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之:从“意象”到“事象”:叙事视野中的唐宋诗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4: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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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之  

   一、“意象”的困境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不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而且在与西方文艺理论的碰撞中发展了新的内涵,凸显着中国诗歌艺术的独特魅力。如今,“意象”已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尽管“意象”在古代文献中的含义比较复杂,但在现代学术研究视野中,“意象”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辩证统一。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中指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①又如叶朗先生,虽是站在美学的立场上将“意象”视为艺术的本体,但也是从情景交融的角度来强调诗歌审美意象的属性。②主客观融合和情景交融,也就成为近年来以意象论诗的主流视角。

   然而作为一种诗歌阐释工具,“意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有一定使用范围和限制的。在意象研究被不断深化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不少前辈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③综观古代诗歌发展史,可以看到,最适宜以“意象”来阐释的诗歌其实是唐诗。而唐以前及唐以后的许多诗歌,甚至唐诗中的不少诗歌,都并非只用“意象”阐释所能囊括。这种解释工具的局限性,在唐宋诗的对比中显得尤其突出。接续唐诗之后的宋诗,在唐诗形成以意象为主流的诗歌风格之后,发展出了迥然不同的面目。陶文鹏先生《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一文就指出,“到了宋代,诗人们有意突破唐人纯意象的艺术表现方式,以抽象化取代具象化,在诗中加入大量的直接抒情、叙事、议论说理成分,以便更全面、更丰富、更深刻地抒写现实生活,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④宋诗确实表现出了与唐诗极不相同的风格。而非常直观的一点就是,宋诗中有许多不宜用意象理论来阐释的作品。

   一个简单而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是通过游览庐山的经历来谈自己切身的体会,并包含对人生道理的一种思考。诗中有虽有物象(庐山),却很难说是意象;而且诗中表达的道理,似乎也与通常所讲的“意象”之“意”有所不同。苏轼另一首著名作品《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诗写夏日骤雨的景色,句句有景,可以认为是有意象;然而仅凭意象,还不能解释这首诗最精妙的地方。此诗妙处,不单在于景物摹写的细腻贴切,还在于句句写景中暗含动态的叙事过程。第一句形容下雨之前,第二句形容骤雨之急,第三句骤雨忽停,第四句则雨过天晴。虽然写景,但呈现出来的并非雨景某一幕的景象,而是勾勒了骤雨由降临到散去的整个过程,通过情景的替换造成时间的流动,并在短短四句的急促转换中,连带着表现出夏雨猛烈而时间短的特点。这些内容,都是将黑云、白雨、风、水视为意象来解读时不易诠释出的诗歌内涵。

   正如这两个例子,在许多情况下,以“意象”解读宋诗会遇上难以解释的困境。至少有几类情况是“意象”批评方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是强调内在思理,注重意思曲折和道理阐发的诗歌表达类型,如《题西林壁》;二是情节前后相续、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诗歌表达,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类;还有一类是纪事式、实录性的表达,尤其是对于人物行为、活动等人事内容的记录,如汪元量《湖州歌•其三》:“殿上群臣默不言,伯颜丞相趣降笺。三宫共在珠帘下,万骑虬须绕殿前。”描写南宋与元朝签订降书的场景。诗以纪事的形式显示南宋投降的耻辱与无奈。“殿上群臣”、“万骑虬须”尽管是经过诗人选择、并对诗歌表达有关键作用的表现对象,却同样不能简单视为“意象”。如若不把它们还原到具体的纪事语境中,其实很难还原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情景,也就难以获得对诗歌主旨的理解。

   宋诗中不适宜用“意象”批评话语来解读的诗歌有很多。陶文鹏先生从宋诗重思理的角度指出唐宋诗表现上的不同,但尚未从理论上指出根本原因。意象批评之所以在宋诗中不能大行其道,其关键的原因在于,依据“意象”建立起来的批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紧密相连的,其所强调的,是出现在诗中的客观物象对于诗人主观情志的反映。因此,当用“意象”解释抒情传统以外的现象时,就变得不那么适宜了。

   尽管从主客观融合的角度来解释“意象”本是颇为合理辩证的,但学者在把意象作为阐释工具的具体实践中,却往往落实到情景的关系之上。这种倾向在明清诗论对于“意象”的使用中就已颇为明显。如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⑤又如王夫之《古诗评选》所言:“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⑥在论述中将意与象约等于情与景。后来的学者剖析意象内涵,也往往举此类言论为证。

   与“意象”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意境”,在现代学术视野中,也大抵是从主客观交融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从较早的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就认为“意境”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是“情”与“景”的结晶品。⑦李泽厚《意境杂谈》认为“意境”“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趣的统一”。⑧袁行霈先生也称“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⑨张少康先生虽对袁先生的观点有所质疑,但最终仍归结于“艺术意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象、特殊的情景交融、特殊的主客观结合”。⑩

   尽管学者会有意识地对意象(意境)、情景加以区分,指出“意象”不等于“情景”,指明“意”、“象”要比“情”、“景”具有更宽泛的外延。但在具体操作中,对意象的论述仍是以情景关系为展开基础,往往仍落到具体的景物上来,于是又回到了情景融合的论述中。而对情景关系的论述,其根本的着眼点仍在于对“情”的抒发。

