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

——五十年的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23: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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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更明确地添加了两个问题:自己之前的历史研究对理解中国当前的现实有什么帮助?面对今天的现实,中国的未来该是什么样的图景,该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④

   两个新问题的形成使我认识到身处美国的中国研究环境之中和身处中国的学术研究环境之中的问题意识的不同。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关心的不会是探寻中国未来最佳途径的问题,而是关乎美国流行的理论/意识形态的某些问题,或者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固然,我过去并没有让自己被完全纳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主流问题意识,更关心的是自己由于不同的背景而形成的心底里的问题。即使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仍然受到其影响。但在最近的十年之中,一旦加上了上述的和中国现实与未来直接相关的问题,才真正认识到中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的不同。

   以上的变化促使我在近十年中完成了连接《华北》、《长江》两部著作,同时关注当代中国农村现实以及发展出路问题的《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第3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黄宗智,2014c,此书没有英文版);以及连接自己关注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和关注清代到民国的《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两部著作,同时关注当代法律和中国立法途径的《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第3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黄宗智,[2009]2014g;Huang,2010)。此外,也写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和中国的“非正规经济”以及中国改革时期发展经验的文章(例见黄宗智,2009a,2009b,2010,2011a,2011b,2012,2013,2014a,2014b,2014c,2015b),试图通过那样的研究和视角来理解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整体。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无论是农村和农业的研究还是法律及其实践的研究,自己一直都觉得其关键在于核心问题本身,而不在于人为的学科或历史时期/朝代划分。为了求真,为了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学科和时期的划分都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而问题本身绝对不可能被任何学科或时期所限定。下面转入比较细致的叙述,重点在于个人所处情境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抉择之间的关联。

  

   一、从《自由主义》到《华北》与《长江》

   在我(19到25岁)读研究生时候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主要划分是我所就读的“右派”的华盛顿大学(以下简称“华大”)“远东及苏俄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Institute,以下简称“远东所”)和哈佛大学的比较“自由”(liberal),即中间和中靠左政治立场的中心。⑤我的母校华大所代表的是美国国内针对“共产中国”(Communist China)的政治立场,与美国政界右派反共(anti-communism)势力有紧密关系的所谓“反对联合国纳入共产中国的百万委员会”(Committee of One Millionagainst the Admission of Communist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的立场基本一致。

   当然,这并不排除优秀的学术研究,包括当时远东所规模较大的“太平(天国)叛乱”(Taiping Rebellion)研究项目,由多位教员分别承担其某一方面的研究,而我(在华大所跟从)的导师萧公权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其所承担的是《中国乡村:十九世纪的帝国管制》(Rural China:Imperial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Hsiao,1960)研究。今天回顾,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两三名博士生受邀旁听每周一次的“近代中国”教授学术讨论,特别崇拜萧老师所展示的极其明晰的思维和非常渊博的学问。

   在时事的工作上,远东所则主要由正副两位主任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和佛兰斯·麦克尔(Franz Michael)所代表。他们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主要由外来势力(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所建立和指导的运动,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理论”的指导下获得了“独裁”的权力,凭借由其完全掌控的军队而“征服”(military conquest)了中国。这些观点主要体现于泰勒和麦克尔所合写的教科书《现代世界中的远东》(Michael and Taylor,[1956]1964:例见第412、413、430、432页)。我当过该课程的助教。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在萧老师的建议下写了《自由主义》这篇博士论文。

   华大的主要对手是哈佛大学由费正清领导的中心,当时代表的是更接近民主党的中间和中靠左政治立场的观点。与华大不同,他们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国共产党运动的中国特色和历史根源,认为即便是其意识形态,也和原来的马列主义有一定的不同。其代表性著作是哈佛大学在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Schwartz, 1951),论证了毛泽东思想含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和来自中国传统和农村社会的因素,与斯大林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十分不同。在中国是否该被纳入联合国的关键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和“百万委员会”截然不同,提倡的是对国共斗争比较中立的观点,倾向于需要与新中国建交的观点。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美国学界和舆论逐步抛弃了之前的极端反共意识形态,费正清等人的观点成为主流。我自己当时正在勉强完成自己的《自由主义》专著,但是同时,由于认同中国的感情的推动,也由于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满(觉得它无力解决中国普通人民的困境),逐步走向了更关心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在越南战争和美国全国的反越战运动大环境之下,许多优秀的中国研究青年学者显示了对革命运动的同情,逐步质疑其老师们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认识到越南革命的民族解放内容,把美国在越南的大规模武装干涉认定为源自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从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和批评。在学术界,是从聚焦于统治者/当权者的(费正清代表的那种)政治史和外交史,转向民众史/社会史。在理论界,则是“左派”理论的兴起,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观点来质疑之前的主流(自由主义)理论。其中,尤其是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理论(Tilly,1964,1975a,1975b),影响了一整代人的中国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社会史研究和左派理论已经成为近乎主流的学术,在各大院校开始具有一定的实力,甚至掌权。

