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山皕: “只馀未死一悲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管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4 2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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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山皕  

  

  

   陈寅恪先生是我所景仰的前辈大师。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因病休学在家,不愿让时间空过,便大量阅读书籍。当时对历史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唐代的历史。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朋友为我提供了许多读物,其中就有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过去读白居易《琵琶行》,一句“幽咽泉流水下滩”,怎么讲都难以讲通。后读到陈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指出“水下滩”实为“冰下难”,一下子就把我多年的疑难解决了,使我对陈先生不胜钦佩。后来又读了陈先生其他的作品,以及有关陈先生的资料,使我对先生的学养和品格,还有他治学的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前不久,与几个朋友谈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为了与朋友辩难,乃重翻旧书,再读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及有关资料。随着读书的深入,我渐渐失去了辩难的兴趣,沉浸于另一种思考之中。陈寅恪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这个问题,注家蜂起,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有辩诬说,有女权说,有自娱说,有治史说,有载道说……见仁见智,各有道理。窃以为,陈先生穷十年功力,成此巨著,必有深意,绝非无所事事、为打发岁月的消闲之作。从陈先生两篇重要文字《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和《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看,研读陈先生著作,还是应该从先生一生守护的中华文化,和一生致力的历史研究着眼。陈先生和王国维先生一样,生逢乱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沉沦有着巨大的痛苦,而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开拓,又有责无旁贷的担当。这样设想也许对陈先生的心路略得一二。不揣浅陋,写出自己的一点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一、明代士大夫重气节,影响及于青楼

  

   自宋以来,由于程朱理学的深入发展,士大夫都很注重名节,讲究操守。有宋一代,出现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特别在末世。如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等。理学流风所及,社会也深受影响,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形成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名节中最重要的莫过忠孝二字。特别在末世亡国之际,以身殉国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出现众多的气节名臣并不奇怪。不光朝廷重臣,就是地方官员,如扬州的姜才,李庭芝,都能孤军坚守危城,拒不投降,为国尽忠。《宋史》未能为姜、李立传,为后人所诟病,认为是一大缺失,不能看作信史。

  

   宋亡以后,抗元的斗争并未止息,值得一提的是谢枋得和他的母亲。谢和文天祥为同榜进士,又都是江西人(朱熹的同乡),大号都有个山字(文号文山,谢号叠山),真是两座巍峨的高山。谢枋得抗元失败,逃亡深山,元兵搜捕到谢家,逼谢母说出其子的下落。谢母从容淡定地说,你们要抓我的儿子,不如把我抓去,因为千错万错都是我老婆子的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教儿子读书,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不然也不会有今天。一个上年纪的家庭妇女,却有如此高尚的情怀,这段直白的话和文天祥《衣带铭》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真可谓异曲同工,光昭日月。有这样的母亲,才有这样的儿子。也由此可见理学影响的深入社会。说到这里,真忍不住要说几句题外的话了。中国从古以来就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要求人们“明礼义,知廉耻”,所以才有“礼义之邦”的称谓。不知怎么搞的,“礼义之邦”现在却变成了“礼仪之邦”,央视上还把这个错误的称谓大肆宣扬,好像中国就会讲排场,装样子。这真是笑话了。

  

   到了明朝,宋儒的理学教育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还应该归功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取士,儿童开蒙就受的这种教育,长大了要参加科举考试,走仕途,求出身,安身立命,都离不开理学。在这样的熏陶之下,有明一代从开国到亡国,真出了不少有气节的名臣。如国初的方孝孺、景清、铁铉,后来的于谦、王守仁,还有鼎鼎大名的海瑞、杨继盛。末世就更多了,杨琏、左光斗、袁崇焕、吕维祺,还有顾宪成等东林党诸君子,直到扬州死节的史可法。可以说个个都是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真汉子。

  

   宋明之重气节,不仅在读书人士大夫之中,在市井中也不乏其人。有以颜佩韦为首的苏州五义士,为保护被阉党迫害的正直官员,苏州市民爆发了一场“民运”“风波”,打死了阉党官员。当朝廷严厉镇压时,五义士挺身而出,担当责任,英勇就义。还有在秦淮卖艺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为抗清军不惜千里奔波于扬州武昌之间,冒险犯难传递军情。甚至在青楼中也出过一些侠妓烈女。李香君是大家都熟悉的。最壮烈的则应数葛嫩(蕊芳),她随夫孙克咸参加抗清,随军转战到福建,兵败后与夫同被俘。清军统帅知其为秦淮名妓,欲犯之,葛嫩不屈服,嚼舌含血啐清帅,结果当场被清帅手刃。明亡以后,诸多秦淮名妓都先后离开了青楼,有的从良了,如柳如是;有的出家了,如卞赛赛(玉京),顾眉,还有陈圆圆。这些出家的多少都有点不甘亡国之痛,并非都是出于个人感情问题。当然,还有不幸被杀的,如王月(微波)被张献忠掳去,因小事忤张被杀。还有董白(小宛),一说被清军掳去,献给了顺治帝,很得宠爱,董却郁郁以终。(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即持此说,不是在他的小说中,而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纵观以上各名妓,与陈朝“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是大不相同的。中国的妓女好像颇不乏“救国”的传统,这流风直到清末民初还有赛金花、小凤仙这样的传奇人物。男子爱不了国,便把希望寄托在妇女,甚至妓女身上,也真够没出息的。

  

   二、柳如是是众多秦淮佳丽中很独特的一个

  

