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宗: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

——从朱自清与黄节的一次讨论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6 14: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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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宗  

   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为什么要重建?如果一切都没有变化,就没有重建的必要。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文言与白话、文人与平民、中西以及新旧成为了所有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过去的文学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古代纷繁复杂的文学批评典籍也不可能在原来的语境里面被当做“五四”之后的古文学阅读的资源。同时,古文学的经典也必须要接受重新的挑选,阅读不可能再在士大夫传统以及传统政治伦理的框架下进行。1932年2月至4月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课程的末尾他说道:“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① 周作人说的是白话文与时代的关系,但是同时也点明了过去的古文学的处境。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后经典时代”,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进入课堂,怎么样阐释,都引起了极多的讨论,例如教材编辑、作品选目、读经是否必要等等,几乎每一步的变动都会被讨论。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之后在古文学经典与现代白话文教育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白,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将新文化所打倒的对象恢复了,新文化运动就得到了修正?显然,我们不可能用新旧或者中西简单地去区分这当中的复杂性或者用“传统创造性转化”来讲述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过程。我们需要去仔细探寻传统是谁的传统?哪些被认定为传统,又有哪一些被排斥在传统之外?正因为在一个预设的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的立场上去看问题会带来混乱,难道赞成文言的就是旧,赞成白话的就是新?难道用了新名词的就是新,用传统学术概念的就是旧?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当时的语境,看看那些耳熟能详的新旧、中西等这些词汇在当时被作为一个相互区分的方式时背后隐藏了怎样的问题意识。此外,课堂上的教学实际上背后隐藏的仍然是授课教师的背后的学术思路,这两者不是简单的对应,相反这方面有很大张力,有矛盾有调整。这里面的史料极为丰富,可以讨论的空间极大,可惜至今仍然没有被认真地清理。下面我们打算从朱自清与黄节关于乐府诗的一次讨论开始,来探讨新文化运动之后重建古文学阅读这个大问题的一个面向。

   一、新旧之间

   1933年《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上发表了一组学术通信,题目是《乐府清商三调讨论》。讨论的双方是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黄节和朱自清。或许是讨论的问题过于专业,对这则材料关注的人不是很多。这个争论的主题是关于乐府里面的清商三调与相和歌之间的关系。黄节针对梁启超在《中国美文及其历史》里面批评郑樵的《通志》将清商三调和相和歌混为一谈提出不同的意见。朱自清赞成梁启超的观点,认为清商三调和相和歌是一类,和黄节讨论这个问题。最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这个争论后来引起了很多人的参与,至今也是聚讼纷纭未有定论。如果将此次讨论看成是一个现代学术视野里面的文学史考证的问题,现在看起来除了专门关心乐府研究史的学者,这次争论的确没有什么再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可是,这个看似文学史考证的话题,却隐藏着新旧学术之间的不同。

   黄节对朱自清的答复回应说:“十二年前,学校无言乐府者,仆创为之解,今已蔚为大国,咸知乐府之重,不下于诗三百篇矣……然徒为题目源流,纷争辩论;而于乐府之本体,不求探索。开篇不能明其义,则秉笔不能续其词。只有批评,而无感兴撰作,又无益之甚矣,非仆倡言乐府之本意。”朱自清对黄节的这个回复显然不满意,他在日记里面写道:“《周刊》文史专号中有黄晦闻答余论乐府书,所举例仍不足服余。末节谓彼始倡乐府研究,其意乃在撰作,今于题目源流纷争,殊非本怀。且治诗甚亟,亦无暇分其力于乐府,以后余如续有所见,惟所发布,渠不能一一作答云云。以黄先生之高年而盛气凌人如此,亦殊可笑也。”② 黄节最后一段话被朱自清当做了无心应战或者底气不足的情绪之言,他只注意到了和黄节争论的具体问题,但是不一定明了黄节这一段话背后的思路。为什么黄节会在最后将话锋转到“开篇不能明其义,则秉笔不能续其词。只有批评,而无感兴撰作”上?这是黄节和朱自清的第一个分歧点,这个对话没有在双方之间展开,一直沉睡在历史之中,但是这不意味着历史没有其自身的逻辑性,被忽略的问题终将会曲折地回到历史之中。

   后来黄节的学生萧涤非在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汉乐府变迁史》谈论“相和三调”问题时仍然坚持黄节的观点。朱自清在论文的审查报告里面倒是没有再提这个观点上的分歧。不过,如果对照黄节和朱自清关于萧涤非论文的审查报告是很有兴味的。如果说在当时论争的时候,黄节的回应有一部分被朱自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么对于萧涤非这篇毕业论文,他们评论所切入的角度之间的差异就值得品味了。黄节和朱自清都非常欣赏萧涤非的论文描述清楚了汉魏六朝以来乐府的变迁大势,黄节的审查报告也着力于此。而朱自清除此之外则非常注意论文里面新材料新方法的掌握:“萧涤非《汉乐府变迁史》七卷,其佳处首在引史证诗,其于汉晋书南北史隋书似皆遍阅,故时能举出不经见之材料以说明当时风俗。”③ 同时,朱自清还有三点批评:“其考证处嫌其不大而多,其批评间尚精细,无多系统之见。”也就是说朱自清认为这篇论文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论文背后没有一个大的立意,只是就一些琐碎的问题的考证,在对乐府诗的艺术批评上没有系统之见。而黄节的看法恰恰和朱自清相反,例如他认为:“抒情一类,谓南朝乐府多男女相思及刻画女性,而汉乐府则描写夫妇之情爱,盖由儒家思想之一尊时期,其男女之间多能以礼义为情感之节文……并证明《孔雀东南飞》一篇,必产生于儒家思想一尊之世,决不能作于六朝,此论真从乐府中窥见大义者也。”④ 黄节所赞扬的正是萧涤非见到了乐府作品背后的“大义”,也就是儒家思想。朱自清所讲的“系统之见”不可能是一种对于乐府历史的伦理化的解读,认为历史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儒家的义理。而对于黄节来说,他的历史变化背后就是对于诗教的认同,对于儒家义理的认定。这种复古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的重复,但是这个复古不是简单消极的,其背后隐藏着黄节对于诗教观在它的时代的合法性以及活力的自信。换句话说,朱自清追求的是以一个新的系统去阅读中国过去的文学,而黄节却是要将阅读重新回头指向儒家的大义。

