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0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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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艺术规律。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它在“1962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2.1961年一二月间,中宣部大学文科教材会议。由陆定一、周扬主持,周扬住在旅馆坐镇。艺术院校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由周扬主持,起草了大学文科(文、史、哲、经)教学方案,由我主持,仿照文科教学方案,起草了艺术院校教学方案。这些教学方案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这时,周扬和陆定一多次商量,提出:(1)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解决世界观问题,理由是许多共产党员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2)反对“白专道路”的提法,认为“专”和“白”没有必然的联系。(3)在教材编写上,反对“以论带史”,提倡“论从史出”,实际上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表现教材。

   周扬在这次会上做报告,大捧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跟翦伯赞一唱一和。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们认为这个会开得心情舒畅,周扬还把这次会的开法,作为最好的经验。会后,周扬亲自挂帅,调集了二百多教授专家编写教材,搞了几年。在一次新年宴会上,他举杯祝酒,表示要同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同生死共存亡”。

   3.196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记得当时提出一个纪念计划,有些文章、举行座谈、美术展览、演出等等。演出计划归文化部安排,组织文章,主要由我负责。我找袁水拍、李希凡、陈笑雨等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纪念社论,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好像包括这样四方面的内容:(1)讲话发表的伟大意义;(2)当前的任务;(3)队伍问题;(4)领导问题。写成后送周扬审阅,他不满意。那时他住在十八所,打电话要何其芳、张光年、袁水拍和我等人去谈。他提出要按照人大公报的精神,强调个阶层团结,认为今天的文艺跟过去比它的服务范围大大扩大了,连民主人士、爱国的资产阶级、爱国华侨,都应当是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这是把人大公报中讲的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跟文艺的服务对象混为一谈,是公然篡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鼓吹“全民文艺”。这篇社论,就按照周扬的意思由袁水拍、张光年、李曙光分别执笔,由我统一后送周扬定稿,最后经陆定一审定,吴冷西也做过修改,我当时是完全同意周扬的意见的。这两年,是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黑帮最活跃的时期。老奸巨猾、善于掩藏的周扬,这时也丢掉面具,赤膊上阵了。在他的号召和指挥下,夏衍、陈荒煤等抛出瞿白音的《电影创新独白》,[注释29][注释29:瞿白音(1910-1979),原名瞿金驹。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南京分盟负责人,多次组织演出《娜拉》《香稻米》《乱钟》等剧目。1934年,参与组织上海业余实验剧团。50年代以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等职务。1951年与他人联合编导了《两家春》。1958年,与他人合作编写了故事片《万紫千红总是春》,1960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影《红日》。译有[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1962年,在《电影艺术》1962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在电影界反响热烈,但随后受到严厉批判。江青主持的《纪要》将《创新独白》列为“十七年”文艺界的“大毒草”名单,1966年6月16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上海写作组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指这篇文章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齐燕铭、田汉、阳翰笙和我先后主持了广州话剧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召开了大连创作会议,周扬出席讲话,《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专论,从四面八方向党展开进攻。一切牛鬼蛇神都有共同的阶级感觉,都以为时机到来,温度适合,所以,都一齐出笼了。

   十中全会后,形势变化,这是第三阶段。

   毛主席抓了阶级斗争,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多次批评。看看形势不对,周扬和我又采取了:一、应付,如1962年十月关于整顿剧目的报告,63年发出停演鬼戏的通知,举行戏曲座谈,搞了一些所谓批判(“中间人物”、《李慧娘》、《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二、抗拒中央批评,不传达,不检查。三、应付不了,抗拒不了时只好搞一个假整风,牺牲车马,保住将帅,也就是保住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但这一次,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识破我们的面目,再也蒙骗不过去了,以周扬为首的黑帮终于被揪了出来,以周扬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这就是周扬和我所搞的一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由产生、形成到灭亡的过程。

   五、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必须有一条同它相适应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它的实行。这首先就要控制文化部。周扬在文化部工作,犯了错误,调离文化部后,他是始终不愿放弃文化部的。文化部开比较大的会,他都要去讲话,施加影响。他对于党中央把他调离文化部,派钱俊瑞去整顿文化部是很不满的。

   在钱俊瑞时期,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关系,曾经一度很紧张。大约是1957年或58年,有一次文化部党组同志在周扬家里,给中宣部提意见。他们认为中宣部抓业务不抓政治,抓提高不抓普及,抓专业不抓业余。周扬很不满意,我也不同意文化部的意见。现在看来,当时文化部党组的批评是完全对的。

