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库:八十年后再看徐悲鸿、徐志摩的“二徐之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0 次 更新时间:2015-11-17 15: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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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库  

   1929年4月10日,旧中国第一届美展举办之际曾发生过的徐悲鸿、徐志摩之间的辩论,对于中国美术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80年前美术创作方法论之争,时至今日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二徐之辩”的直接导火线是1929年由国民党教育部组织的“第一次全国美展”。由这个展览所引发的争论,其关注的焦点在于:1.对西方艺术史的认知问题;2.对西方主流艺术大师的评价问题;3.中国美术人的创作观念与态度;4.展览会主办人倾向性问题。“二徐之辩”的争论是在三个常委之间进行的。可以说,主要原因是不同的艺术观所导致的一场争论,其本身虽然没有涉及艺术观的大是大非问题,但事实上,不同的艺术观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美术界?它的直接影响又是什么?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检审这一重大理论之争,对当下的理论研究意义重大。

   一、“二徐之辩”争论的背景

   20世纪头20年里,向往西画艺术并且艺术旨趣相投的画家曾组成各种美术社团,不断地宣传西画的精神,引入与中国绘画完全不同的理论概念,这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不同的反响。“二徐之辩”是中国美术史必然出现的一场争论。从1905年到1937年,二百二十多名中国美术留学生回国后,全国各地美术学校纷纷设立,画会风起云涌,西画创作队伍日益壮大。“二徐之辩”这场争论的产生,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时期内悄然兴起的西画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艺术思潮,盛极一时的全国美展等诸多因素,都是这场争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事实上,西画东输才是这场“二徐之辩”的主因。“西画东输”后,中国文化界所产生的思想变化十分激烈。因艺术观念的不同,不仅在美术界引起不同的争议,而且在文化界也掀起不小的波澜,在美术实践、美术理论、创作方法论、美术史观等诸多方面都产生很大争议。特别是在西画、国画上的争议比较大,歧异也大。

   192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中国举办破天荒的全国美术展览,于是成立一个展览会总务,下设有七人常务委员,即徐悲鸿、王一亭、李毅士、林风眠、刘海粟、江小鹣、徐志摩。1929年4月10日,在上海如期举办“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全部展品在486个画室中展出,其中西画有354件,国画有1300多件,全部展品2000余件①。内容包罗万象,是一次最具“包容性”的展览。展览主办者还出版了由徐志摩、陈小蝶(1897-1989)、杨清磬等人编辑的《美展汇刊》进行宣传。这次展览规模真是盛况空前,不仅有书画,也有雕刻、建筑及工艺美术,不仅有当代美术,也有古代式样的及外国的作品参展。就书画而言,当时对中国画并没有争议,而是在西画的艺术观上引起争论,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西画东输”后,西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即在二十多年里,对西画这个新事物人们普遍缺乏理论常识,传统美术与新潮美术、东西方观念存在差异性,还有美术界的人为不和因素等,特别是在当时追求新潮的时代,在“西画样式”风景画、肖像画等现代美术思潮作品在展览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的情况下,其争论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当时被陈小蝶称为“现代国画派”的一千三百多件中国画也在陈列之中。在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小蝶将展出的国画分为六派:复古派(顾鹤逸、冯超然、吴岱秋、王晓汀)、新进派(如钱瘦铁、郑午昌、张大千、许征白等)、折中派(高剑父、陈树人、何香凝、汤建猷、方人定等)、美专派(刘海粟、吕凤子、王显韶)、南画派(金城、萧谦中、齐白石)与文人派(吴湖帆、吴仲熊、陈子清、郑曼青、狄平子)。美术家、评论家、实业家陈小蝶的这种分类方法只是表面化的一种说法。针对这一时期美术界的状况,美术史家姜丹书在文中曾作过这样的总结:“一般艺术思潮,当然以现代的环境为背景,故多解放的、自由的、无忌惮的。一般作风也当然在思潮的笼罩之下,多为自我表现的、崭新的,甚而至于怪异的。”无怪乎徐志摩在《美展弁言》中对首次美展充满了信心:“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然而,当徐悲鸿发现整个展览中的作品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参展的油画作品受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影响很大时,拒绝将自己的作品送去展出。原因在于他不情愿这样做,这与他的艺术观出入很大。

