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成瑀:踯躅歧路的知识分子面影

——朱自清中期散文读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15: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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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瑀  

   朱自清一生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以诗歌创作为主,呼唤十月革命的红云,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期以散文(叙事抒情小品)为主,记录“五四”运动落潮后抑郁苦闷、彷徨踟蹰的心情;后期以杂文为主,展示他如何艰难而又坚定地走向斗争的前哨。觉醒、踯躅和奋起,概括了朱自清一生的经历。他最初由向外吸取新知,又转而内省“反求诸己”,最终突破中庸哲学,直面惨淡的人生,参与现实斗争,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人生中期,是一生中最为困惑、纷扰和重要的时期。穷而后工,又是创作最为动情、诱人和坚实的时期。我们把朱自清的中期定为1922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他处于极度的苦闷中。传统的中庸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最早反映在长诗《毁灭》中,劈头就宣告说:

      踯躅在半路里    垂头丧气的     是我,是我!

   这以后,他停拨诗歌的琴弦,转向散文,吹起苦涩的人生洞箫。对于这以后的散文,我们应如何读解呢?

     朱自清是“狷者”吗?

   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宁可饿死,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①。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因而滋生误解,论定闻一多是“狂者”,披发大叫,跳踉搏跃;朱自清是“狷者”,坚韧温雅,不同流合污。②其实所论欠当。狂、狷之说,出自《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呼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欲与合乎中道、中德者相交,不得,求与志向高洁、积极进取的狂者交,又不得,复次与不作坏事的狷者交。对此,《孟子•尽心下》作过解释:“‘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以得中庸之道为理想。他曾批评:“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子夏均未得“中”③。朱自清的人生理想也是欲得中庸,而非狂者、狷者。他自幼浑厚笃诚,待人接物,不亢不卑;处世行事,无所偏倚。这也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即便后期的杂文,也是温雅以发情,微婉以讽事,仍不失儒家风范。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自汉魏以来不出儒释道三个圈子,或儒或道,或儒而兼释与释道合流。朱自清恪守儒者之德。据孙伏园回忆:“佩弦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冲动的语调。”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庸也不失为一种美德,如《礼记•乐记》所谓:“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又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言:中庸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生活”⑤。当然,中庸也会孳生出意志薄弱、无所作为,或模棱两可,无所是非的人物,更严重的是它会削弱斗争意志,丧失民族的竞争意识。

   在“五四”作家中,鲁迅是彻底反中庸的,并深知其危害。他反省说:“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当政者的腐败、怯懦,鲁迅以其犀利、有力,刀刀见血的杂文,坚定地举起了反中庸的旗帜。与之相较,朱自清的那些面向社会、抨击丑恶、揭露弊端的散文,如《生命的价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旅行杂记》和《海行杂记》等,便显得力度不足、深度有限。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3•18”。当时朱自清跟随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亲临现场,目睹段政府卫队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戮学生,又继之抢劫、剥尸,自己也险遭毒手。悲愤之余,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这篇本应作狮子吼的檄文,在文末用了一个设问句,一下子缓解下来,使心中刚腾起怒火、等待作者指示的读者感到失落。清华大学烈士韦杰三同学是在“3•18”惨案中壮烈牺牲的。朱自清隔十天后写的《哀韦杰三君》,热情地称颂烈士的德操和为人,但只字未提死因,对元凶也未发一词,避开了政治斗争,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对读,味道完全不同。正是中之道的浸润,使朱自清的散文失却锋芒,更乏直面斗争的气魄,他自己也是有所省悟的。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记述小西洋人如何凌辱自己,说那独断独行的作风,都是强者、适者的表现,决不婆婆妈妈和黏黏搭搭,“一针见血,一刀两断,这正是白种人之所以为白种人”。朱自清在小西洋人的身上看出了一部民族外交的屈辱史,这一反思是极为深刻的。但实际生活中的朱自清却是谨小慎微的,吴组缃回忆说:“他极少说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语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象已经越出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⑦朱自清果断、刚烈的性格,是在抗日战争之后,逐渐磨砺出来的。

   与中庸观相联系,中期的朱自清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义态度。据当年西南联大同事吴晗回忆说:“他对现实政治,不但采取逃避的态度,并且经常弄不清是非,到了逃不了的时候,也有时站到错误的、反动的方面去。”⑧他的学生王瑶也说:“无可讳言的,朱先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以前他是相信国民党政府的”。⑨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检视朱自清中期的散文,所写的多是父子、夫妇、儿女和朋友之情,很少触及政治。“半瓣花里说人情,一粒砂里见世界”,虽然与现实相关,也可感到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状况,但终究反映不出时代的风云和斗争的现实。有的论者,摘取朱自清散文中的个别字句,发挥想象,把他描写成战斗者,例如取《荷塘月色》:“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一句,便说朱自清在江南时期,“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以革命民主主义的姿态战斗过,呼唤过”⑩。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从他的性情言行以及创作的内容看,说朱自清的中期是一个深谙中庸之道的谦谦君子,更符合事实。

     朱自清钻进了“文化怪圈”吗?

