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史记》《汉书》第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4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20: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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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110),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虽然我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①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②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有吃的,耗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令书,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过来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③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④,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是过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列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感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⑤;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⑥。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的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⑧。“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建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藉,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些学者,老远的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年),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更有机会造谣,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到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书郎,兰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作了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班固三十三岁,在兰台重行写他的大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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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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