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从集部之末到自成体系

——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古文论研究的转型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4: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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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豪  

   一、学术研究科学化意识的确立与衍化

   “科学主义”,英文作“Scientism”,亦译为“唯科学主义”。严格来说,科学主义并非特指科学,而是指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和立场。关于科学主义的界说,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观念体系中不尽相同,但不论何种形式的科学主义,最终都主张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扩展到非科学领域,成为理想的知识范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的形上之维”,是以科学为核心的科学方法的泛化延展,它坚信科学真理的绝对性、科学方法的普适性以及科学价值的扩张性,由此使得科学观念成为一种话语权威,施诸于不同知识领域。①

   就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随着经学时代的终结,传统的知识体系已无法应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学科分化与独立迫在眉睫。同时,知识分子群体试图经由对科学真理的绝对推崇、科学方法的极端强调以及科学价值的确认,最终使科学为中国现代性发展提供观念支持。因此,在历史深因与现实语境的双重形塑下,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下——虽然此时西方的科学主义已大致取得较为完备成熟的发展状态,超越了启蒙阶段,而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则偏于通过科学的实证方法与理性精神来开启现代性启蒙——欧洲16世纪之后诞生的现代科学渐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与“民主”一词一起被肯认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

   而随着科学在不同知识领域的日益滋蔓,其最特出的表现在于“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1](P17)。科学逐渐成为知识的理想形态以及判定知识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谓“科学为正确知识之源”[2]。科学此时不仅是“救亡”与“革命”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道,而且也被知识分子许为中国学术研究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学者们试图以对科学精神的推举与科学方法的强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固有文化,最终使得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言路与理论形态发生巨大变革。

   为此,学者们首先对中国过往学术研究展开全面省思与批判。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3](P34),相较之下,西人学术则“愈变愈实”[4](P40),中国人“发明的东西虽不少,而对于有系统的纯正的科学建树几乎等于零”[5](P3),加以“中国人的心理偏向重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造成中国学术缺乏“谨严的分析与逻辑的归纳”[6](P1)。亦即时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之弊乃在过于空疏、长于兴会的阐发,短于逻辑的归纳,可以情感、不能理究。

   另外,由于不善综合,议论凿空,中国学术往往显得全无系统,缺乏条理。王国维批评那些国学遗老:“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7](P53)陈独秀明确宣称:“吾国人学术思想不进步之重大原因,乃在持论笼统,与辨理之不明。”[8](P253)许啸天更是激烈直言:“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9](P6)对于学术研究的系统性确认,已经成为人们用以评价学术研究进步与否、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准。此亦符合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定义:“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0](P3)由此,学者普遍认为用以补救中国固有学术之弊的根本途径,即是资鉴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创建符合现代科学要求的学术体系。

   具体来说,这一新体系的建立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以专精之分科成专精之学术

   1919年朱希祖发表《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指出:“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强调倘不用“科学的方法”,则“心思漂泊无定,是非既无定见,前后必不一致”[11](P9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亦表示:“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12](P107)1929年何炳松《论所谓“国学”》一文倡议:“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让我们大家分头都藏到‘壁角’里去,老老实实做一点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者其他各种学术的小工作。”[13]胡朴安《整理中国学术之意见》则强调中国之旧学术“若不加以整理,仍旧为经、史、子、集的系统,不但世界学者不能了解中国的学术真相,就是中国的后起者,对于中国的学术,亦渐渐生鄙弃的心”[14](P198-199)。诸家皆意在批评中国传统学术各学科畛域不清,提倡打破原先囫囵相混的学术体系,以使各学科做更精细明确的擘画,最终造成更专精细致的研究。

   (二)以系统之研究清整固有文化

   学科细分的最终目的是为学术研究的系统化,清整学术系统的内在逻辑,即沈兼士所言“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15](P362)。如果说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以“博雅”为尚,那么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系统”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判准,所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16](P202)。

   系统化的具体表现即为条贯分明,层次清晰。顾颉刚指出章学诚《文史通义》“无声无息了近一百年”,要之即因清代学者皆“为琐碎的考证束缚住了”,直到欧化近来,“大家受了些科学的影响,又是对于外国学术条理明晰,自看有愧”,才懂得章著的价值。[17](P1002)胡朴安指出:“所谓系统者,谓能搜辑多种之书,以为一种学术之汇归,使人阅之,不必他求,而能明其原委也……使深沉之学术皆有条理之可循,使散漫之书籍皆有伦类之可指。”[18](P276)黄侃虽耽溺旧学,亦认为:“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19](P2)