   1958年,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出了一些偏差,周扬和我抓住这个机会批评他们,刘芝明同志因此调离文化部,接着钱俊瑞也因别的原因离开文化部。起来接替他们的,就是齐燕铭、夏衍,他们分任党组正副书记,同时我也兼任文化部工作。这样,文化部党组就为修正主义者所掌握了。周扬和我这时很满意,认为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的关系正常了。

   其次,就要掌握文联各协会、研究所、刊物等。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多是周扬的人。周扬借口要照顾团结,把不少三十年代的人物安排在文化部门文化团体的重要岗位上。地方的文联,文化局也有一批周扬的人,他的势力遍布全国。他常说他不搞宗派主义,其实他是最大的宗派主义者。

   周扬对他的干部有一套手法:第一是把你摆在一定位置上,是你感到他在照顾你。比如1959年,我被提为中宣部副部长以前,周扬就先把消息透露给我,这显然是暗示是他要提拔我的。又如他建议增加十几名文联副主席,使人觉得周扬很照顾别人,阳翰笙当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就是他提议的。其次,包庇自己的干部,比如田汉、邵荃麟在反右斗争时,地方上意见很大,是可以划右派的,周扬和我把他们包庇下来了。第三,但是,到了必须牺牲干部才能保存自己的时候,周扬就毫不留情了。上次文化部文联各协假整风开始时,周扬忽然来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向党中央写报告,即刻撤销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职务。我当时觉得很突然,不同意这样做。我说整风才开始,他们的错误群众还不清楚。但周扬很坚决,说这样做决不会错。过了一天,他又来电话,说他同彭真谈过,彭真也主张组织处理放后,这事才作罢。周扬就是用这种手法来对待干部的。

   六、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批评

   周扬和我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遭到各方面的抵制的。部队就反对,许多地方也有意见,都被我们顶了回去。毛主席和党中央更是多次提出批评,周扬和我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第一是抵制。比如刘主席[注释30][注释30:指刘少奇。林默涵1966年7月写这份检查时,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他要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大十二中全会上,才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开除党籍永世不得翻案的。所以,林的检查仍沿用这一尊称。]提出要降低稿费,我却千方百计想多给一点稿费,提倡物质刺激。为此说了十分反动的话,认为人民出版社给刘主席的稿费太高,因此使刘主席以为别的作者也能得到那么高的稿费,其实别的作者的稿费没有那么高,刘主席不了解情况。本来曾经一度废除印数稿酬,不少资产阶级作家表示不满,后来就在周扬和我的主使下,又恢复了印数稿酬。这是对刘主席指示的公然抗拒。又如,刘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我就公开唱反调,认为文艺作品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当从思想立场来看,有些写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作品,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我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实际上,就是不赞成文艺要着重写今天,着重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周扬还认为凡是产生在社会主义时代,适合社会主义时代人民需要的作品,就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根本不考虑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立场了。

   第二是封锁。我们一方面向上封锁,文艺界问题这么多,就没有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过;另一方面又向下封锁,不向群众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比如毛主席很早就批评旧文化部提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不再改正,就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周扬是亲自听到毛主席的批评的,他当时就替文化部作了解释,回来只在很小的范围里作了传达,长期向群众封锁。很明显,这是怕传达下去,群众就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赶走。

   第三是应付。看看事情躲不过去了我们就应付一下。比如上次发表了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就向周扬建议,要《北京日报》转载,这并不是积极拥护这个批判,而是感到北京不转载不行,也就是应付一下。周扬主持写那篇方求的文章,也是为了应付,结果却搞成了一篇毒草。我在形势逼迫下,抓了一些批判文章,都是一种应付。这一点不奇怪,我们自己是修正主义者,当然不会有热情去批判修正主义的东西。

第四是转移目标。到了应付也引发不过去的时候,就转移目标,整别人,保自己,牺牲车马,保住主帅。这是最恶劣的手段。最明显的,就是1964、65年在周扬和我导演下的文化部那场假整风。毛主席在63年底和1964年夏天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正如《红旗》杂志的编者按语所指出,是针对周扬和我这些人的。可是,我们却根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而是转移目标,去整文化部和文联个协会。这是直接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是欺骗群众,欺骗党中央,企图使自己蒙混过关,以便保存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注释31][注释31:《“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现在看来,两个批示是江青搞了名堂。据我所知,主席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找文艺界、中宣部、文化部的任何人谈过情况,只是听江青的。江青给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她是把文艺界看成一塌糊涂的。文联各协会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缺点是有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江青到了中宣部,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定一同志也不好顶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扩张的。她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柯庆施投了这个机,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于靠上主席。张春桥很早就充当了江青的走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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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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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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