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平:论闻一多的爱国诗创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9 次 更新时间:2015-11-19 22: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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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平  

   在闻一多全部诗作中,有相当数量属于爱国内容的范畴。如《红烛》集之“孤雁篇”中的《晴朝》、《太阳吟》和《忆菊》诸诗,《死水》集中的《洗衣歌》、《一个观念》和《发现》诸诗以及《集外诗》中的《醒呀!》、《长城下之哀歌》和《我是中国人》诸诗等。所有这些包括其他爱国诗篇,都是“诗境”与“尘境”相交织的爱恨结晶,各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诗人不同时期的真挚爱国情感。

   一

   所谓“诗境”,是指闻一多从事诗歌创作的艺术环境以及从事诗歌创作的理想追求和创作冲动。其主要表现为闻一多当时在美国留学所处的艺术氛围如美术馆的壮丽辉煌,戏园电影演出的健康内容,还有那高雅的音乐和舞蹈,都绝非中国能比。所有这些,竟使刚一到此的闻一多就羡慕甚至惊诧不已。“美国人审美底程度是比我们高多了”,他说,“讲到这里令我起疑问了,何以机械与艺术两个绝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同时发达到这种地步呢?”①就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并在其感叹的情况下,闻一多于学习美术的同时,又选修了英美诗等课程,而当时美国意象派诗人罗威尔、弗莱琦等人的创作,尤其给他以很大影响。也正因此,他于留美当年刚两月即1922年的9月29日在“致梁实秋、吴景超”的信中谈及清华文学社创办刊物之事时说“景超所陈三条理由(一、与文学社以刺激,二、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三、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我以为比较地还甚微琐。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②闻一多在此所说之“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学潮流或派别”的,就是他受欧美文学影响后之更为坚定的极端唯美主义追求。

   所谓“尘境”,这可从他“致吴景超”信即“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之语中找到答案。虽然这个“尘境”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最主要的,则是现实生活中他所遭受的民族歧视以及他在遭受民族歧视后虽然悲愤但却无奈的复杂心情。就在闻一多留美当年的农历11月28日,他在写给父母亲的信中言之急切提前回国的心情时就说:“美利坚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他还说,“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我国人者一言难尽”。“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③既遭受民族歧视又不甘忍受屈辱因之而表现出强烈的仇恨和反抗心理,这就是闻一多留学当时所处的“尘境”以及他在这种“尘境”中的真实感情。

   二

   思乡的主题,是闻一多留美时爱国诗的重要内容。《太阳吟》,就是闻一多在这种“诗境”和“尘境”相交织的情况下创作出来并被公认是闻一多最具特色的爱国思乡诗篇。就在这首诗作中,作者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借助太阳这一形象在浪漫想象中创造出神奇瑰丽的色彩和宏伟开阔的意境并展开神思,抒尽了留学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真切情感。

   也许有读者会误认闻一多写该诗是在想其狭义的家。因此,我们要真正理解这首诗的爱国含义,就必须清楚其写作背景。闻一多1922年7月底离开故乡去大洋彼岸留学,就在其刚到美国不久的8月中旬“致父母亲”的第二封信中,就捶胸顿足似的大声疾呼:“在国时从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国始觉得也,而在美国为尤甚。”这是因为“彼之人民忤我特甚(彼称黄、黑、红种人,蛮夷也,狗彘也)”。于是,闻一多愤怒高喊道,“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④

   当然,仅靠此信并不能否定《太阳吟》的创作是闻一多在思念其狭义之家,却相反恰恰证明他是在想念其狭义之家。但我们只要读过闻一多当年作此诗后写给清华好友吴景超的信,就可知道闻一多诗的真实含义。他说:“让你先看完最近的两首拙作(按即《晴朝》和《太阳吟》两诗),好知道我最近的心境。‘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他接着解释说,“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不仅如此,闻一多还说他在《太阳吟》的最后三节即关于看见太阳“就当回家一次”,其“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诸内容的表达中,“似乎得了一种慰藉”。⑤我们从闻一多这情真意切的话语中,分明可以看到诗人那颗腾挪跳动的赤子之心。因此,《太阳吟》诸诗的创作,当然就是他之“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知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的结果。

   和《太阳吟》同时创作的《晴朝》,同属爱国思乡的诗篇。只是,《太阳吟》的表达方式是借早上“楼角新升的太阳”所勾起的思绪直接抒发诗人思念祖国的缠绵情怀,而《晴朝》则是诗人借其早上所看到的各种景象,间接而曲折地表达游子思乡的感情。《晴朝》和《太阳吟》的意向和思想感情合而为一,互为表里,互为补充,其本应美丽景象的《晴朝》在诗人笔下所显示的灰暗以及《太阳吟》意象在诗人笔下所显示的辉煌而形成的巨大反差,在表现诗人真切感人爱国情思的同时,其酣畅淋漓而又细腻的抒情,更给读者带来巨大的美感享受。