   针对西画与国画的认识,“习洋画的青年,对于国画很看不起,他们以为将来中国习画的人非都习洋画不可;反过来说:一班治国画的前辈,他们脑筋里只记得几个古人的名字,很瞧不起洋画,以为洋画与他们毫无关系。前者是‘洋化’,后者是‘拟古化’。‘采他人之长,补吾人之短’是艺术上应有的事。艺术是有世界性的东西,既没有界限,也不可固守”。②在实践上,分成两个阵营是历史必然存在的现象,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艺术观本身。在当时具有理论建树意义的是梁启超与汪亚尘二人。梁启超于1922年先后在上海美专、北京美术学校发表演说“美术与生活”和“美术与科学”,对美术的理论问题发表了他的观点,并首次提出“美术人”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文化的根底在于科学,美术是从“真美合一”的观念发展而来的,即“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真正的艺术作品,最要紧的是描写出事物的特征……美术家的观察,不但以周遍精密为能事,最重要的是深刻。”③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对中国画的看法与认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提倡美术的“科学性”,只有科学性存在,才能达到“真美合一”的境界。最后达到他所认为的“美术之趣味”,在于:1.对意境的赏析;2.内心世界的艺术创作;3.现实与超越境界。

   正是在梁启超“真美合一”的基础之上,当时年轻的画家汪亚尘提出艺术的“时代精神”。他首次阐述了“艺术的时代精神”的概念,并认为:“艺术是时代生活的明镜,在时代上映照时候,常常有种奇异的反射,跟着这种反射的印象而后现于画面上,才不失时代的精神。”“艺术最高的意义,完全由作家内心的表出,在心灵上的传达上,应该有两个信条:一创造的深索,二描出的技能。”“一方面要把中国固有艺术的精神重新振拔,一方面要把西洋艺术的长处采入到国画上去,两下融合起来,成为时代的艺术。”④综上所述,在美术创作理论与艺术观念更新的问题上,在“西画东输”后,中国的美术界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1艺术史观的美术理论与时代精神的问题;2.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认识问题;3.创作方法论问题;4.艺术价值取向与中国美术的发展态势问题等。“二徐之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个讨论虽然从1929年开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结束,但在各方面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二、“二徐之辩”的核心内容与影响

   1929年4月,徐悲鸿在《美展》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惑》的文章,引发针对西方主流艺术的争论。徐悲鸿的文章有两千多字,表达出他留学法国8年的心路之旅,即他的艺术史观。他对当时法国的主流艺术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艺术并不认同,而对于法国的古典绘画持高度赞扬的观点。徐悲鸿说,法国派之大,乃在其容纳一切。他先说他比较赞同的艺术家,比方说普鲁东、达仰、安格尔等人⑤。他文中的这些欧洲著名油画家的名字虽然与今天的翻译不同,但不影响我们识别出他们都是以古典风格的写实主义为指向的。在这里,徐悲鸿有一句最为重要的话,欧洲在世界大战之后,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生发出许多“变象”,而不是发展的进程。接着,他认为“虽以马奈(Manet)之庸,雷诺阿(Renoir)之俗,塞尚(Cezanne)之浮,马蒂斯(Matisse)之劣,纵悉反对方向所有之恶性,而藉卖画商人之操纵宣传,亦能震撼一时,昭昭在人耳目”。⑥即用庸、俗、浮、劣四个字来概括马奈、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他后来甚至还将马蒂斯译成“马蹄死”。

