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答苗族诗人南往耶先生问

——《雷公山诗刊》关于全球语境下中国诗歌的民族性专访刘再复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23: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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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后来许多人沿袭他的说法。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尽管我非常尊敬朱自清先生,但还是想与他商榷。

   钱钟书先生《七辍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钱先生的这篇文章,恰恰是嘲讽诗歌翻译(中国近代最早的诗歌翻译语言)。一八六一年(咸丰11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相当于外交部。署里有一个主要官员(相当于外交部当家副部长)名叫董恂的,就译了一首西方的诗,那就是郎费罗(Long fellow,1807-1882)的 “人生颂”。钱先生说:“董恂不过译了一首英语诗,译笔又不好,但是我们只得承认——尽管已经忘记——他是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其实,董恂只能算重译。因为这之前英国使臣威妥玛就用汉语译过。董恂只是加以润色罢了。在董恂的带领下,一些公使和随员也萌生猎奇探胜外国诗文的兴味,但这些官员多数不懂外文,并没有为翻译西方文学作出实际贡献。能够提起来说的也只有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马赛曲》(法)和《祖国歌》(德)。钱钟书先生认为,当时的诗歌翻译没有什么价值。他引用一位西方的评论者的话说: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也就是说,不是更坏的,就是坏的。我很相信钱先生的判断。所以我也很难赞成“中国新诗语言的种子来自翻译”。也不赞成“新诗源头在西方”的论点。

   所谓新诗,是指用白话写的诗,即扬弃中国古典诗的对仗、格律等规范而写成的诗。这种新诗尝试,其源头正是您所说的晚清的黄遵宪。梁启超称他为“诗界之哥伦布”,倒是很恰当。他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又说:“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语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吴太夫人寿语》等,皆到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参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舟中作诗并论诗》,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第593,594页)把黄遵宪称作“诗世界之哥伦布”的还有诗人丘逢甲,他阅览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之后说:“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黄遵宪的确不愧是“新世界诗”的开山旗手,除了梁启超所言的《今别离》之外,其“将军歌”(包括《冯将军歌》、《度辽将军歌》、《聂将军歌》等),其《学堂乐歌》,其《幼稚园上学歌》,其《小学校学生相和歌》等等,全是“我手写我心”,朗朗上口,纵横自如,痛快淋漓,白话色彩极为浓烈,完全可以视为“新诗”。当时加入“新诗革命”的还有谭嗣同、丘逢甲、蒋智由等,但以黄遵宪最为杰出。梁启超说黄遵宪“新语句少”,这是事实,因为他作为“新诗哥伦布”,不能不小心一些。在新旧诗体的大转型时代,他作为第一小提琴手,总觉得自己的新诗还不入流,所以不能不低调些。而胡适的长处是胆子很大,他坚信白话也能写出精致的诗歌,而且自己还带了个好头,完全革除黄遵宪诗中的旧痕而又一次激发变局。胡适之功,在于他的新诗观念更为彻底,这就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至于他自己所写的《尝试集》,实在是幼稚粗糙得很。从上述这个意义上说,我倒是赞成王德威先生所说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而就新诗而言,我也想说,没有黄遵宪,何来胡适、郭沫若?正是如此,所以我宁可把新诗的源头说与黄遵宪等。

   5  南往耶:在中国,所谓全球化,就目前阶段,其实不过是西化,我们扮演的是一个受众的角色。有学者指认,未来社会各种文化的差异完全消失,这种抹杀民族性而张扬全球性的做法,或许能使欠发达国家在科技经济方面得到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在文化方面却恰导致巨大的文化表征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从而在西方“他者”经济文化双重压力下,产生出“集体记忆”重写和“民族性丧失”的双重困境。实际情况是,现在中国的汉族不穿汉服了,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年轻人也早已穿上了西服。照样,我们的诗歌也存在着与世界各国文学雷同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大部分诗人的作品看起来好像也是外国诗人写的一样,没有了自己的民族个性。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情绪、民族思维都“全球化”后,我们该怎样来自省、更新、创建以及保守我们的诗歌?有没有这个必要?

