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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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第一阶段,1953——1960年。这个时期,我们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呢?

   (一)1953年,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周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当时离全国解放才只有四年,报告中认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已经基本上代替了旧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这是为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打掩护。对于文艺创作,不强调革命性、政治性,而强调真实性、艺术性,强调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对于文艺工作者不强调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而强调向遗产学习,提高技巧。指责领导部门简单粗糙,反对给作家出题目,认为这是对待小学生的办法,实际上,否定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在组织形式上,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把各协会变成了专家的团体,协会的任务主要是为专家服务。提倡专家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实际上是提倡物质刺激,鼓励追求稿费,使作家成为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这是解放后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形成的开始。当时我在文艺处工作,这一切我都是赞成的,并且参与了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

   (二)1954年,毛主席提出批判《红楼梦研究》,江青同志找了当时《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编者商量如何转载李希凡和蓝翎的批判文章。当时,我赞成了不在《人民日报》而在《文艺报》转载的错误意见,理由是《人民日报》一转载,人家就不敢讲话了。这表现我完全不认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重大意义,同时害怕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这个错误,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三)1956年,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注释24][注释24: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篇报告。]这个报告是从右的方面来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对党的方针的严重歪曲。而我完全接受了陆定一的思想,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解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不是无产阶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就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主张什么题材都可以写,不论世界上存在的或不存在的东西都可以写。后来盛行的反对“题材决定”论,就是从陆定一开始的。这个报告在文艺界,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四)1956年,周扬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文艺领导的简单粗暴,提倡题材自由化,进一步发挥他在二次文代会报告中的修正主义主张。

   (五)1958年,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提倡演现代戏。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缺点,如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如成立卫星指挥部、要求基层放卫星等,[注释25][注释25: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遂借喻地将“放卫星”用来称呼工农业生产出现的高产量。如粮食亩产一万斤、几万斤等等。“放卫星”也扩展至文化领域。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召开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同年9月,中宣部召开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讨论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如《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的《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通讯,说江苏邳县农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据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但基本方向是对的。而我们却抓住了一些缺点,加以夸大,大泼冷水,大大挫伤了群众文化运动的积极性。文化部提出戏曲剧团上演百分之八十的现代剧目,在中宣部会议上讨论时,陆定一、周扬和我都加以反对,认为比例太高做不到。陆定一、周扬一贯宣传文化不能搞多,多了要亡国,反对所谓“为文化而文化”。我完全赞成他们的意见。在我主持下,文艺处搜集了许多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中的所谓“缺点”的材料,用来攻击文化部的所谓错误,犯了严重的打击群众文化运动的罪恶。

   (六)1960年7月,召开第三次文代大会,周扬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过的,内容比较好,不指名地批评了苏联修正主义文艺。但是,就在这次大会结束时,周扬和我召集各省市党的负责人座谈如何贯彻会议精神时,我们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文艺,主要是对苏联,在我们国内,不是主要问题,还提出修正主义是指理论上修改马克思主义而言,对于文艺作品,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这实际上是保护国内的修正主义文艺。

   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形势很好,毛主席对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抓得很紧,一个接一个。这时要公开提出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时期是一面宣传修正主义思想,一面应付形势,用种种保护色来掩盖自己。在这方面,周扬特别有本事。穆欣同志就说他像一条“变色龙”一样,善于适应形势,改变腔调,保护自己,的确是这样。例如:

   1.他本来是吹捧《武训传》的,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还置之不理,后来却跑出来做结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大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完全正确。

   2.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了,他就赶快出来讲一通话,发表了一篇《我们必须战斗》,但从此他就什么也不管了。

   3.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却利用所谓冯雪峰为鲁迅拟稿这件事,来颠倒历史,打击鲁迅,抬高自己。事后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公开把自己封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4.同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就立刻向文汇报记者发表讲话,大谈二百方针,好像他是最领会毛主席思想的。

