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弱水: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 次 更新时间:2015-11-19 22: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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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弱水  
但吉卜林的影响对热衷于试验各种西洋诗体的闻一多来说,还是起了主导作用。试看吉卜林的《军靴》(Boots):

   We’refoot—slog—slog—slog—sloggin’overAfrica—/Foot—foot—foot—foot—sloggin’overAfrica—/(Boots—boots—boots—boots—movin’upanddownagain!)/There’nodischargeinthewar!

   Seven—six—eleven—five—nine-an’-twentymileto-day—/Four—eleven—seventeen—thirty-twothedaybefore—/(Boots—boots—boots—boots—movin’upanddownagain!)/There’snodischargeinthewar!

   闻一多的《洗衣歌》——梁实秋说在艺术上正是模仿了吉卜林的(注:梁实秋:《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33、37页。)——与之何其相像:

   (一件,两件,三件,)/洗衣要洗干净!/(四件,五件,六件,)/熨衣要熨得平!

   闻一多对回环复沓的形式的喜爱有时候到了偏执的地步,比如《你莫怨我》和《忘掉她》,前者为一爱情诗,逐节而下,是“你莫怨我!”“你莫问我!”“你莫惹我!”“你莫碰我!”“你莫管我!”的恨声不绝,虽是抒情,倒像赌气。后者为一悼亡诗,但“忘掉她,像忘掉一朵花!”在全诗的七节里重复了十四次之多,形式脱离了内容而空转。闻一多类似的做法免不了给人造作、生硬甚至滑稽之感。当读者被要求发出“替他们洗!替他们洗!”“交给我——洗,交给我——洗”这类切齿之声时,可以想见其尴尬。跟吉卜林的谣曲植根于英国民间创作的传统不一样,20年代的中国新诗还是文人创造的新事物,与民谣俗曲的语言形式差别太大,所以闻一多的谣曲风,并不“通”于真正的“俗”。

   吉卜林在诗的艺术方面对闻一多产生的影响并非一无可取。比方说,吉卜林经常以伦敦土腔写诗,这可能启发了闻一多用京白写出了《天安门》、《飞毛腿》等杰作。而这两首诗采用的“戏剧性独白”(dramaticmonologue)手法,究竟是来自吉卜林还是伯朗宁也实在说不清,因为正如T.S.艾略特在吉卜林诗选的序言里所指出的,吉卜林的戏剧性独白乃是对伯朗宁的亦步亦趋。

   但是,总体上看,闻一多受之于吉卜林的影响是趋于负面的。闻一多曾经研读过的近代英国诗家既然很多,其形式感不一定得自吉卜林,但是那种强有力的韵律,作为男性行为世界的价值体现,却是结合了诗人自身气质与吉卜林的影响的结果。在一片铿锵的声响中,两人都钝化了对微妙事物与参差之美的感受,从而停留在现代主义的前夜。

   闻一多为创造新诗的格律花费了非常多的心血,贡献很大,表现在《死水》的大部分诗篇里,他做得能像T.S.艾略特眼中的吉卜林一样好:

   他努力为自己的诗篇所设计的形式,其繁富多变是值得称道的:每一种都很独特,都很好地适应了诗本身所传达的内容和情绪。韵律不是十分固定:该单调的时候是单调的强音节拍,而节奏的变化范围又相当大。(注:T.S.Eliot,“Introduction”toAChoiceofKipling’sVerse,London,Faber&Faber,1941,p.35,p.11.)

   但问题是,闻一多把诗的形式看成一个“相体裁衣”的问题,不免失之机械,因为诗的形式与情思应该是有机的内在统一,绝非衣服之于身体的关系那么简单。他和他的同道对新诗格律的讲求,导致新月派的诗仿佛穿上镶嵌着一串串闪闪的脚韵的紧身衣,这在当时就引起了某些人的警惕,包括新月派的另一员主将徐志摩。徐氏宣称“已经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

   谁都会运用白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它连影儿都没有和你见面!(注:徐志摩:《诗刊放假》,见《晨报副刊•诗镌》第11期,1926年6月10日。)

   “韵文”(verse)里有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诗”(poetry),艾略特不就这样说么?徐志摩认为,若单讲外表,结果只会是无意义的形式主义,所以他对格律的看法灵动得多:“正如一个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这与后来的现代派诗人的看法相通,即诗的内在音乐性才值得强调。三四十年代,戴望舒一再引述安德列•纪德的观点:

   语辞的韵律不应是表面的,矫饰的,只在于铿锵的语言的继承;它应该随着那由一种微妙的起承转合所按拍着的思想的曲线而波动着。(注:戴望舒:《诗论零札》,香港《华侨日报•文艺》,1944年2月16日。另见戴氏《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上海《新诗》月刊,1936年第2期,译文稍有出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说戴氏“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

   新月之后的中国现代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走上了别样的路,但闻一多等人对格律的片面理解,已经造成并且加深了人们对格律体诗的偏见,使读者对新诗格律未见其利,先受其弊。新诗刚刚治好了初期有白话而无诗的毛病,又被诊断出有格律而无诗的症候。这样说来,当年铿锵有声、于今寂寞无闻的吉卜林,竟与20世纪中国诗所走的一段路——本是一段正路,不幸走歪了——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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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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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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