   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全力投入了根据特别丰富的“满铁”材料而展开的中国农村研究。当时大部分材料是我从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丰富的民国时期史料中复制得来的。而当时该图书馆管理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略去了关键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六卷本的索引。没想到,这正好逼迫我要特别详尽地逐句阅读和梳理这些材料,根据其经验证据(除了关于每户的基本经济情况之外,主要是围绕一个个题目的具体询问访谈记录),一个一个地用大量的卡片来整理和重建被深入调查的六个村庄,而不是像一般使用这些材料的学者那样,仅凭从索引查出与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片断来使用。由此,我得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各部分取舍的依据。最终除了用上两大敌对理论传统中符合经验证据的部分之外,我发现实体主义理论洞见能够更好地协助我们理解农民的大多数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了两书的基本分析框架,并构建了一些新的概念。

   以上的工作——做民众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从主流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之外吸取别的理论资源——显然受到当时的美国学术环境中进步思想的影响。虽然如此,我个人和美国(中国研究)学术界的总体转向也有一定的不同,尤其是与其“领军”的比较高度理论化的学者有比较显著的不同。今天回顾,那些差别主要来源于自己的经验研究积累(和比较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譬如,看到华北平原的农村只有较低比例的耕地是被租佃的,并且只有较低比例的村庄是存在在村地主的,所以,我不可能接受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建构,即认为中国农村革命主要是一场反“封建”,即反地主反租佃(生产)关系(即地主对佃农通过地租的“剥削”)的阶级革命。同时,看到无论在华北还是在江南,大多数的农民仍然主要在为生存需要而进行其经济决策,所以,我不可能接受简单的、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家舒尔茨(Schultz,1964)的建构,认为农民在市场机制下,个个都处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最佳配置状况下;也不可能接受农民都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和潜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建构。我从经验研究中看到,许多农民被迫做出了违反利润最大化的抉择,譬如,为了消费需要,许多贫农被迫过分偏重高风险(但带有较高的短期收入可能)的经济作物,失去的是长期的更加稳定的(和更高的平均)收入。有的更被迫在关键的农忙季节暂时不顾自己的“农场”而外出佣工(大多是打农业短工),这直接影响到自家土地的产出。此外,我还看到当时能够按需要而适当雇佣劳动力来种植100亩以上的“经营式农场”和大多数的小家庭农场之间的关键差别:前者代表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最优的劳动力(相对土地)的资源配置(一个劳动力种植20—25亩);而后者则由于耕地(相对给定的家庭劳动力的)不足,而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相对土地而言的)劳动力要素配置,每个劳动力平均种植才约10亩。所以我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各自有其部分洞见,但实体主义理论才是能更贴切地理解上述现象的理论。

   在积累了那样的经验研究之后,我不可能仅凭理论逻辑、理论潮流或意识形态而接纳违反实际的建构。同时,我自己确实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自信根据经验证据来对不同理论进行取舍。为此,我不会简单地从之前的主流意识(自由主义)完全走到新的主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此相反,我更倾向于综合不同理论中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来理解实际。这几点比较充分地体现于我的《华北》和《长江》两书,也是其与当时美国的主流理论/意识形态转向的关键不同之处。

  

   二、从社会经济史到法律史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美国和西欧)的理论/意识形态又进入了新的转向。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它既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新自由主义),也是对之前左倾的马克思主义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其根源在于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深层反思,也是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同时又是对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反作用。其领军理论家们强调的是主观层面的关键性,尤其是“话语”的关键性,并且呼吁要从(现代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普适主义走向(地方性的、多元的、主观的、特殊的)相对主义(Geertz[吉尔茨],1983;Said[萨义德],1978)。由此促使了许多之前被忽视课题的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底层社会等。这些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贡献。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高等院校的实际运作中,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发现双方具有一定的共同点。首先是对主观的偏重。前者要求返回到一些基本(尤其是基督教的)价值观或形式化的真理/“公理”(如“理性经济人”和“纯竞争性市场”以及其所必然导致的“资源最佳配置”),拒绝缺乏基本价值观或公理的实证研究;后者则在认识论上强烈反对科学主义中的实证主义,并因此拒绝任何“客观事实”的存在,认为那只不过是个话语建构。在这一点上,双方的基本共同点在于对经验证据的轻视。同时,双方也同样反对、拒绝马克思主义。前者依据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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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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