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制度变革令三大发动机释放发展新红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5-11-13 08: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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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进入专栏)  

  

   ■促进经济发展有四组基本动力:需求边动力(投资、消费、出口)、要素投入动力(劳动力、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中国特色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变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依赖于制度变革或改革。

   ■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了,现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啃硬骨头”,要对过去的改革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对未来改革的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改革释放新红利的路径进行准确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释放出较过去三十多年更大的改革红利。

   ■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有巨大潜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而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的情况,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进。

   ■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但人们在讨论生产要素时大多只注意到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其实,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顺利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升级的状况。

  

   “三大发动机”之一 ——制度变革释放经济红利的逻辑何在

   促进经济发展有四组基本动力:需求边动力(投资、消费、出口)、要素投入动力(劳动力、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中国特色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变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依赖于制度变革或改革。

   制度变革(或改革,下面用改革表示)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流行说法是“释放红利”。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自此“改革红利”成为热词。红利本是上市公司在完成弥补以前亏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支付股息后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分配的剩余利润,但现在红利一词已被推广了,有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等多种说法。“改革红利”可理解为通过制度变革带来的全民效用的增加。

   改革释放红利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验证。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了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四小龙”,其原因何在?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改革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速度有那么大的差异,也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取得了较其他改革较少国家或改革失败国家更大的经济发展效果。

   改革为什么能释放红利?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鉴于目前社会对改革也存在争议,本文的改革是指能带来“正面效用”(含效率和公平等)的改革,那种假改革之名推行的不利于改进效率和公平的“伪改革”不在讨论范围之列。回到红利的原始本义,改革释放红利的核心含义应是改革带来全民(或绝大多数人)效用的增加。之所以用效用而非效益一词,是因为效用包括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更能反映改革目的的全面性,有的改革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但能带来非经济效益,如公平效用和环境效益等。

   从基本的理论逻辑来看,改革之所以能释放红利,是因为:

   一方面,改革可以降低多种成本。在总效用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就是直接提高效用的途径。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指除生产成本之外的所有成本(含运输成本、营销成本、信息成本、组织运行成本、学习成本等),而不限于市场摩擦成本。科斯以前的经济学只看到了生产成本,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后,打开了科学研究制度的窗口。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效率较低,是因为其交易成本很高。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取得了连续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尽管改革了三十多年,但目前中国的体制和制度仍然不完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全面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如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就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激发市场的活力,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另一方面,改革可以创造新的效用。改革可以通过革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通过合理、公平配置各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保障产权、自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和公平分配权等,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空间,带来新的效用。

   提高效用或效益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资金运用效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等;另一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较高效的地区、产业、企业、项目和劳动者上,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就是优化配置资源的途径和过程。

   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应包括上述两种效率,而不仅仅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效率。而通过制度改革建立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具体说来,改革释放红利的基本途径有:

   第一,改革可以通过保障所有权和产权等,提高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激发企业家的精神和创业者的活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活力,释放红利。

   第二,改革可以通过形成合理而稳定的制度环境,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提升信心,释放红利。

   第三,改革可以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进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释放红利。

   第四,改革可以通过保障公平分配权,创造新的需求空间,释放红利,如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就可以扩大市场需求。

   第五,改革可以通过建设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红利。

   第六,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及时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性的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准确信号,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不完全而带来的效率损失,释放红利。

   第七,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企业体系,促进各类企业主要通过自身竞争力而非垄断特权来获取效益,减少资源的错误配置,释放红利。

   第八,改革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减少“寻租”空间,改善政府服务,释放红利。

   总之,改革可以通过优化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配置关系,激发活力,形成动力,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释放出各种红利。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深切体会到改革的威力、意义和重要性。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了,现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啃硬骨头”,需要对过去的改革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需要对未来改革的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对改革释放新红利的路径进行准确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释放出较过去三十多年更大的改革红利。

  

   “三大发动机”之二——结构优化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

   为什么要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产业转型升级等?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为什么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很多?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较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具体表现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可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而发达国家大多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没有多少“结构优化生产力”可释放了。

   何谓“结构优化生产力”?简言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经济结构优化中,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因而带来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是一种“过程性动力”,它上联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下联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等“根源性动力”,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过程性动力”,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增长有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边动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特色动力,共四大类基本动力。其中,“结构优化生产力”属于第三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中的一种。

   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如何释放生产力?

   先看工业化。工业化本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含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的动力来自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工业劳动收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收入。

   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于传统农业生产率,是因为工业的分工协作更发达,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基本是工业化国家,即使是荷兰、新西兰等“农业国”也是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启动了内生工业化过程(与上世纪50年代的赶超型工业化有所不同),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分工协作达到新的水平,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来看城镇化。从人本角度理解,城镇化的本意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村有土地、有资源、有农业、有好的生态环境,那为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向城镇迁移?主要是因为农村多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比重高,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分工协作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就业机会较少,因而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农村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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