   推及整个学术体系,有系统则乃学术分工各有专精,形成整严完全的学术系统,梁启超所谓“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20](P38)。胡适率先擘画,拟订了“理想中的国学研究”中的中国文化史该有的十大门类: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宣称“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21](P364-379)。白寿彝撰写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一文,指出:“整理国故的学者应当作一种有系统的工作,把过去文化之起源,蜕变的事实,及所以成现在情状的原因,组成各种文化专史——如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之类。”[22](P433-434)

   由此可见,学者们普遍欲以系统之法来清整固有文化,促进学术研究科学化转型。而这种系统化建构,时贤不仅期冀在具体著作中加以实现,更试图经由个人学术实践,最终汇众沤为一海,彻底清理整个中国学术体系,务求各学科畛域严明,各知识皆有统绪,各门类皆有专家。

   (三)以科学之方法重估传统价值

   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整理国故”是对旧有学术思想的一个“积极的主张”,旨在“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23](P350-351)。可见,学术研究不仅应学有专门条理分明,更要求学者去伪存真,最终找出“真意义”与“真价值”。

   而所谓“真意义”的发现,其实包含着学术新对象的输入。胡适曾主张一切材料皆平等,“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24](P372),即是将此前不入流的稗官小说、歌谣唱曲升等至与高文典册平起平坐的地位。顾颉刚亦宣称:“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25](P13)事实上,在具体研究中,此前视为“帝王之物”的高文典册渐趋冷落,“小玩意”却身价日重。单就文学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学者即纷纷为《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等著作作序、考证、标点,词曲小说由叨陪末座转而登堂入室,渐被纳入文学正典。

   1932年胡适因姚际恒著作的发现而致信钱玄同:“近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倾向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26](P570)从根本上说,以科学方法整理固有文化的学术实践,不仅意在崩坏“正统”,更旨在复活“异军”,目的是要以现代的科学方法为固有文化学术做一次重新估价。尤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正统”的崩坏,还是“异军”的复活,都是以“科学”为正名之手段。正统之所以应崩坏,在于内容不科学、不适应现时需求;异军之所以应复活,亦在于其经由科学检验足具真价值。科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具体手段,也是裁断合法性的价值判准,乃至成为重构知识谱系与整体文化建构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从对中国固有学术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批判,到意图借鉴西方科学精神来重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转型的要旨即在随着科学意识的张扬,使中国学术系统从囫囵笼统趋向门类分明,从条理不清趋向系统明确,并试图以历史的眼光、平等的态度、现代的思想以及科学的方法,最终重建中国人文学术的历史图景。而这种基于科学观念的学术转型,之于古代文论领域亦形迹彰明。

   二、古文论研究的科学化进路

   对应着整体学术研究的科学化转型,古代文论研究同样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一)从“游客赏景”到现代批评

   对科学理性以及科学方法的推崇,首先令研究者从观念上试图以更为科学、更符合现代学术公义的“文学批评”来取代传统的“诗文评”概念。

   刘永济认为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义界每多漫漶,“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27](P19)。朱自清明确提出,“文学批评”较之“诗文评”,“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因为后者中“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28](P543-544)。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加以重审,试图通过“文学批评”对“诗文评”的取代,更精准地把握文学批评的科学特质,进而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

   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转型之外,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科学化立场的强调。

   以郑振铎为例。郑氏认为中国文学是“绝大的膏沃之地”,然而中国文学研究却欠发达,即因古来学者只知“赏鉴”,不懂“研究”。批评前者只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如游客赏景,后者才是“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他认为科学的文学研究不能止步于赏鉴,应更为深入展开:关于作品、作家、一个时代、每一部文体、综叙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辞书、类书、百科全书、参考书目等研究,而“这一切应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没有”[29](P2-19)。

郑振铎1931年发表的《中国文艺批评的发端》一文又指出:“文艺批评在希腊很早便已有了……在印度也很早便已有了……但在中国,则文艺批评的自觉,似乎发生得最晚。”此外,中国的文艺批评每与文学无关,“孔丘以后,直至建安以前,虽间有片段的对于文艺的评论,却都是被压抑于实用主义的重担之下的”。因此,“就文论文,不混入应用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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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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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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