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7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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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联系人就是张春桥。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见江青很不容易。”]

   文化部的整风,最初由原文化部党组领导,本来是想草草了事的,打算1964年国庆节前后,齐燕铭代表党组作一个检查就算了。我是赞成这样做的。但周扬更有经验,他知道那样做太不像样子了,于是在彭真、陆定一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支持下,亲自出马,派出了所谓工作组。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周扬自己指定的,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修正主义整修正主义,是根子整枝子,是舍车马保主帅,根本不让挖到我们身上的黑线,对群众加以压制对被牺牲的车马,则加以安慰,周扬曾多次找他们谈话,还要我去看田汉、夏衍等等,使他们知道批评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是一种“苦肉计”。[注释32][注释32:关于文化部的“假整风”,林默涵1998年说:“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

   有些同志追问,制造这次假整风的阴谋背景,追问是怎样密商的,这种追问,完全应当。但是,这整个整风,就是一种公开的阴谋目的是应付中央,保存自己,这是很明显的,是不用说穿也可以心照不宣的。

   这就是周扬和我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这完全是阳奉阴违的修正主义手法。

   七、我为什么会跌进修正主义的泥坑?

   我为什么会跌进修正主义泥坑,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呢?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我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我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虽然十五六岁就离开家庭,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加上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读的是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我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是一个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在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参加革命,但是长期所做的,都是伏案的文字工作,从来没有参加过群众的斗争,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斗争考验。民主革命的关,是革命浪潮把我冲过来的,到了今天,社会主义这一关,我就过不去了。

   最严重的,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脱离工农兵群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解放以来,官越做越大,生活越过越好,而思想却越来越堕落,我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起码的革命品质,而变成了一个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革命利益的政治投机分子。这样的人,这么可能不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呢?

   我深深地认识到,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造成的恶果实在太大了;我是这条黑线上的主要人物,我的罪恶也实在太大了。这条黑线必须彻底挖掉,我的罪恶也必须彻底清算!

   我也深深认识到,同志们对我的严肃斗争,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保卫毛主席思想;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我。我一定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到工农群众中去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注释33][注释33:林默涵(1913-2008)福建武平人。“百度百科”关于他早期的生平有这样的记载:“1928年在福州高中师范科求学时受革命思想影响,随后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到日本学习。次年回国,先后在进步报刊《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和《国民周刊》任编辑,并开始用笔名‘默涵’撰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和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作抗日宣传工作,后到武汉任《全民抗战》编辑。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参加编辑《中国文化》。1941年主持华北书店编辑工作。1943年调《解放日报》编辑副刊,在该报上发表不少短论和杂文。1944年冬调重庆《新华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后赴香港参与编辑国统区出版的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期间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论文结集出版的有《在激变中》《浪花》和《狮和龙》……”有这样的经历和忠心耿耿的思想立场,却在自己为之奋斗的阵营中,给自己加上了“反革命黑帮积极帮凶”“作恶多端,干尽坏事,犯了大罪”“越来越堕落”“政治投机分子”“罪恶必须彻底清算”等判定,真的让人感到心痛,不明白问题究竟发生在哪里。而他所期望的“革命群众”,后来也没有让他“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不久他就被投入监狱,有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如果读了这样表现历史悖谬情景的材料,再读史铁生中篇《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就会明白中国当代为什么不会出现“荒诞派”文学的原因。]

   我是一个永远跟毛主席走,老老实实做党的驯服工具和人民的勤务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66年7月15日

   附录:

   周扬自传

   这是周扬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鲁艺工作时所写,应该是向党组织提供的材料。“文革”期间,可能刊登于多种红卫兵、造反派编辑、印制的小报、刊物上。我见到的这份《周扬自传》,刊登于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所办的刊物《文艺批判》1967年第4期。《文艺批判》刊发时的标题是:《把大毒草〈周扬自传〉拿来示众》。《周扬自传》的题名是原来就有,还是“文革”刊物发表者所加不得而知。没有写明撰写日期,仅篇末括号有“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所写”字句。《文艺批判》加有这样的编者按:“《周扬自传》是一幅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自画像。周扬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买办,三十年代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一贯用两面派手法,篡改历史,蒙混过关,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周扬这样伪造历史的小丑,终将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同期《文艺批判》还刊登由“中共益阳县委机关供稿,原载首都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井冈山战报》”的《周扬罪恶家史》文章。

   下面是“自传”全文,按《文艺批判》原来样子录入。《文艺批判》刊载时编排上个别地方明显错讹,加注释予以说明。目前一些涉及周扬的论著,在引述这份材料的时候,并未更正这些错讹。