   这些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太过于平常,以至于在现成的新旧的框架中就轻轻地滑过了这个问题。现成的新旧讨论的框架是不是压抑了一些问题重新被讨论的可能性?我们能否从内部的一些问题出发再来重新理解这个新旧本身的意义?新旧本身不是一种描述性的划分,不是一种价值上的好坏判断,而是在具体的不同的历史语境里面充满着能动性。所以,透过朱自清和黄节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新文化运动之后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时的一个前提之上,也就是说,我们无论怎样去讨论朱自清乃至俞平伯、浦江清等人关于古文学阅读的具体文本,都必须要去重新讨论作为他们背后所隐含的前提之一的新旧问题。我们只有去讨论作为重建古文学阅读传统的前提之一的新旧,理解了朱自清等人想走回的“传统”与旧文人所理解的“传统”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够明白重建过程中的矛盾的根源。

   二、考证与批评:从同一到分化

   王国维在1911年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序言里面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⑤ 他甚至说:“往者士大夫不计理之是非,事之利害,举世所争,只有新旧二字。众且狂,并为一谈,遂收辛亥以后之结果。”⑥ 王国维是在一个全新的中西汇通的普遍主义立场上去理解新旧问题,而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思想脉络,这个问题另当别论。然而王国维所提及的新旧、中西之争到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术上的新与旧的含义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方所塑造的,新学术与旧学术的不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学者看来主要大致有两点,一个是使用材料上是否考辨真伪,是否有第一手的材料,另一个是是否具备科学客观的眼光。这也贯穿在自认为新派的学者对于旧派学者的批评上,例如胡适对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的一个批评就是认为他“没有经过近代史学的训练”。所谓“近代史学的训练”无疑是指对于过去材料的运用上。如何运用材料成为新旧学术的一大区分,而这也和第二点的科学客观相联系,因为在运用材料的时候时常因为意识形态的或者学术门户的偏见影响材料的解释和去取。傅斯年在北大曾经专门开设一门“史学方法导论”的课程,虽然是只局限于史学,但是如果放大到新文化阵营里面的现代学术人对于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想象亦未尝不可。傅斯年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⑦ 胡适对钱穆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里处理戴震与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关系这一公案的观点很不满,钱穆曾回忆到:“我写《近三百年学术史》写到戴东原,在小注里就附带提到这个问题。后来我在香港,胡适之曾写一信给我,说我和王静安同样未脱理学家习气。”⑧ 既然带有“理学家的习气”,在史料的运用上当然就不能够平心静气,变成了“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那么在胡适看来钱穆当然就会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水经注》校本,这样也就自然不会有一个客观科学的现代学术态度了。

   由此可见,科学客观与材料运用是一体两面,只有科学客观的态度才能辨别使用好材料,同样只有在材料上仔细辨别和尽量占有才能体现了科学客观,这成为新旧学术风格的楚河汉界。所以,整理国故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术人都极为注意在科学客观与材料运用上自我训练。因为这不仅涉及遵守一个新的学术规范,而且关系到自己的论断能不能被学术界所认可。朱自清无疑非常注意这一点。在他的日常阅读里面,他对学术著述的材料运用极为关注。例如“读毕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觉其取材皆系自从原书中找出,故结论不同凡见”,⑨ “上午摘抄逯钦立所作《六义参释》。感到我的研究一向是以普通材料为依据,而向先秦书籍深入进展实属必要”,⑩ “读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这不过是把旧材料作新的系统解释,无疑是失败的”。(11)

   朱自清自己在解释古诗的时候,也经常为了弄懂一首诗的本意而引用大量的材料,但是他也随即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考证与批评之间的矛盾。在解释《古诗十九首》的时候,朱自清在日记里面写道:“晚访叶、俞,余示以《古诗十九首》之新评注,似新意无多。”阅读当中新意的缺失,并不是因为对于古诗的材料占有不足带来诗的典故以及字词的阐释困难。阅读的新意是对于阅读的创造性的追求。这是古文学的阅读变成一个新教育和新学术之后的产物,和两个重要的变化相关联。

   一个变化是,对于阅读的新意的追求是西方近代美学进入中国后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朱光潜说:“真正的欣赏都必寓于创造,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诗都以有限寓无限,我们须从语文所直示的有限见出语文所暗示的无限。这种‘见’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所谓‘想象’就是把感官所接受的印象加以综合填补,建立一个整个的境界出来。”(12) 也就是说阅读的新意其实背后所对应的就是西方近代美学里面的“想象”的概念。想象成为阅读的新意的来源。

另一个变化就是,阅读一首诗在新旧知识分子那里的不同。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在1947年给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汉魏六朝文”的时候就说:“传统的研读诗文的动机却大半都是欣赏和模仿习作的兴趣……新文学发展起来以后,模仿的兴趣大大减少了,甚至消灭了;于是研读旧诗便只剩下了欣赏的兴趣。”(13) 同时他还说:“现在人并不需要工于古文辞,所以愿意学习的人自然应该改换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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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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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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