   闻一多留美时的爱国诗作,又常常表现为对于祖国山水草木和悠久文化热爱的内容。如《秋色》诗作者在“色彩”的观赏中关于“紫禁城里的宫阙——黄的琉璃瓦”和“绿的琉璃瓦”以及“楼上起楼,阁外架阁”的描写,还有把洁阁森公园“小鸟唱着银声的歌儿”也当作“是殿角的风铃底共鸣”,甚至,连“这些树”也都“不是树了”而变为“金碧辉煌的帝京”的想象;另外《忆菊》一诗,作者特别注明“重阳节前一日作”,这是暗借唐代诗人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诗句抒发身在他乡的游子对于祖国山水草木和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祖国的思念。他将菊花比作“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又因为是“四千年的华胄的名花”,所以,当诗人一想起她,就难免不想起自己的家乡,想起自己的祖国。因此,诗人才“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当然,《太阳吟》也是借天上太阳的奔波不息抒发旅居海外游子无所依归时对于祖国的思念,尤其借象征中国文化的典故如“六龙骖驾”,象征中国的威严历史如“北京的宫柳”,象征中国的博大如“山川”等,抒发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祖国的自豪感。所有这些,就形成了闻一多爱国诗的独具特色。

   在闻一多诗作中,还有许多表现中国古典文化意象或典故标志的如“红烛”(《红烛•序诗》),“翡翠,蓝珰玉,紫石英”和“盘龙,对凤,天马,芝草,玉莲”(《剑匣》),“太华玉井底神裔”,“雏凤底律吕”,“抱霞摇玉的鲜花”,“千叶宝座上的如来”,“丈余红瓣中的太乙”,“五老峰前的诗人”和“洞庭湖前的骚客”(《红荷之魂》),“嫦娥”(《美与爱》)等;在其所引古典诗句作为题记的诗篇中,除《孤雁篇》所引杜甫之“天涯涕泪一身遥”外,另外还有《红烛•序诗》所引李商隐之“蜡炬成灰泪始干”,《李白之死》所引李白之“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雨夜篇》所引黄庭坚之“千林风雨莺求友”,《青春篇》所引陆游之“柳暗花明又一村”等。所有这些意象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从而构成闻一多诗歌不同于当时其他诗人创作的独特景观。

   由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当然更因对于民族歧视的反抗,闻一多留美诗作的爱国内容还表现为对于殖民剥削者的痛恨方面。《洗衣歌》和《我是中国人》,就是这类内容的名篇。《洗衣歌》诗通过华人终年替人洗衣却备受歧视的悲惨遭遇,不仅表现出华人飘零异国的血泪生活,而且更通过此表现出闻一多对于民族歧视和殖民剥削的痛恨。而在《我是中国人》中,他自豪地宣布:“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诗人以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集中国历史所有智慧和荣耀于一体,夸耀于殖民者之前:“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为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而自豪和骄傲,这就是闻一多当时所昭示于人的文化态度。当然,正是因为热爱自己祖国文化的原因,闻一多才具有一颗《爱国的心》:“我心头有一幅旌旆,没有风时自然摇摆;我这幅抖颤的心旌,上面有五样的色彩。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得去我的心?”虽然该诗很短只有八句,然而在较短的诗行中,诗人将像海棠叶片似的心脏比喻为祖国的版图,这就又形象地暗喻祖国就在诗人的心中。尽管这首诗之“五色旗”的表现带有“国家主义”的倾向,然而历史的局限丝毫也不影响该诗的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相反,正是有了这首诗,正是有了这颗“爱国的心”,就更让我们能够找到他之所有爱国诗的创作基础或者说依据。

   由于有着一颗这样“爱国的心”,闻一多面对着帝国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乃至侵略,创作出了《醒呀》和《七子之歌》等。《七子之歌》是将在清朝时被诸帝国列强抢夺走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即现在湛江)、九龙和旅顺大连等比作离开母亲的7个儿子,表现的是“儿子”控诉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尤其在每“歌”的结尾,作者在诸多“控诉”的铺陈之后,以退后三字措行的特殊形式重复着“母亲!我要回来,母亲!”之撕心裂肺地呼喊着要回到母亲怀抱的那种真挚情感更催人泪下。此真乃“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也,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就是在“读《出师表》、《陈情表》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也。⑥如果认为《七子之歌》的内容仅只控诉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罪恶以及“儿子”要求回归的强烈愿望,那么,《醒呀》则表现出遭受这种罪恶侵略饱受摧残蹂躏下“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⑦该诗运用戏剧的表现方式,分别以“众”及汉、满、蒙、回、藏等人民的口吻,对着世界大舞台,发出了觉醒后那种响彻寰宇的狮吼:“醒呀!请扯破了梦魔的网罗。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了。醒了罢!醒了罢!威武的神狮!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我们说,闻一多的这种因“历年旅外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在其归国时的“五卅”背景下发表并在读者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正应了闻一多之“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⑧的效果。

   三

   闻一多诗作所以表现出如此特点,当然源于他对中国悠久古典文化精华的热爱。他在批评郭沫若的《女神》缺乏地方色彩时就说:“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戈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哪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哪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确实如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当时的作家们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同时,有的竟忘记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传统。这就形成被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所认为的“一种欧化的狂癖”。

闻一多在承认郭沫若“并不是不爱中国”的同时,主要认为郭沫若太“不爱中国的文化”。他解释说,“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吸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闻一多将他和郭沫若的这种差异,叫做“情绪爱国”和“理智爱国”。因为“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所以,闻一多说,“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因为“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然而闻一多却说他“现在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是理智上爱国之文化底问题(或精辩之,这种不当称爱慕而当称鉴赏)”。这又是因为,闻一多不仅“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而且,他更认为“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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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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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沪)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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