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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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陈亚丁,当时任军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参与《纪要》的起草。]

   第二,但是,我的讲话又不能完全照搬《纪要》,许多内容是我过去讲过的,这里面错误百出,因此,本来要剽窃《纪要》,结果却成了歪曲《纪要》,许多地方甚至同《纪要》针锋相对,比如《纪要》批评周扬,而我却还在吹捧周扬。一个修正主义者剽窃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如同帝国主义者想抄袭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打仗一样,是必然要失败的。我这样做,就完全暴露出了马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修正主义者的悲剧。

   第三,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我没有参加过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在三十年代时期,也不认识周扬、夏衍等。[注释19][注释19:1994年3月20日接受李辉访谈,林默涵:“在上海不认识周扬。但知道他,读过他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也知道一些。”]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做了很高的评价。我一向错误地把周扬等人也算在鲁迅一边。特别是解放后,我在周扬领导下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在上海左联那一段的问题,已经在中央讲清楚了,他只是犯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就是说,他在路线上并没有错。他在公开的文章中,也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我接受了他的欺骗,因此,长期以来,我总以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内部的两条路线,一方面是以鲁迅、周扬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一方面是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至于“国防文学”和“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只是个别问题的分歧。现在才明白,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实际上代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是鲁迅,而周扬正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两个口号的论争,不是个别问题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就是从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出发,我一向把周扬吹捧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代表者,在座谈他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文章时,我就是这样讲的。[注释20][注释20:座谈《大辩论》的发言,刊于《文艺报》1958年第6期。林默涵这个长篇发言的开头说:“周扬同志文章,内容很丰富,他运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原则,不但总结了去年文艺界那场震动心弦的反右派斗争的经过和结果,并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看了《纪要》以后,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动摇,但长期的顽固看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在创作座谈会的发言中,我又说成当时只有鲁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其他的人在世界观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后来到根据地,得到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指的周扬。

   尤其严重的,是在《纪要》正式发下后,我读了《纪要》,又重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觉得《纪要》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估计似乎没有《新民主主义论》的估价高,其实《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指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对于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和《纪要》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纪要》所批评的,是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就是这样顽强地反对毛主席思想,为周扬辩护,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从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和对待《纪要》的态度,完全证明,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反对毛主席,而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前些时,我还以自己同彭真没有什么组织联系作辩解,以为自己跟他沾不上。其实,文化革命是属于灵魂范围的事情,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我是同他站在一起的。要不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他的尾巴,揭穿他的反动阴谋,而让他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是完全可能投到他的门下去的。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三、参加周扬污蔑鲁迅、颠倒历史的大阴谋

   周扬挨过鲁迅先生的骂,被鲁迅先生画出了他的恶劣嘴脸,这是他最恼火的事情,也是对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最不利的事情。在公开场合,他只好勉强表示鲁迅先生是对的,他是错的。他的所谓错,就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在个别谈话时,他总是为自己辩解和吹嘘,他经常讲的,有这么几点:

   (1)他说关于上海左联那一段的问题,在中央已经谈清楚了,他犯的只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犯路线错误。

   (2)他说当时上海环境如何困难、他们的斗争如何艰苦,又同中央断了联系。因此,只能自己摸索,有时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了解一点政治动向。现在看来,这是他为自己执行王明路线做辩护。

   (3)谈到同鲁迅的关系,总是强调鲁迅先生如何受胡风、冯雪峰的包围,冯雪峰如何挑拨离间,如何打击他,使人以为他当时是受委屈的,鲁迅先生骂他,是受了坏人蒙蔽。[注释21][注释21:关于20世纪30年代周扬在上海的情况,周扬到延安在鲁艺工作期间,曾向中共党组织写有自传性材料。参见本篇的附录《周扬自传》。]

   周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吹嘘自己,争取人的同情。在他这种宣传的影响下,我就把他看成是一个正确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对他十分迷信,完全跟着他走,帮着他干了许多坏事。

   1957年反右斗争中,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在作协的一次党组扩大会上,夏衍发言,提出鲁迅答懋庸那篇文章是冯雪峰执笔的。在夏衍发言之前,领导核心组(记得有周扬、邵荃麟、刘白羽和我等)是否商量过,是否先看过他的发言稿,我实在记不清了,这件事可以向刘白羽同志调查一下,那是会议布置他抓得较多。事隔近十年,我连那天开会夏衍发言的情况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同志却记得很清楚。