   5.1959年中宣部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原来是准备反“左”的,因为庐山会议提出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个会议也就变成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和批判西欧资产阶级文艺遗产了。但除了会上讲一通之外,比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会后就没有下文了。

   6.1960年,眼看中苏关系紧张起来了,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就抓住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旗子。

   周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粉饰自己,欺骗群众,使人以为他一贯正确,而在暗中积极进行反党活动。比如他亲自布置《海瑞上疏》的创作,就封得很紧,对我也从来没有露过一句。所以,他的面目长期没有被识破。

   第二阶段,1961——1962年。

   这个时期,国家经济遭遇困难,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时机到来,周扬和我就积极推行自己的一套,猖狂向党进攻。这时我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时,周扬和我不仅到处讲话,宣传这条路线,而且制成文件,发到全国,或者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其影响之大,流毒之深,是不可估量的。

   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下列的文件和文章中:一、用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文艺八条》;二、在《人民日报》写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社论;三、大学文科和艺术院校教学方案;四、文艺报题材问题专论。这些文件和文章,有的是周扬主持、我参加起草,有的是我主持起草,有的是经过周扬和我审定的。[注释26][注释26:关于1962年5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社论,1998年林默涵说,当时,“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的人民服务’。社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像题目指出的一样。‘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现在看来,这篇社论的观点没有什么错误”(《“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对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同志们已经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深刻的批判,它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主要内容是:

   (一)否认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并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篡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倡全民文艺。

   (三)修改毛主席关于革命文艺的作用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指示,鼓吹文艺有两种作用,即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文艺成为单纯消遣品,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用来腐蚀人民的工具。

   (四)提倡题材多样化,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文艺要着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五)在文艺批评上,保护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轻蔑工农兵的评论。

   (六)提倡崇洋、复古,对遗产只继承,不批判,热衷于提倡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艺术。

   (七)阻碍文艺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工农兵结合。否认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世界观还未改造好,为文艺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掩护。

   (八)在艺术教育中,反对教育为当前政治运动服务的提法,实际上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强调培养专家,只专不红,引导学生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用资产阶级文艺和文艺思想腐蚀青年,实际上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九)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这个时期的主要事情是:

   1.1961年六七月间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这是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会。会分两段开,头一段参加的,是各省市宣传部长、文艺局长等党内负责人;第二段参加的,是在京党内外文艺家。周扬在这次会上先后讲了四次话,全面地宣传修正主义文艺主张,对地方负责人的不同意见加以压制,鼓励资产阶级文艺家向党进攻,打击左派,他在最后总结时,支持小白玉霜,[注释27][注释27:小白玉霜(1922-1967),著名评剧演员。1963年,排演《李双双》,与剧团领导发生激烈冲突,被撤换,再无上台的机会,随后被开除中共党员党籍,免去政协文员资格。“文革”中受到批斗迫害,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45岁。]拍桌子骂评剧院的党员演员于萍同志。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扬把我找到他家,他提出要仿照科学十四条搞一个文艺工作多少条,他大致讲了一个轮廓,要我立刻找几个同志搞一个初稿出来,我就找了蔡若虹、郭小川、袁水拍等共同写了一个初稿,即文艺十条,他亲自主持多次修改,有时搞到深夜。这个时期,他的情绪特别兴奋,认为这是在文艺方面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可以管上十年八年了。

   后来,陆定一又抓了几次,并指定童大林负责修改,“十条”就改成了“八条”,又由我和张光年一道改了一遍,1962年,人代大会时,周扬、齐燕铭积极活动,要把《文艺八条》在人大代表中散发,后来只发给了文艺界代表。就在这时,用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报送中央。送出以前,周扬还要我看了一遍。

我是从头到尾参加这个修正主义文件的起草和修改的。[注释28][注释28:关于“文艺八条”及其前身“文艺十条”,林默涵1998年的说法是:“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做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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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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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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