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

——五十年的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4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23:46:49

进入专题: 问题意识   学术研究   法律史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后者依据的则是其对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评。结果,双方居然在高等院校中相当普遍地联盟抵制乃至压制旧左派的社会史和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学术界的换代过程中(四十多岁的学者多急不可待地要推开、取代五十多岁以上的掌权者——这是美国高等院校运作的一个基本规律),逐渐把之前的“左派”学者推向一旁。

   在这个大环境中,我个人的学术动向再次既是上述演变的一个反映,同时也与其十分不同。首先,是对唯物主义、客观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促使自己的研究转向既包含表达也包含实践的法律研究,并且明显在自己的论作中纳入了话语分析。但是同时,再次呈现为一个由经验证据来决定不同理论的取舍的研究。在系统检阅、统计了相当数量的诉讼案例之后,我看到的是,司法实践既有符合法律条文的一面,也有与其背离的一面。也就是说,法律既不简单地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如吉尔茨和萨义德的理论)所偏重的表达/话语/文本,也不简单地是过去马克思主义所偏重的法律行为和实践效果,而是由两者既背离又抱合所组成的一个体系。

   这样的理解,既受到布迪厄实践理论(Bourdieu,1977)的影响,也与其很不一样。对我来说,法律实践并不是一种源自紧迫性、半逻辑性和临时性的日常生活行为抉择,而是协调法典文本(条文)和社会实际的司法实践。而且,长期下来,法律表达和实践两方面都会形成一定的趋势(高度道德化的表达和比较实用性的实践,即我所谓的“实用道德主义”)。更有进者,法律体系变迁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磨合、协调、融合。在拙作《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中,便论证了不少如此的实例。

   同时,我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Huang,1995;黄宗智,2003)一文中,论析了阶级话语和社会经济实际之间越来越鲜明的背离,以及其最终所引发的“实事求是”反动。至此,自己对“实践”的理解与使用已经和布迪厄有一定的距离,而之所以如此,其基本动力再次是自己根据经验证据所得出的理论概括。当然,这也是我的历时性的历史学视角和布迪厄的(基本是)共时性的人类学视角之间的不同之处。

   以上所叙述的是我个人学术演变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之所以呼吁学术研究需要从经验证据出发,与现有理论对话,从而形成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的原因。至此,自己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已经确定于要从中国的悖论实际出发,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再返回到中国的实际/实践中去检验,由此来创建新的分析/理论概念。这也是我近年来提倡的“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实践历史学”、“实践法学”、“实践经济学”、“实践社会科学”的背景。(黄宗智,2005;黄宗智,2015a)

  

   三、关于中国现实及未来出路的探索

   其后,由于诸多偶然的因素,自己提前在63岁那年便从加大退休(当前的美国制度允许不退休,而我自己原来也一直以为会教到不能教为止)。其原因要追溯到自己在1986年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全美国排名第一的历史系)之后,加大(在美国学术界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为此全力挽留,并给予我充分的人事编制和物质条件来创建全美国最好的中国研究中心之一。为此,我投入了十年的心血,并且确实成功地把中心建成为全美国前几名的中心之一。但是我最终发现,这一切完全可以因为偶然的因素而几乎在隔日被销毁。我认识到的是,追求“最优秀”说到底其实不过是一种狭隘的身外名利追求——它虽然曾经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其实并不具有真正崇高和长远的价值,不足以作为学术的终极目标。

   出乎意料的是,可能是“坏事”的提早退休,竟促使自己进入这一辈子学术生涯最有意义和最愉快的阶段。这主要是因为从美国的教学和研究环境转入了中国,从主要用英文写作转入了用中文写作,从主要为西方读者写作转为为中国读者写作,从主要为美国学生开课转为为中国学生开课。出乎自己的意料,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比之前更有意义。在美国,“中国研究”到底只是一个比较边缘的专业,对美国社会、人民以及政治经济的意义都比较有限,而在中国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法律体系则是关乎全民的课题,其作用和意义十分不同。为此,我发现自己对学术研究居然比过去几十年还要兴奋、热情。正因为如此,在退休之后的十年之中,我的学术“生产率”达到之前的不只一倍。当然,其中部分原因是不再有学术之外的干扰——退休之后作为一个外来者在中国的大学执教,不用介入任何复杂的人事关系或利益争夺。