   夏衍提出鲁迅答徐懋庸文由冯雪峰执笔这件事,给了周扬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篡改历史,洗去自己受过鲁迅责骂的臭名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

   《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是出版社编辑部按照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调子写的,还是周扬或我要他们这样写的,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出版社把注释送给周扬,周扬就找了邵荃麟和我一起修改。原来的注释太露骨,就根据周扬的意思由我作了修改,经他自己改定后返回出版社。

   修改的内容,完全是按照周扬讲的。因为三十年代时期,我在上海既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左联,注释中间的事情,如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事先上海地下组织不知道等等,我都毫不知情。至于注释中说:“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这个“他”是指的冯雪峰。但说明这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第一,从语法上说,这个“他”也可以解释为鲁迅先生;第二,这篇文章不管是否冯雪峰代拟初稿,既然经过鲁迅先生修改审定的,那就是鲁迅先生的。所以,无论怎样,注释的说法都是颠倒是非,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最大污蔑。我给王士菁[注释22][注释22:王士菁(1918- ),江苏沭阳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著有《鲁迅传》《瞿秋白传》等。50年代担任人民文学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负责《鲁迅全集》(十卷本)注释、编辑的主要工作;参与主持《瞿秋白文集》《鲁迅译文集》等的编纂。]写信,要他把“上海地下党组织”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也是周扬要我写的,理由是他只能代表文化界的组织,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

   这是周扬的一个大阴谋,目的是贬低鲁迅,抬高自己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而我,由于把周扬看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又相信他说的,鲁迅骂他是受了冯雪峰的挑拨,所以就积极地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犯了污蔑鲁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恶。

   至于抽出《鲁迅书简》[注释23][注释23:林默涵这里说的《鲁迅书简》,是指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9、10两卷,这两卷收入鲁迅部分书信,包括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第9卷说明”称:“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陆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记共收334封。”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册)出版时,陈漱渝的文章《战斗的书简激烈的斗争——关于〈鲁迅书信集〉》(《南开学报》1976年第6期)对1958年《鲁迅全集》书信择取汰选问题,有这样的说明分析:“1956年,当新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出版的时候,在公开的广告和第一卷出版说明中,都介绍‘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根据这一计划,原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辑室准备在《鲁迅书简》(铅印本)的基础上,将所征集的鲁迅书信310封补入。并已排成清样,计共收鲁迅书信一千一百余封,《附录一》两封,收信人不详,《附录二》断片21则。周扬一伙见势不妙,便以‘一般事务性和内容意义不大的不收’为托词,下达了砍削鲁迅书信的黑指示。于是,已经排好的鲁迅书信中有841封被拆版灭迹,仅存334封。周扬一伙所谓‘一般性和意义不大的’书信究竟指的是哪些呢?这一点,他们在私下讲得很清楚:‘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是借用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攻击周扬同志的,因此,书信中凡是有关两个口号的问题,都不要收入。’原来如此!他们不编入《鲁迅全集》的所谓‘一般来往信件’,很多正是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檄文,正是鲁迅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丰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砍掉的重要书信主要是:甲、有关批判‘国防文学’口号和揭露周扬一伙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丑恶嘴脸的全部砍掉。……乙、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影响和表现的很多书信也被砍掉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革命人民奋起千钧棒,捣毁了被周扬一伙窃据的‘阎王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周扬一伙颠倒历史、围攻鲁迅的罪行,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批判。”陈漱渝的这篇文章发表时,“文革”虽已结束,“四人帮”已成为罪人,但尚未宣布“彻底否定”“文革”,而周扬等也尚未平反。]中那些骂周扬的书信,我记不起是否事先问过我。即使没有问过我,也是由于那条注释引起的,我同样有罪。

   四、参加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现在真相大白,周扬在三十年代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路线到了六十年代,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具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所以,解放后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还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是1952年调到中宣部的,过去不做文艺工作由于我是一个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周扬一起,一拍即合,就在他的领导下,共同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形成和失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53到1960年,在形成过程中,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报告,是解放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开始。二、1961、62年,周扬和我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制定了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三、1962年十中全会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受到批评,由抗拒批评到最后毁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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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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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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