   刘再复:您的担忧,在中国现代文明建构之初,就有许多人担忧过。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思想家、政治家、文化学者思考“现代化之后怎么办?”以及西方与中国的关系问题等。也才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主张。按照张之洞的意思,学习西方是必要的,但仍然要以中国本身的框架(道统)为根本,而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制度等,则只是“为我所用”,拿过来“用”而已。后来李泽厚先生提出一个和张之洞不同的命题,叫做“西体中用”。意思是说,所谓“体”,是指现实生活中物质性本体,即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现代化技术、工具、工艺等等,这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历史的成果,西方人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体”是根本,我们应当把西方所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工具等视为“根本”,不要担心接受它之后我们的民族就会变样。在李先生看来,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电灯、电话、电视等才是“体”,我们当然要淘汰煤油灯、麻油灯而把电灯拿过来“用”。在这个层面上“西化”,并没有什么可怕。

   在“体”与“用”的争论中,我想到另一对相应的范畴,这就是“形”与“质”的对举。我认为,在“形”的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全球化”,即接受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工具、管理机制等等。我们原来用牛车、坐马车,后来引入汽车、火车、飞机,这也是“西化”,但不要紧,除了提高生活质量,并无坏处,原来我们使用牛拉犁,后来引入拖拉机,这也很好。您说年轻人都穿西装,这也是“形”的变化。尽管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人看不惯,但也应采取包容的态度,由他们去。西服穿久了,一律化了,他们肯定还会想起自己的民族服装。我觉得在“形”的层面上,不必过于忧虑。当然,就个人意愿而言,我和你一样,更喜欢民族的服装。我觉得民族的男子、女子,其服装是世界上最美的。为什么要穿西装呢?西服与苗族服装相比,实在太单调了。我真的这么看。

   然而,在“质”的层面,也就是在“精神”、“道德”、“格调”等层面上,倒是不应当“全盘西化”。例如,西方讲“合理合法”,中国还多讲了一个“合情”。合情固然会带来损害原则的诸如“走后门”等弊病,却可以增加人际的温馨和家庭的暖流。还有,西方讲 “正义”,中国则讲“和谐”。一旦讲和谐,就不能不“和稀泥”,但它又可以增加人际关系中的调节力。中国文化为什么不会灭亡?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比较合情理。中国很尊重老人、老师,很讲孝道与“尊师重道”,这些好传习,就不要被“西化”掉。不管是汉族还是苗族,都有一些很好的精神个性,精神传统,当然也不能被“西化”掉。“五四”之后,新诗取代旧诗。新诗的“形”与旧诗的“形”完全不同。当今新诗的“形”完全像西方,不讲究格律、对仗,句子长短不一,除了还保留诗歌最后的边界“音乐感”之外,已完全变形了。但是每个好的诗人写出的诗句却完全不同,新诗仍在打动人、启迪人,为什么?因为这些新诗的“质”还在放射光芒。所谓“质”,就是诗情、诗意、诗心、诗美。从外形看,中国诗人所写的诗像外国诗人,可是从内里看,其精神气质,却“别有一番滋味”。中国的传统旧诗,虽然很有成就,但束缚人们的自由思想,所以变革一下是必要的,只要诗传统中的好精神、好气魄、好境界不要丢掉就行。但是传统的审美趣味也不一定都好。例如汉民族过去很欣赏女人的“裹小脚”,这就属病态趣味,把它革除掉,没有什么不对。鲁迅一生都在批判汉民族的民族劣根性,也有道理。

   6  南往耶:之所以今天提出诗歌的“民族性”,或曰“民族性写作”,是因为我们觉得,只有民族性的符号才能唤醒民族个性的内涵,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艺术原色(本真)。试想,如果没有屈原的楚辞,我们今天就很难想象两三千年前中国南方民族(南蛮)的文化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民族性写作的重要性。在当代诗歌中,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我们民族作者自己写的东西,写的是我们民族的事情。可惜今天的诗人的创作更多的是具备了“世界性”而含糊了“民族性”。对此,您怎么看?

