思路,他创作了介于《红烛》与《死水》之间的多首爱国诗篇,如《醒呀》、《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南海之神》等。这些诗在艺术上价值并不高,但是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现代中国,这是第一次集中地用诗的形式来建构族裔神话,来描述中华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底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我的血是荆轲、聂政底血,我是神农、黄帝底遗孽。

   闻一多这种人文修辞策略,与“编造出整个大英帝国”(维吉里亚•伍尔芙语)的吉卜林并无二致,因为在后者那里,所谓“白种人的重任”也全然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自我崇拜。本民族的优越性殆由天授,且受一个悠久而辉煌的人文传统的支撑,民族的每一分子自动分享着共同的地理与历史的骄傲。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如闻一多在1944年的一篇不大被人注意的评论《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中所指出的:“这是我们历史上比较晚起的东西。……直至最近五十年,因国际形势的刺激,才有显著的持续的进步。”(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第356页。)而照当今的现代性与后殖民理论的说法,“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注:厄尔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3页。)。所以,民族乃是一些先觉而敏感的知识分子依据地理与血缘的真实,再加上历史与哲学的想象,而进行的一种叙述。

   闻一多正是这样一个较早的叙述者。在本质上,他的“中华文化国家主义”颇有一些沙文主义的色彩。他是用一种颠倒过来的吉卜林的眼光看世界,在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见到的也是不平等。他把西方列强称之为“异类”(《七子之歌》小序),这让我们联想到“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的歧视性表达。在他的笔下,中华是蓬莱仙境,“四周围又堆伏着魍魉猩猩”。他怨恨长城将文化的种子关了起来,未能“早些将礼义底花儿开遍四邻,如今反教野蛮底荆棘侵进城来”(《长城下的哀歌》)。这种文野之辨,乃基于闻一多一个非常的确信:

   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哦!我们不要被叫嚣犷野的西人吓倒了!(注:《<女神>之地方色彩》,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23页。)

   如果将闻一多的思想视为“华夏中心主义”与“中华至上论”,谅不为过。他虽然不曾“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鲁迅语),但有意思的是,他也像吉卜林一样,主张要为文明而进行野蛮的斗争,所以他诗中运用的意象,有时竟与吉卜林如出一辙:

云气氤氲的校旗呀!/在东西文化交锋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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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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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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