   可见,现有的意象说与意境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与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相伴随的。现有意象说的局限,也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一点。蒋寅先生《语象•物象•意象•意境》一文指出,以“意象”释诗常常存在一种混乱,“我们一方面肯定意象是意中之象,同时却又总是用它来指称作为名词的客观物象本身”。(11)这种混乱出现的原因,实在于意象说的抒情本质。由于是以抒情传统为观照视野,因而在以意象论诗时,会首先默认抒情的前提,并将“意”等同于情志,认为是隐含在“象”之内的深层底蕴,致使研究者容易关注在“象”上,而把“意”当成一个理所当然、不必过多解释的存在,只着重于讨论“象”(景)的表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意”架空了。这种情形,将“意象”定义与“意象”操作割裂了开来,实际上将“意象”的内涵缩小化了,由此也导致了“意象”释诗遇到的困境。

   抒情言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传统,也是在东西方文化对比中被凸显出来的中国诗歌特色。而“意象”是揭示古代诗歌抒情传统的重要角度。作为抒情言志典型代表的唐代诗歌,其与意象说的紧密契合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被确立起来。然而在抒情传统不断被强化的同时,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却在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12)上文提到了许多不易为意象所解释的内容,其实可以从叙事传统的视野中获得解答。意象理论诚然是诠释古典诗歌抒情传统、凸显中国诗歌特色的重要批评工具,但对于意象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叙事传统,同样有必要建立另一套诠释体系和评价标准,并凸显诗歌叙事传统的中国特色。

   二、“事象”的成立

   从唐诗到宋诗,诗歌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已无需多言。然论者多立足于抒情传统的视角来谈唐宋诗之变,而对于宋诗叙事性的增强论述不足。中国古典诗歌存在着叙事的诗学传统和发展脉络,宋代正是古典诗歌叙事脉络中的一个关键阶段。从《诗经》开始,《楚辞》、汉乐府等诗歌中都有叙事传统的存在;而六朝以来,在诗缘情观念的影响下,发展出以意象为主、以抒情为重的唐诗。大约中唐时期,诗风又有所变化。在杜甫那里,已初步显示了“事”在诗歌领域的新发展,(13)还有白居易“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韩愈“以文为诗”的尝试,也都强化了“事”对于诗歌的意义。这些变化在宋代不断强化和新变,实际上重新发展了诗歌叙事性的倾向。相比于唐诗,叙事性在宋诗中日益突出。“事”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在诗歌评论中,都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以诗纪事的观念日益兴盛起来,“纪事”、“纪其事”、“记事”、“记之”、“以纪”等提法在诗歌领域中变得非常常见。以诗纪事的倾向,使得诗歌中景物类、形象性的内容有所减少,而行为性、动态性、过程性的内容有所增加。一旦引入诗歌叙事传统的视野,我们就可以看到,唐宋诗的表现方式存在从以“意象”为主向以“事象”为主的变化。

   在对比唐宋诗的不同时,温庭筠《商山早行》与黄庭坚的《早行》是一组常见的例子。龚鹏程在《知性的反省:宋诗的基本风貌》一文中以两诗对比,证明宋诗中知性反省的诗学取向。(14)这是从内在思理上指出宋诗主理的特色。而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分析上时,其实我们可以从叙事性的角度发现两诗在表现方式上的重要区别: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商山早行》)

   失枕惊先起,人家半梦中。闻鸡凭早晏,占斗辨西东。辔湿知行露,衣单觉晓风。秋阳弄光影,忽吐半林红。(15)(《早行》)

   两首诗写的都是清晨出行的情景。温诗因景物如画、宛然在目而备受推崇,“鸡声”两句以实词排比意象形成对偶。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六种景物组成完整的画面,是对早行所见情景的共时性呈现。后一首诗则不同,“鸡”、“斗”、“行露”、“晓风”等,不能简单视为意象,也不是独立出现的景物,而是被纳入了诗人的具体感知和行为中。诗人“失枕”而从梦中“惊”起;通过“闻鸡”来判断时间、“占斗”来辨别方向;“知行露”、“觉晓风”,也在描写景物的同时呈现诗人的感知行为;尾联“忽吐”,也用一个“忽”字传达了诗人看见秋阳的具体情境。诗联之间的视点具有连贯性和历时性,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叙述链。于是呈现出来的更多是与事相关的感知和动态行为,虽有形象感,但又区别于温诗景物(意象)组合。同样的题材、同样的诗体,两诗的表现方式却有差别。这或许可以表明宋诗所偏好的处理方式。这类表达为宋诗提示了一种可能,即以具有叙事因素的“事象”作为诗歌的重要元素,来完成诗歌艺术的创造。

之所以将“闻鸡凭早晏”、“占斗辨西东”这类诗句视为“事象”,首先是因为其所体现的人物感知和动态行为,体现出颇为鲜明的叙事因素。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事象”的“事”,是以古典诗歌的泛事观为基础的,泛指对各种客观存在的情事的记录。这个“事”不等同于过程完整的具体事件,而主要是与事相关的要素,既包括事件的情境、人物的行为、动态,也包括片断的闻见和事实,甚至还包括景物、情绪、感受等多方面的内容。宋诗中常见的情况是:尽管诗题或诗序曰“记事”,但会在诗中留下写景、抒情、议论等内容。如陆游《庵中纪事用前辈韵》写的是“扫洒一庵躬琐细,蓬户朝昏手开闭。荒山斫药须长镵,小灶煎茶便短袂”等日常生活的片断;文天祥《纪事》:“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自分身为虀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则写自己与元军谈判时的慷慨激昂。宋人倾向于将这些内容都视为“事”。在宋以前的“诗言志”、“诗缘情”理论体系中,更多强调“事”对于诗歌的引发作用,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学观念,也可以说“事”是被放在了“情”“志”的大类下面。而宋诗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泛事观、以诗纪事的观念,凸显了“事”的地位,将“事”视为较大的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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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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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沪)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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