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7 次 更新时间:2006-04-17 17: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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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佳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关键词」学潮/一二·一运动/朱家骅/姚从吾/闻一多/傅斯年

  

  你惋惜当今没有唐太宗,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征。你明知没有明成祖,可还要耍一套方孝儒;你强占了危险的尖端,教你的对手捏一把汗。

  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出“大轴子”里。你和他——你的对手,是谁也少不了谁,虽则——不,正因为在剧情中,你们是势不两立的——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

  ——闻一多《八教授颂》

  这首题名《八教授颂》的新诗,是闻一多在1944年所作。(注:引自季镇淮:《闻一多研究四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3—84页。)根据许多闻一多传记作者的说法,那时正是闻一多从一个纯粹的诗人、学者转变为一个关心时事、热心政治的“时代的鼓手”的时候。(注:参见王康:《闻一多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刘:《闻一多评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刘志权:《闻一多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这些作者都用“时代的鼓手”来形容闻一多在昆明的活动。“时代的鼓手”

  一词为闻一多所创,见其评论田间诗作的一篇小文,收入何乃正编:《激进人生:闻一多随想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年,第52—56页。)而且,在写作该诗以前,闻一多已经有15年未写新诗了。因此,他作此诗,更多了一层转折的含义。原诗应有8节,但闻只发表了第一节。而这一节题为“政治学家”,突出的是教授作为政治人物的层面。闻一多在“称颂”教授的时候,把他们的政治活动视为首要,表现出他有意反映那个时代教授的作为。

  更有意思的是,《八教授颂》虽然是赠与张奚若的,但也包括了闻一多自己。其他几位是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将这八个人放在一起,据闻一多自己的解释,有两个意思:“(一)春秋责备贤者,(二)这里有贤,也有真不肖,而且是天天要见面的,话过火了,太不好意思,如果有你作伴,人家面子上也好看点。”(注:闻一多:《与张奚若的一封信》,引自季镇淮:《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第81页。)换言之,在闻一多看来,教授虽然已成为政治人物,但代表的立场却是不同的。他一方面歌颂这些教授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又显然在嘲讽某些教授的政治态度。的确,民国时期的教授,不但在学术上,由于师承和地域的关系,形成不同的流派,(注:桑兵曾注意到清末民初学术流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而且由于受到政治风云急剧变化的影响,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也形成明显不同的派别。而这些政治立场的不同,又在学潮中有集中的表现。闻一多本人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从一个清高的诗人、名士派头的教授,在抗战后期一变而为一位“民主斗士”,并因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一急剧的变化,虽然无法说是普遍的现象,但至少有一种典型的意义。如果说与他差不多同时牺牲的李公朴,在以前就因“七君子”事件闻名,一直对政治抱有参与的热情,那么比闻一多小一辈的吴晗,则经历了与闻一多相同的激烈转变,从一个埋首书斋的学者,迅速成为一个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注:潘光哲:《学习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晗的个案研究》,《新史学》第8卷第2期,1997年6月,第133—185页。其他研究吴晗的传记和专著也注意到了吴的转变。参见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李又宁:《吴晗传》,香港:明报月刊社,1973年;马紫梅(Mary Mazur):《时代之子吴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从上面所引闻一多的诗中也可以看到,教授不甘寂寞,干预政治,是当时颇为普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教授的政治热情特别高涨呢?教授热心政治,又对学潮产生什么影响呢?以往对学潮的研究,多注重学生的层面,而对教授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注意不够。

  即使有所注意,又都比较集中在像闻一多这样的“激进”分子身上。(注:参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施惠群:《中国学生运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中国青年运动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共青团北京市委青年运动史研究室编:《北京青年运动史(1919—19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共匪策动下之学潮内幕》,台北:中联出版社编印,1947年;等等。前举最后一本著作,如题所示,似乎想发现学生运动的“背后黑手”,但由于教授中的中共党员并没有几个,因此也未探究教授在学运中的作用。)