   他还说,假如中国国民政府要成立一个大规模的美术馆的话,要是收藏三五千元一件的塞尚、马蒂斯的作品的话,“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入山,不顾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⑦今天回过头来看,假如当时真的成立国家美术馆收藏塞尚、马蒂斯、雷诺阿作品的话,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也不需要用大量资金来引进印象派的作品到中国展览,让人们重新认识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了。那会节省多少的资金,可历史并不能假设。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使徐悲鸿对西方当代绘画艺术有如此大的异议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与徐悲鸿8年留学的心路之旅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8年里,徐悲鸿经常被经费拮据所困扰,⑧如他在1925年至1939年多次到新加坡去画作品出让。他的作品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多半是无人问津,而在东方,情况大为不同。当时的东方十分认同写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徐悲鸿在新加坡留下了他在法国期间的大部分素描手稿和在那里创作的《奴隶与狮子》、《放下你的鞭子》等名作。这些作品在2006年至2007年都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上。相反,徐悲鸿回到国内后创作的多半是以素描打稿的国画,如《愚公移山》等作品。在徐悲鸿看来,当时法国印象派以后的作品是低水平的。因为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画家生存竞争激烈,“无暇治及高深”的缘故,特别是印象派之类的画家,“彼等之画一小时可作两幅”,其水平可想而知,而且是完全由画商操纵的。从这些言词中可见,徐悲鸿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就事论事的话,徐悲鸿存在很大的偏见。

   第二,徐悲鸿在留学期间,学的是学院写实派风格油画,并没有对西方当时的主流绘画产生过浓厚兴趣,对西方当代美术史论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他留学时特别关注的是法国学院派写实作品和古典画家的作品,曾专门临摹过西方大画家如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等少数几个人的作品。此外,没有任何文献记录他对印象派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有过兴趣,完全规避了盛行于当时欧洲的现代主义潮流,要么不谈,要么微词不断,或者干脆贬上几句。比如,他到德国时,对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Kampf)的那些表现怪诞的绘画表示过他的疑问,甚至是不屑一顾。在提及印象派时,明确用庸俗、低劣的字眼加以挖苦。

   第三,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几乎看不到他与当时欧洲绘画艺术领域的大画家们有过密切的交往,多数是他参观学习欧洲古典艺术的频繁活动。1919年3月,徐悲鸿和蒋碧微留学的时候,先在英国伦敦停留。徐悲鸿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大英皇家画会展览会等,特别是委拉斯凯兹(Velazquez 1599-1660)、透纳(J. M. W. Turner 1775-1851)以及康斯太勃(John Constable 1776-1837)的作品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同年秋天,徐悲鸿入法国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几个月后,他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老师是历史画家弗拉孟。但因弗拉孟年老多病,很多课是由曾获罗马大奖的科尔蒙(Fernand-Anne Piestre Cormon 1845-1924)上的。1920年冬,徐悲鸿结识并拜学院写实画家达仰(Dagnan-Boveret 1852-1929)为师,直至1927年徐悲鸿回国前,这位法国人一直都是徐悲鸿的老师。在欧洲学习期间,因为经济拮据方面的原因,1921年夏天,徐悲鸿到过德国。在德国,门采尔(Adolf Menzel 1815-1905)、塞冈蒂尼的作品对他产生过影响,但那也都是古典风格的作品。

第四,我们从文字以及其他文献里看不到徐悲鸿对16至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的思想与观念背景的真正理解,更多的是出自他个人的好恶。徐悲鸿学的是欧洲学院写实派的内容,当时的法国也属于传统派的油画观念,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以西方学院写实为引入中国油画的主导思想,这就存在相当大的认知偏差。差不多在1920年以后,徐悲鸿开始发表言论,强调写实绘画总是与历史、真实乃至科学发生关联,油画的科学性是首当其冲的。这种理论说法,并不是徐悲鸿一个人的,而是当时的知识界、科学界所达成的某种共识。他一直在推崇普吕东等人的“高妙”与“华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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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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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美术(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0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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