1908年11月生在湖南益阳荻城镇新市渡一个村庄里,原名运宜,字起应(入党及初发表文章均用起应一名,后因地下活动及书报检查关系,曾选用周扬、周笕、绮影等笔名)。家庭系地主,当我出生时,每年可收七百石粗谷,此外别无其他产业收入。我刚二岁父即去世,祖母与母二代孀居,祖母为有名慈善家,好善乐施,母也待人厚道,故深得一般村民拥护,惟究是女流,又拥有相当田产,家中除我和一长我二岁之兄弟外,又别无其他男子,故有时不免受人欺侮,充满在我幼小头脑中的即为长大成人,替父母争光雪耻之念。祖母与母,亦甚溺爱我,不让我多读书,恐其有伤身体,直至14岁,均在家延师教书,从未住过小学。15岁时因酷慕新学,与母力争,始准我赴长沙住一补习学校,并委托我舅父伴我居住,妥加照顾,补习半年后回益阳即考入一教会学校,且系插班,但因系寄宿,生活较苦,学期未终,即自动离去,母亲因爱我甚,亦不之责。后又陆续在长沙改读二年,均系补习性质,至1925年秋季始考入上海南方大学,后由该校校长亢虎复辟阴谋揭露,[注释34][注释34:指江亢虎(1883-1954)。1925年2月,国民党人黄郛、叶恭绰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清室密谋复辟的大量文证,其中有江亢虎致废帝溥仪的请求觐见书,以及给一些支持复辟的前清遗老们的信函。江亢虎遭到了来自各界进步人士的痛斥。时任南方大学校长的江亢虎不得不到美国躲避。因抗日战争期间在汪精卫政权任伪职,并著文为日本南京屠杀辩护,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12月7日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狱中。]一部分教员学生另组国民大学,我遂亦转入国民大学,1926年再转入大夏大学。在大学时期,已接近革命思想,惟因当时在李石岭[注释35][注释35:这里的李石岭,似是李石岑之误。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1913年(民国二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民铎》,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或同时任教于大夏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1934年年10月病逝。著有《李石岑讲演集》《哲学浅说》《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十讲》等。介绍尼采的《超人思想简说》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教授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重大的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有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1927年对革命极端的颠倒当中,保持了在组织上超然的立场。但是“四一二”以后,正当白色恐怖非常高涨,昨天还是革命者的我所认识的好些同乡,今天突然变成了规矩人的时候,我却再也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感到一种要报复的欲望,于是我就加入了党。我非常高兴地做着深夜里在马路上街堂口散传单的工作。介绍我入党的是当时大夏的一个同学又是同乡的夏钟润君,他是一个非常之善良的人,那时候我很信仰他。可惜这样的生活没有过好久,暑假就回了家,当时回家主要是抱着到武汉去工作的目的,我对那虽还怀着一些幻想,这些幻想到汉口住了一个月之后便完全消灭了。在家没有住好久,就再也回到上海,这时是一切皆非。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夏去了日本,留下的也是消极的消极,自首的自首。总之,我已再找不到组织这个东西。那时候我正是大学三年级距毕业还有两年,我不能忍受这样长的日子(我那时候极端痛恨大夏),于是就转了高师科,不到一年就毕业了,拿了这张文凭,我就去到了日本,这正是1929年初。我发现夏也已失了关系,我应当自认我那时并不怎样感觉了失了关系的严重性。在东京,我拼命地看左翼文艺书籍,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左倾的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有叶沉“即沈西岭”许幸之,[注释36][注释36:这里的“沈西岭”,应是沈西苓之误。沈西苓(1904-1940),原名沈学诚,笔名叶沉,浙江省德清人。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天一、明星、联华等影业公司任职,编导过《女性的呐喊》《乡愁》《船家女》《十字街头》《中华女儿》等影片。1949年12月于重庆病逝,年仅36岁。柯伦泰(1872-1952),苏联革命家、作家。周扬翻译的她的《伟大的恋爱》1930年由水沫书店出版。许幸之(1904-1991),生于江苏扬州,电影导演、画家、美术评论家。30年代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左联发起人之一。曾导演《风云儿女》《铁蹄下的歌女》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就被逮捕,和一个“左”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关了一月,因无犯罪证据被释放。出来后,在东京再待了两三个月就回到上海了。这时便开始了写作生活。主要翻译些革命文学作品,出版的有果尔德短篇集,柯伦泰的伟大的恋爱[注释37][注释37:指周扬翻译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果尔德,又译为高尔德,20世纪美国左翼作家。]等。从此便不再仰供家庭供给。同时家庭境况已日益衰落,也不再能供给了。从1930年到32年初,这一年多两年中间,都只是一个赤色群众仅只参加了剧联,[注释38][注释38:指193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到31年底,才转入左联。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找组织,据现在想有两方面原因的,一方面是主观上没有积极要求,而另一方面造成我不积极要求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当时立三路线下对知识分子青年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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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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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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