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6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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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林默涵[注释1][注释1:“文革”中,中共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其主持者周扬、林默涵等作为资产阶级反党文艺黑线的头目受到批判,并分别被投入监牢达八年和十年之久。林默涵20世纪50年代开始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任副部长。]的这份检讨书,篇末署写于1966年7月15日,距“文革”发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检讨书的题目是《我的罪行》。16开本共10页,铅字印刷,未标出印制单位;但从按语可以推测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和出版处的“造反派”组织。检讨书前面有当年编印者的按语:

   文艺处和出版处联合起来开了五次斗争林默涵的会议。会上,林默涵无耻地抵赖、狡辩,态度极为恶劣,开始只交代他文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对参加彭真反党集团的阴谋,对周扬黑帮的阴谋,只字不谈,引起同志们极大的愤慨,严正地予以批驳。这个材料就是批判会后,他修修补补地重新写的,现在将它公之于众,请同志们批判。

   从按语可以看出,这份被“公之于众”的,供“同志们批判”的材料,当年应已有相当范围的流传。从按语中又可以得知,写作这份材料时,对林默涵已开过五次批判斗争会,巨大的“群众”批判的肉体、精神压力可以想见。对“文革”以及当代多个以暴力方式开展的政治/文艺运动中产生的大量检讨书、认罪书,在今天重读,最重要一点是不能离开产生这些文字的环境,孤立来讨论写作者的思想、人格、心理。林默涵的这份被迫撰写的材料,在今天可供参照的史实、资料价值虽有,但不是最重要的。它的意义,也许在另外的方面。在那场群众运动中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们也许能依稀读出被批判者在被迫自承“罪责”的情况下仍有所坚持,它也能清晰见识在扭曲的时代撰写者心理、语言相应发生怎样的扭曲,也为我们了解特定时期产生互相揭发、告密的文化有怎样的土壤,以及被批判者如何为遭到的“惩罚”而寻找“错误”。这些情景,经历者在当年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今天“重温”,却可能会感受到那种“喜剧的可怕”。

   米兰•昆德拉曾经将《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审判》(卡夫卡)做过比较,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承受不了他的罪恶的重压,为了获得安宁而自愿受罚,而“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正好相反,受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承受,致使被告者为了获得安宁,总想给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说明”,昆德拉将此称为“惩罚寻找错误”。我们当然不能说“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不过,这种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然虚构、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要求被迫害者无条件接纳。从林默涵这份认罪书的某些部分里,不是可以见识卡夫卡《审判》第七章里讲述的这样的故事吗:“(K)决定检查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全部的过去,‘直到某一个细节’,‘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被控者寻找他的错误。”①是的,就在那个时间,制造“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这份材料中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宣部、文艺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毛泽东1963、1964两个批示,《海瑞罢官》批判,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的评价、态度,“文革”之后林默涵的认识已经完全不同,不会再承认这些“罪行”。这从他1998年撰写的《“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②中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年被逼迫的情况下,完全做到“不违心”并不容易,不要说普通人,就是他这样的坚定信仰者[注释2][注释2: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恐怕也不例外。

   下面是林默涵《我的罪行》的全文。

   我是周扬反革命黑帮的主将,是他的最积极的帮凶。十多年来,我在他的领导下,作恶多端,干尽坏事,犯了大罪。我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愿意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最严厉的制裁。现在,我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向党交代。

   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攻击人民公社

   1961年中宣部关于在报刊上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的通报。[注释3][注释3:1961年2月2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主要内容是:“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月25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去年10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月6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例如,1958年7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年4月16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批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经包之静[注释4][注释4:包之静(1912-1971),苏州人,30年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40年代在新四军和根据地从事报刊出版工作。50年代调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文革”中因批评学习毛泽东著作简单化、庸俗化问题受到重点批判,下放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1971年去世。]等同志揭发,最初是由理论处根据陆定一、许立群的意见起草的。这一段起草的经过,我确实不清楚。后来转到出版处,可能是因为其中涉及一些书刊上的问题。出版处改写后,送到我处(我当时管一点出版处的工作),我对这个文件是很积极的,曾做过多次修改,记得还跟包之静同志一道修改过,最后提到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由张子意[注释5][注释5:张子意(1904-1981),60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长。湖南醴陵人。“文革”中受到批斗,并被关押八年。]签发。当时我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直接从毛主席著作去掌握某种技术或者解决科学发明上的具体问题,认为那样是把毛主席思想庸俗化。事实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广大群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必然立刻在他们的工作上发生作用,使他们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我这个资产阶级老爷却跑出来横加干涉,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泼冷水。我还表示过不赞成“把毛主席思想学到手”的提法,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是像学一门手艺可以学到“手”。[注释6][注释6:“学到手”的说法在“文革”发生前已经开始流行。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撰写,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称:“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在‘用’字狠下工夫。”(《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7日)]。这实在太狂妄了。其实,“学到手”就是“活学活用”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同志们问:当时搞这个文件,是不是针对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在那次会上,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我想来想去,当时的确没有这个用意,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所谓报刊宣传中的“缺点”。但是,这个文件恰恰在军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发出,实际上是同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唱反调。

   1965年上半年,我还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凭自愿,不要搞形式主义为理由,不同意文联组织全国委员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直到1965年10月间,我和苏一萍同志[注释7][注释7:苏一萍(1913-1995),原名蒲望文,陕西西安人。60年代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在甘肃访问了歇家嘴生产大队,亲眼看到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后在精神面貌上和生产斗争的巨大变化,才真正认识到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回来后曾向石西民同志[注释8][注释8: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50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65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迫害,被监禁9年。]反映,下面迫切需要毛主席语录,希望文化部编的《毛主席语录》快些定稿出版。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可耻的动摇。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对当时国家遭受的经济困难估计得很严重,认为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当时看到一本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材料集子,其中收了十多篇文章,除了最后一篇不赞成包产到户以外,其余都是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说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较快地恢复生产。我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经济困难极大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我还污蔑人民公社脱产干部太多。并且认为赫鲁晓夫说苏联集体农庄干部管理能力不够可能是事实,而我们的公社太大,干部准备不足,也很难管好。这是用赫鲁晓夫的子弹来攻击人民公社。我说这些话,是1962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更是极端的反动,是对毛主席的背叛。

   十中全会,中央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事实更给了我有力的教育,证明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个错误,我在1963年中宣部的三反运动中和1965年文化部整风中做过简单的交代。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究竟跟谁走?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突出的是两件事:1.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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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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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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