   清初以来,柳如是的名字就常为文人学士道及,直到民国,甚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然褒贬不一,仍历久不衰,没有淡出历史舞台。作为秦淮名妓,美丽是不消说的,何况她还富有才情,能与诸多名士唱和,名妓之号并非浪得虚名。最后的归宿是嫁与大名士、大文豪,当然也是大官僚的钱谦益作妾。在当时人们看来也算是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合了——一个青楼女子有如此结局,真是几世修来的好福气。可是,这位柳女士有个要命的怪脾气,除了才貌,她还要讲气节。当明朝亡国之际,她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来,居然劝丈夫钱谦益自杀殉节,自己甘愿与钱同死。这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作出的草率决定,只消想一想傅雷夫人朱馥梅女士与丈夫同殉的事,就可以想象她作出这个选择是多么难能,得有多大的勇气与决心。住在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有民族气节的并不罕见,只不过她们不及柳氏勇敢坚决到不惜一死的地步。(葛嫩除外)。

  

   结果并不如她所愿,钱谦益拒绝所请,没有自杀殉国,而是降清仍然做他的高官。对于钱谦益的降清,我们不能简单地看问题,目之为“汉奸”,“软骨头”,“变节”,其中还有很复杂的原因。总之结果很糟糕,钱谦益虽然保住了富贵荣华,但却失去了名节,赢得了千古骂名。特别是新主子满清皇帝,虽然也予以重用,却从内心里看不起他。新主子的鄙夷他未必感觉不到,事实上降清后钱谦益精神上也十分痛苦。到了乾隆修明史时,将他归入“贰臣传”中,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真是上辱没祖先,下祸延子孙了,幸亏他们本身已经看不到这耻辱的一幕,不然真是将何以堪?柳如是在这个大关节上是彻底失败了,说不定当时许多人还把钱谦益的变节投降归咎于她。在咒骂嘲讽下被人戳脊梁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加之家庭的纠纷,终于使这一代才女投缳自尽,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给柳如是作传,无疑是赞赏柳的民族气节。陈先生虽学贯中西,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情有独钟,一生执着守护,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维护发扬,贯彻始终。忠孝自古是大节,青楼中有如此女子,陈先生自然在思想上认同,为之立传,予以表彰。《别传》中陈先生对柳是深怀同情的,考据她的经历,交游,诗文,并为之辩诬。这就是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的基本态度。

  

   三、怎么看待钱谦益降清变节

  

   陈寅恪先生为柳如是立传,与其说是为柳,不如说是为钱谦益。柳如是不过一青楼女子,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钱谦益就不同了,不仅是高官显宦,还是一代文宗,诗坛祭酒,无论从文化角度或历史角度看,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通过陈先生的考据,对浩如烟海的有关史料文字的爬梳整理,耗十年心血,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生态,编织成一部巨大的历史画卷,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柳如是别传》。

  

   世人对钱谦益的“变节”降清大都是交口指责,心怀鄙夷,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清初的范文程、洪承畴、钱谦益“汉奸”的罪名已是铁案,尽管他们对当时的“统一”,“和谐”,“维稳”,“求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也难以洗刷其恶名。陈先生能跳出世俗的偏见,在《别传》中对钱柳都持正面的看法,对他们寄予同情,为他们开脱辩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先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治学风格,不媚俗,不从众。

  

   我们读《柳如是别传》后,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钱谦益为什么要降清?他的降清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吗?陈寅恪先生又是怎样看待钱谦益降清的?为什么他能谅解钱谦益的行为?可惜我们不能起钱、陈二位先生于地下,请他们自己回答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资料予以推测。

  

   宋自程朱以来,理学逐渐成了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到明清而达高峰。理学特别注重名节,甚至推演到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荒唐地步。吕维祺被李自成军俘获,在押赴刑场准备处死时,路遇福王朱常洵。吕还告诫福王,“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但名节至重,殿下切不可有损名节。”可见名节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分量。钱谦益的行为自然是大节有亏,为士林所不齿。

  

   一个民族,当亡失了国土,但如果她的文化保存下来,并得到延续和发展,那么这个民族是不会消亡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她的文化中断了,她的文化遗存变成了单纯的“文物”,这个民族才是真正的消亡了。前者如犹太民族,后者如古埃及人。犹太人亡失国土上千年,却保存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代代相传,不断丰富发展,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犹太民族今日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让人敬畏的民族,岂是偶然的。中国古代也有一种说法:史存,则国存;史亡,则国亡。这是中国特重历史的看法,我认为把“历史”换成“文化”就更为恰当。陈先生学贯中西,又专治史学,对中外古今历史的风云变化是有深刻的了解的,深深知道文化的传承对民族的存亡至关重要。王国维之死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刺激,在社会大变革之际,固有文化的沉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那些毕生致力于该文化的人,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因此王国维不惜以死相殉。陈先生所面对的,是远比王国维当时更深刻巨大的社会变动,他却没有选择王先生那条自沉的路,而是在政治上、生活上低调应对,专心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除此以外,他还要维护一个原则,即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

  

那么,钱谦益的变节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他不能像顾炎武、屈大均、张煌言那样,参与反清的斗争;也不能像黄宗羲、王夫之,傅山那样不降清,不仕清。说他懦怯怕死,贪图富贵,谁也无法为他开脱。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如果钱谦益当年真的选择了自杀殉节,难道就是正确的选择吗?恐怕也不尽然。首先,这对于明朝的覆亡已于事无补。再说一个腐败透顶、天怒民怨的政权土崩瓦解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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