   朱自清在“五四”运动落潮后,彷徨于歧路,既惮于为前驱,又不甘沉沦。躲进书斋研究国学。论者因此认为“朱自清钻进了一个文化怪圈:他企图与传统文化决裂,但最终又回归文化传统。”“接受的是‘复礼’、‘归仁’、‘中和’,存孝悌、去恶欲、自省其事,近义远利等一整套的儒家思想,并以此作为思想、行为、伦理和道德的规范,培养起温良恭谦、儒雅翩翩的君子之风。”(11)这又完全忽视了朱自清性格的另一面,即中庸的背面:突破传统文化,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和人性的愉悦。这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的,诚如郁达夫所说,这一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不再为君,为道、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2)朱自清还容纳西方文化,拓展其浪漫的情怀。在《我所见的叶圣陶》中说:“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言下之意,自己并非“单一的儒”,有时放纵自我,置礼法于不顾。早在1922年6月,他与俞平伯等人畅游西湖时,就滋生过放纵的欲望。“教我抽烟,教我喝酒,教我看女人”。曹聚仁曾指出《毁灭》这首诗所描述的“正是那一代青年人的情绪,仿佛哥德笔下的‘维特’。”(13)朱自清自己在同年11月7日致俞平伯的信中也坦率承认:“与兄等作湖上之游后,便感到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这是朱自清放纵自我,追踪个人求欲的另一面,是较隐蔽的一面;与其说是行为的,毋宁说是心灵的。

   朱自清不会有达夫式的颓废,也不会有志摩式的风流倜傥,他的这另一面更不可能发展起来。儒教的家风,中庸的人生观,尤其是沉重的家累,使他无法颓废。《儿女》中说,自己19岁结婚,“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两个孩子,两个肩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23岁就提前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为生计奔走忙碌,如叶圣陶所言:“永远是旅人的颜色。”然而受“五四”运动和西风激荡的朱自清,又不满于这种忙碌、忧患的生活。他曾自嘲说:“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是那么一个。”(14)家庭及其现实,不允许他颓废,而他的内心又不甘于这种灰色的生活。于是便在夹缝中找出了一条路:“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他在给俞平伯的信中解释说,所谓“刹那主义”,一方面“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脚踏实地求“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又随顺情意的猝发,“求每段落的满足”。朱自清说:“颓废派原也有刹那主义,他是说人生无常,应该及时行乐之义。我也主张及时行乐,但人生无常有常,却以为不必管。”(15)这是公开主张及时行乐,带有明显的颓废气息,或玩世思想(1948年3月写的《语文影及其他•序》中,朱自清承认自己年轻时受过玩世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此,俞平伯评述说:他把“颓废主义与实际主义合拢起来,形成一种有积极意味的刹那主义”(16)。很清楚,朱自清的刹那主义,是为了排解灰色的生活,挣脱中庸的约束,随顺个性的舒展,求得人性片刻的欢愉和逍遥。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处消磨,使烦激的漩涡得以暂时平恬。”(17)

   刹那主义反映了朱自清两重人格的冲突,二元思想的对立。他面向社会的公众形象,始终恪守中庸,孝悌爱仁,循规蹈矩,“发乎情止乎礼义”,维护儒者的人格理想,而其闪烁的内心世界,则向往自由的生命意识,主张放弛个体,谋求身心的畅达,直至五官的全体满足。朱自清通过散文创作,竭力想把二者层叠、盘旋和调和起来。由于冲突难以调协,倒成就了他的散文创作,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说,又招人的风致,这就是“惆怅”。用他的话说:“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这便合成别一种滋味,就是所谓惆怅”。(18)读朱自清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细细摩挲、品味,甜酸的惆怅,会不绝如缕地涌上心头。1923年仲夏之夜,朱自清偕同平伯泛游六朝金粉遗址秦淮河,并同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作文,各表心迹。他的散文盈盈地溢满了“惆怅”。先是被四面隐约传来的“歌声诱惑了”,然而当歌妓的船驶过来时,他又红着脸作了灰色的拒绝。按照道德律,妓是一种不正当的职业,对她们应哀矜而勿喜,更不应赏玩她们的歌。本我感官的享受被超我的道德所降服,内心便怅然若失,却又甜甜酸酸地放不下。最后在弩末的游踪里,当那圆转的歌声,再次袅袅传来时,无法消受的懊恼心绪又增长了,“船里便截满了怅惆”。俞平伯呢?旷达超脱,听之任之,尽兴而归,获得的是“圆足的醉,圆足的意,圆足的颓弛”,没有朱自清那种甜酸的惆怅。

   与两重人格、二元思想相对立,朱自清散文的叙述,也是二度的,即由外显叙述和隐含叙述构成。外显叙述是直指的、确定的,于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文尔雅、动中法度的儒者;隐含叙述是深藏的、朦胧的,让我们发现了一个反礼教的、躁动不安的灵魂。《荷塘月色》正是“内”与“外”两重矛盾冲突的产物。大革命失败后,朱自清如一叶风浪中的小舟,所以散文的头一句就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4•12”反革命政变,许多志士仁人惨遭杀害,自己不能有所动作,加之家累沉重,骨肉分离,长子次女远在扬州,更牵动愁肠,难以平静。这是读者容易见出的外显叙述,但由此引起的内心波动的隐含叙述则不易发现。为了消解躁动不安的情绪,找回属于个人的世界,朱自清才会独自一人来到月下荷塘,觉得“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在这里可以作片刻的逍遥,很自然联想到江南采莲旧俗。那是一个热闹的“风流的季节”,“妖童媛女,荡舟心许”,不受礼法的约束,尽情地放纵自己,享受人性的乐趣。朱自清也在想象中得到了心身的补偿。外显叙述是作者面向大众的传播,公开的人际交流;隐含叙述是自我传播,一种心灵的诉说,“剪不断,理还乱”,常常是自己也意识不到的。

朱自清写景抒情的散文,如《歌声》、《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匆匆》、《春》、《绿》、《白水漈》等,外显叙述是情景;隐含叙述则是对自然界生意盎然的向往,往往是不明显的。另一些叙事抒情的散文,如《背影》、《儿女》、《给亡妇》和《择偶记》等,读者所见往往只是外显叙述,作者所记的事和情;隐含叙述,作者难以言说或不愿言说的隐秘之情,则常被忽略。《背影》因父亲来信,言及“大去之期不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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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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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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