   刘再复:您重视诗歌的“民族性写作”,认定这是唤醒民族个性的途径,这无可非议。但是,屈原的写作,算不算“民族性写作”,需作许多阐释与界定。其实,屈原既可以界定为楚民族写作,也可界定为人类性写作,因为他的情感态度,他诗中的忧思与哀伤,都属于全人类,即都与全世界的普遍人性相通。屈原生活的战国时代,中国尚未统一。那就是汉代以前的“国度”,与“汉民族”这个大概念无关。那时,六国的文字虽然相近却又不同,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之一,是统一了文字。我不知道屈原是用什么文字写作,但可以肯定,他的诗歌成就,主要不在于使用楚国的文字书写,也不在于写了楚国的族群特色,而是他的人性表述与情感态度打动了中国人,也可以打动了世界人。世界上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民族,都会有“离骚”似的孤独感与被委屈被放逐的哀伤。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也可能是您最关注的是他的情感态度并不空洞,而是很具体,很恳切。郭沫若的《女神》也是好诗,但失之空洞,缺少情感细节和人性肌理。如果您所说的“民族个性”,是指情感的诗意细节,那就很好。所以,我才希望您把“民族性写作”的意思作进一步界定,回答我可能对您的反问。例如,您说,如果没有屈原的楚辞,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两三千年前中国南方民族(南蛮)的文化生活是什么样子,然而,这仅仅是文学的认识功能。这种功能往往比不过地方志,比不过历史著作。屈原固然体现当时南国文化的一些心理特征,但他的主要价值还是把忧伤情思推向极致,把爱土地、爱社稷、爱原乡的情感表述到最充沛的水平。放开一点说,我们今天谈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些伟大诗人,关注其民族性,如关注荷马的希腊性,但丁的佛罗伦萨性,已没有多大意义。重要是他们的诗作展示了人类的普遍的人性真实与情感真实。

   7南往耶:世界性应该是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的。民族性写作不是民族主义写作。我们是想在一种本质上熟悉、易读的诗歌中,寻找别具异域情调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民族思维情趣,去感受“古老的敌意”。尽管全球化使遥远的天涯海角变得可以触手可及、不再陌生,但诗歌应该为这个世界留下人类原初自然的呼吸与神秘。因此,在我看来,诗歌的民族性写作,应该是神性写作和当代性写作的总和。您认为呢?为什么?

   刘再复:您说民族性写作不是民族主义写作,这一判断非常重要。民族主义乃是政治话语,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任何文学写作,都不应当染上这种话语。您所说的民族性写作,是寻找别具异域情调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民族思维情趣,为这个世界留下人类原初自然的呼唤与神秘。倘若民族性写作,是指涉这些内容,那就无可厚非。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为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新的景观、新的审美形式。这是大好事。文学本就是多元的,唯兼容并包的文学才不会单调与乏味。至于您概说的诗歌应该是神性写作和当代性写作的总和,还可以作些分析和补充。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人性写作,本应属第一义,神性则属于第二义。遗憾的是中国文学缺少神性,尤其是缺少俄罗斯文学的那种渊深与博大。神性提供一种敬畏,敬畏即良心的节制,这是理性之外的另一种善的力量。您个人强调一下神性,也是好事。

当然也可以神性写作,人性写作和神性写作可以同时进行,人性境界可以向神性境界飞升。神性是一种价值判断。我记得布罗斯基说过,天使般爱的“超越”纵然体现了人性中对神性的热盼,却不能垄断真实的人性,也不能审视人性的弱点。我想进一步说,基督教中的圣爱乃是爱的极端,这种爱里,固然包含着“爱敌人”的宽恕,但也包含着杀子祭献上帝这种爱的专制与暴力,这很容易走向以崇高为名的道德法庭和圣爱的绝对秩序。当“爱人”挤兑了“爱己”,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便成了法定的非道德与非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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