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5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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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对待《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态度。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主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而我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注释9][注释9: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认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为阴谋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所以,林默涵这里有“跟谁走”的问题。从50年代到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的“反党集团”被揭发出来。仅以全国性的而言,就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等等。其中,一些指控他人为反党集团的,后来也被作为反党集团定罪。]

   (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我是比较早知道江青同志对《海瑞罢官》有意见的。好像是1964年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后,江青同志曾向我要过有关《海瑞罢官》的材料,我找出来送给了她。我过去没有看过《海瑞罢官》。是听江青同志说这个戏有问题后,才找剧本来看的。但是,我却没有组织批判文章,相反,听了陆定一的话,说吴晗不批判了(大约是1964年秋冬或更后一些时说的)。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我曾向周扬建议《北京日报》转载。过两天,他说已同彭真讲了。可是,《北京日报》很久不转载。这时,我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有意见的。我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如果我有一点点党性的话,我应该起来抵抗彭真,《北京日报》不转载,可以建议其他报纸转载。而我却采取了随它去的态度,以为这样的问题让上面去解决,我最好不要沾上去。这是极端可耻的投机心理。[注释10][注释10: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1998)一文对此的叙述是:“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这几年,官做大了,有了小汽车,有了小院子,就想极力保住这种地位,因此,就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方面都应付一下,但求自己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哪里还有丝毫革命者的气息?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堕落,变成了一个圆滑的旧官僚。我过去总把自己装扮成很清高的样子,其实骨子里非常丑恶,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革命的利益,为了怕得罪彭真,连毛主席的意见也可以不维护不执行,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很明显,我这样做,不是不自觉的,而是自觉地跟彭真走。实际上,我已经成了彭真招降纳叛的对象,为什么1964年夏天去北戴河时,他把我叫到他车厢里去吃饭?为什么北戴河他找我谈话?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野心家的一种拉拢手段。他要篡夺政权,就需要有一批知识分子为他效劳,像我这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的知识分子,就是他拉拢的好对象。最近陈伯达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人无行。他说这句话很值得在座的知识分子警惕,不要像封建文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又说,要警惕,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原来拥护斯大林的如米汀等人,都拥护赫鲁晓夫了,像明朝的钱谦益一样,投到清朝门下,成了贰臣。他说,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利欲熏心,就乐为彭真奔走,多么危险。[注释11][注释11: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讲话称:“‘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贰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金是‘贰臣’,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熏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彪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掉头,也要千古流芳。)”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谈封建时代忠君守节的“贰臣”问题,这颇为怪异;而讲这番话的陈伯达,不久也身不由己地被列为“贰臣”式人物受到批判。苏斯洛夫(1902-1982),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米汀,苏联哲学家,著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尤金,50年代担任苏联驻华大使。《贰臣传》,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正式下令编纂,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中,共收录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

   关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1998年)林默涵回忆说:“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严慰冰,陆定一夫人。匿名信事件发生在1966年初,涉及林彪、叶群。]当时我还以为这些话是指许立群、胡绳他们说的,自己比他们好一些。其实,我同他们在思想实质上,在灵魂深处,是没有区别的,是同样肮脏的。

   我虽然没有参与彭真的“汇报提纲”的制作,但“汇报提纲”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我的脑子里都有,中央《通知》的批评,每一条都打中了我。没有参与“汇报提纲”的制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是一致的。