  因此,对教授这一群体高涨的政治参与感,虽然有些研究,但又显得笼统,较受关注的是那些倾向激进的教授和那些试图走自由主义路线,也即“中间道路”的人物。(注:闻黎明对教授的政治倾向有一些很好的研究,但侧重点还是在“左翼”和“中间路线”的人士的态度与作为。见氏著:《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论一二一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1992年第4期;《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初步考察》,收入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143页。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讨论了西南联大的学风。但研究西南联大最全面和生动的著作,要数John Israel ,Lianda: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有关西南联大的校史资料,亦可参考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实,如同闻一多的诗中所见,教授的政治立场及对学潮的态度,已经呈现一种分化、复杂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像闻一多、吴晗等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教授,也有一些基本上反对学生运动、并设法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企图阻止学生运动至少不让他们的运动“过度”高涨的人士。(注:作为学生运动的参加和领导者的王康,曾指出几位与闻一多立场相对的西南联大教授,其中就有闻所“歌颂”的“八教授”之一冯友兰,但王康并未点名。见氏著:《闻一多传》,第322页。直接点名的是陈雪屏、姚从吾等。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对此也有记述,但点了冯友兰的名,说冯揶揄闻一多成了共产党的“尾巴”。见该书第377页。)因此,研究学潮中教授的不同态度与作为,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民国学术与学人复杂多样的面貌。

  大致说来,以往有关民国时期知识界的政治倾向及其与学潮之间的关系,特别针对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9)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主要形成了两种论述。一种是将之归结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为是国共交手时中共开辟的“第二条战线”。譬如有论著就直接把1945年12月1日军警殴打、枪杀学生所造成的伤亡惨案及其所引起的师生抗议游行的事件,称为“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的历史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伟大爱国运动”。(注:参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辑:《一二·一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页。)而台湾学者廖风德也持相同看法:“高举‘反内战’旗帜的昆明学潮,是抗战胜利后中共首次策动的学潮”。(注:参见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第59页。廖风德虽然在台湾写作该书,但所用的大多是中国大陆所见材料。)另一种论述是讨论内战时期,知识界如何提倡民主,反对独裁,在政治上逐渐与国民党疏远,以及国民党如何丧失民心,失掉大陆的过程。由是,知识界的逐渐左倾、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衰及其与中共开展“第二条战线”之间的互动,便成了关注的主要对象。(注:就研究出版的情形来看,有关闻一多和吴晗的论著,自1947年以来不断出现,种类繁多。最近十多年,有关自由主义人士的论著,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吴宓等,在海峡两岸的中文学术界也层出不穷,举不胜举。许纪霖的许多作品,便是一例,如其新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而对于国民党在知识界的代表,除了几十年前台湾出了朱家骅、罗家伦简单的传记,甚少有人注意。)

  但是,在这两种论述之外,似乎还应注意第三种论述,那就是国民党与知识界的亲疏关系。历史研究常常无法摆脱“寻根论”(teleology )的态度,也即做“事后诸葛亮”,在事件发生后,寻求其原因,作出理所当然的解释,而对事件发生时所存在的其他发展可能,又常常予以忽略。就内战时期来说,由于国民党最后溃败台湾,因此史家在研究这段时期历史时,注意分析国民党溃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以求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共产党的成功和知识界的“配合”,就受到了重视。其实,更值得史家注意的,也许是历史事件的“暂时性”

  或“当时性”(temporality ),因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在事后观察、分析起来,其因果关系似乎是直线的、必然的,但在当时却常常是偶然的,并具有多种发展可能的。以一二·一运动为例,此次运动之所以形成高潮,是因为军警攻击学生,也即发生了一个暴力事件,引起师生激愤,自发响应。若要用“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来形容,可能对云南、昆明国民党政府官员来说,更为妥当,因为他们是那些军警、特务的上司,而没有那些军警对学生展开攻击,这一流血事件也不会发生。其实这也是当时人的主要看法。可是后来史家写史,却把这一运动,或者归功、或者归罪于共产党的背后领导或操纵,按笔者管见,这是“寻根论”治史的一个表现。

  本文试图利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所藏“朱家骅档案”和其他相关史料,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对教授与学潮之间的关系,做一深入研究,不但注意那些与学生接近的“激进”教授的作为,也注意他们的“对立面”,亦即那些接近政府、反对学潮的人士的言行。笔者希图通过观察学潮中教授的不同立场及其转变、互动,来构造出对于那一时期历史的第三种论述,以求补充、就正于前两种的论述,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讨论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亦即国民党与知识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以后国共权力交替所产生的影响。

  

  一 “寓宣扬主义于研究”

  

  吕芳上观察到,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学生运动就不再是完全自发的现象,而常常掺杂了政党的参与与争夺。(注: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第246页以降。胡国台著《浴火重生: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年)也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大学生的关系,有详尽的讨论。)

  早年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后又当过北京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元老朱家骅,就曾提出过“谁有学生,谁有将来”的口号。(注:朱家骅:《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意义与价值》,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第357页。)

  叶文心在研究民国时期大学的著作中,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她的观察是,国民党在大学中开展“党化”教育和管理,成效并不太大,反而引起大学的“异化”。(注:叶文心认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呈现一种“异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都有脱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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