   从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关键的转变是对中国的现实关怀,从之前的消极关怀(想而不写)转化为积极关怀。因此,这促使自己研究的问题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过去比较纯粹的学术关怀(对中国清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史和法律史的求真探索)转入对现实的更积极的关怀。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把之前的研究和当前的现实连接起来,为学生们说明,这样的研究对理解现实有什么帮助?同时,我也不可避免地从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来看待不仅是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怎样改善现实的问题,而这意味着参与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将之前的主要问题意识——如何对待中西并存中的张力、矛盾、拉锯——更明确地纳入了当前如何融合两者并超越其间对立的问题。同时,由于自己一贯强调经验/实践,更进一步而问:中国该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来从这里走到那里?在学术层面上,则更具体化为怎样创建中国自己的、比一般西方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学术?幸运的是,我再一次接触到一群优秀的青年学者,与他们共同探讨中国法律的过去和未来(见黄宗智、尤陈俊[编],2013)。

   至此,我发现自己的学术研究最终和自己在美国的同行学友及学生们有一定的不同。中国研究作为美国/西方理论的测验场域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自己一贯强调的是要贴近经验证据的学术方法,绝对不会简单地试图在中国经验中探寻某种(新)自由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实体主义理论模式的验证,而是要面对中国实际,由此来建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并探寻其发展路径。仅仅为了跟随学术/理论的时髦潮流而做的学术则更不是自己所向往的途径。至于许多美国学者所关心的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或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等问题,也不是自己所特别关心的问题。虽然如此,我对那些主要为了求真而(多是默默地在)做扎实学术的美国同行们,仍然感到深深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我自己不会像萨义德那样把西方学术简单地概括为仅仅是一套“东方主义”话语。

   在探寻中国人民最佳出路的问题意识上,当然我和一般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颇不一样。但同时,因为今天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成员已经越来越多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美国学者,自己和部分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可以说肯定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这里之所以要总结自己关于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间的关系的经历,也是因为觉得阐明这种基本问题意识的不同对学术研究的意义和影响,说不定会对他们有点帮助。同时,当然也希望会对国内的青年学者起作用。此文是我在2015年刚结束由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优秀的学生所组成的研讨班之后,看到他们的疑惑和矛盾,有所感而写的。(课程学生们的课后感想见“学员总结”,2005—2015)

  

   四、结语

   回顾自己过去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我自己都感到比较惊讶的是,感情,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其实比理性的认识起到更根本的作用。我们习惯认为“问题意识”主要来自于一个学者的学术或理论修养,而在我的人生经历之中,它其实更来自于感情。而且,感情的驱动,区别于纯粹的思考,也许更强有力、更可能成为个人长期的激励。当然,其中的关键是要从矛盾的感情获得建设性的动力而不是陷入颓丧。同时,需要把感情上的矛盾配合理性的求真才能从其中找到建设性的学术路径。当然,这一切都和个人的背景、性格、遭遇等有一定的关联,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同时,我个人的经历也是一种把自己置于历史情境之中,认同于人民和国家的历程。这固然可以提高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的意义,而适当配合来自不同理论的问题意识,更能够形成建设性的动力。我一再强调要从不同理论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其实最终也是源自上述经历的一种方法性见解。我之所以要说明这样的经历是希望我个人的经历也许会对处于同样情境和心态的人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最后,我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中一再强调要拒绝西方形式主义理论逻辑中惯用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见黄宗智,2015a:“导论”),显然也源于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认识和认同。全盘西化和全盘中化都是不可持续的途径,因为那样的抉择只可能把自己和中国置于“失衡”的状态之中。在两者之间探寻建设性的动力,根据关乎中国实际的经验证据而追求融合与超越,才是我们和中国所应做出的选择。矛盾,包括深层的情感矛盾,可以成为建设性问题意识和独立思考的动力。

  

   【参考文献】

   黄宗智,2015a,《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5b,《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五种巧合的交汇》,载《开放时代》第3期,第100—124页。

   黄宗智,2014a,《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增订本)》第1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b,《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增订本)》第2卷(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c,《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增订本)》第3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d,《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载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第2卷(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后记”,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e,《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增订本)》第1卷(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f,《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增订本)》第2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4g,《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增订本)》第3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3,《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56—73页。

   黄宗智,2012,《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开放时代》第9期,第8—33页。

   黄宗智,2011a,《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第6—32页。

   黄宗智,2011b,《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第82—105页。

黄宗智,2010,《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宗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问题意识   学术研究   法律史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大师与经典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3988.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