   根据彭真的指示,周扬特别积极地抓了方求那篇文章,[注释12][注释12:署名方求的文章,指《〈海瑞罢官〉代表一种社会思潮》一文,刊于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他从头到底,亲自主持,写成后又急于发表。现在看来,周扬搞这篇文章,除了执行彭真的指示以外,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原来周扬正是海瑞戏的策划者和鼓吹者,最恶毒的《海瑞上疏》就是他亲手炮制的。[注释13][注释13:1959年初,周扬得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给上海周信芳打电话,希望他编演海瑞的戏。《海瑞上疏》在当年9月上演。]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是直到五月四日,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的《大事记》才知道的。可见周扬做贼心虚,肚里有鬼。周扬是一个老奸巨猾、善于应付形势变化的“变色龙”,每一次运动到来,他总能找到一种颜色,把自己掩护起来。[注释14][注释14:林默涵这份材料,最早系统论述周扬的所谓“两面派”“变色龙”人格表现。半年多后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署名姚文元,刊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在事实和论述逻辑上,可以看作是它的扩充和强化。1994年2月,林默涵接受李辉访问(那时候周扬已经去世),对周扬有这样的描述:“我觉得周扬只用人不关心人,运动以来,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来。他总是保护自己,我有这个印象。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把责任全推到文化部,顶不住就把别人推出来。最后江青还说是假整风。那次周扬在文化部礼堂作报告,点了许多人的名。我心里不舒服,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实际上文化部还不是听中宣部的,怎么是他们的责任呢?……”在这次访谈中,林默涵夫人插话说周扬“虚伪”。而李辉编著的收入当代思想文化界人士谈周扬的访谈录,就名为“摇荡的秋千”。《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这次他抓方求的文章,也是这个目的,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海瑞戏的批判者。但是,这一次终于露了马脚,方求的文章是一株毒草,周扬的全部面目也暴露出来了。在方求文章写作过程中,我也参加过两次讨论,积极地为彭真、周扬效劳。

   在《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我又一直没有抓这个批判,而去抓了文艺方面其他问题,如《谢瑶环》、“中间人物”等等的批判,这是错误的。当时我觉得,对吴晗的批判有“五人小组”。[注释15][注释15:根据毛泽东提议,1964年7月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化界整风、学术批判等事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2月,“五人小组”向中央提交《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等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

   在抓(当时对“五人小组”没有怀疑),我应当把原定的文艺评论抓起来,赶快还债。其实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形势,因为像《谢瑶环》那样的毒草,再不批判实在过不去了。

   (二)四月三日文化部党组和许立群[注释16][注释16:许立群(1917-2000),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1964年9月以后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曾兼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关押8年半。]转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两份都是彭真批看的。拿到手,就急忙看了一遍,刘白羽同志也赶到我家里来看。当时我的确没有认识到《纪要》中讲的一条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就是指周扬和我。如果认识到,我就不会有心思在四月七日还到创作座谈会上去讲话。直到《纪要》由中央正式批下,在中宣部和文办共同召集的布置学习《纪要》的会上,我还说是夏衍、齐燕铭等人的资产阶级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的觉悟是在太迟了。

   对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领导骨干布置学习时,我才对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了感觉。记得在那次会上,我曾说把《纪要》和《文艺八条》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大家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但嘴里这样说,心里有些怕。所以,文艺处提出的学习参考材料目录中,有文艺报题材专论这篇文章[注释17][注释17:《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刊于《文艺报》1961年第三期。在第六期、第七期上,开辟“题材问题讨论”专栏,刊登周立波、胡可、冯其庸、夏衍、田汉、老舍、林默涵等人文章。]我最初把它删去了,就是怕碰到自己,因为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改过,同意发表的,我自己也写过鼓吹题材自由化的错误文章,后来一想这样做不对,而且躲也躲不了,才又通知文艺处加上去。

   我对《纪要》犯的罪是:

第一,看了《纪要》,不是根据《纪要》的精神检查自己的错误,相反,却对《纪要》进行剽窃,用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我曾狡辩说,四月七日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想努力遵照《纪要》的精神讲,不是有意剽窃。这是骗人的话。我明知《纪要》是要由中央批发的,在中央批发下来以前,我按照《纪要》的精神来讲一套话,不就可以显示我正确、高明,显示我的思想符合中央精神吗?当时,我的确还没有意识到《纪要》已经敲响我的丧钟,所以,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挽救灭亡,给自己增加资本。这是可耻的赌徒的手段,是企图捞一把,把自己装扮成文化事业的先进人物,以便继续欺骗文艺界。[注释18][注释18:林默涵在1966年4月召开的青年业余创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一事,他1998年的《“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是这样讲述的:“196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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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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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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