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 :送法下乡与案件制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3 次 更新时间:2006-04-10 17: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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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足以表明立法者的理性依然是一种有限度的理性,他们建构的法律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之间,并不是完全重合的。社会生活秩序也许与法律秩序相一致,但也可能不一致。

  

  七

  

  “案件制作技术”不仅存在于检察院,也见之于法院的审判活动,对此,专门的法律社会学调查材料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佐证。[6]下文试图讨论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案件制作技术”,那就是“无中生有”。

  根据《人民日报》、《法制日报》、《重庆晚报》等媒体报道,在重庆市大足县法院的档案室中,有25个编造的假案在4年之后重见阳光。这25个假案均出自大足县法院的三驱法庭。这些案件从起诉书、立案表、受理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到开庭笔录、送达回证等法律文书一应俱全,所体现出来的审理程序十分完整。单看资料本身,这些案件似乎没有任何差错,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案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所有的卷宗都是几个法官共同编造的。据记者调查,这些案件的制作过程大致是:1999年10月下旬,当时全面主持大足县法院三驱法庭工作的副庭长段光元,从县里开会回来后,就急急忙忙把法庭其他三名同志召集在一起,传达县里关于年底务必完成“大足县县级各部门1999年度主要工作目标任务”的会议精神,并商量如何进一步挖潜,完成县法院给三驱法庭下达的年内要完成300起案件审理的任务。而此时,他们距离完成300起案件还差25起。

  据三驱法庭负责人段光元讲,在年初法院召开的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工作部署会议上,他曾多次向县法院领导反映,由于三驱法庭管辖的两个乡经济落后、发案率低,他们法庭没有办法完成目标责任制所规定的“审理300起案件”的任务。前两年,他们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找“案件”,甚至通过劝诉、诱诉的方式找原告,但受理案件的数量始终都在240—260件之间徘徊。然而,这些实际情况以及三驱法庭的建议,都被当时的法院领导以“全县统一要求,文件已经下发,必须按此执行”为由驳了回来。

  当时已近1999年年底,不可能还有多少案子再交来审理,但是法庭完成的案件数量还不满当年法院目标考核责任规定的案件数。然而,如果达不到目标,法庭将被扣分,法官的年终奖金也将被扣掉一部分。无奈之下,段光元提议,编造25起案件,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法官的一致同意。大家议定,从本该分发给法官的办案补贴金里拿出一部分,作为假案中产生的诉讼费统一入账,杜撰25桩假案子充数。因为假案件的诉讼标的都不大,每桩案件的诉讼费在50—100元之间。

  他们首先确定了“原告”人选。在三驱法庭管辖的两个乡中,只有一家砖厂曾经在三驱法庭提起过两起经济纠纷案件,都是因为别人欠下了砖厂老板童兴云的砖钱。法官们奇想,既然有两个人能欠童兴云的钱,那么为什么不能有10人、20人都欠童兴云的钱呢?他们找到童兴云商量,说明只是为了凑够办案的数量,完成上级压给他们的任务,承诺不对童兴云造成任何伤害,希望童体谅他们的难处,支持他们的工作,童兴云默认了此事。于是他们便操作起来,开始编造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送达回证、预收诉讼费通知书、欠条(证据)、调解记录、收条或领条以及实收诉讼费凭证等多份案卷材料。同时,还为每个案件编造出原告、被告、代理人等等。

  有记者从这25桩案件中提取了案号为1708的案卷,其中可以看到:被告李国华,男,197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重庆大足县人,务农,初中文化,住三驱镇群益村3组。但是,群益村3组的村民们听说寻找一个名叫“李国华”的男子,迷茫一阵后都摇头,称没有这个人。记者依照案号为1707案卷中的被告人“李中富”的地址寻找,也无其人。后来从原三驱法庭审判员李军那里得到答案,25桩案卷中被告的名字都是由法官杜撰,没有一个是真的。

  加上这25起制作出来的案件,三驱法庭1999年的办案数量达到了上级规定的300件。所有这些证据材料凑齐后,没有遇到任何疑问,便顺顺当当地送进了大足县法院的档案室。当年,三驱法庭被县里评为“先进单位”,获得800元奖金。对于这种造假行为,法官们虽然心里也曾不踏实,害怕有一天要出事,但心存侥幸。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案件制作技术”,三驱法庭总算没有给全县法院系统丢脸,总算完成了县里规定的目标管理责任制。

  这起事件曝光之后,中共大足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宋彬,在接受采访时用“非常气愤和震惊”来表达他的心情,并强调指出:办案数量是法院自己上报的,县里并没有给法院下达硬指标。

  面对法院系统出现的编造假案事件,刚刚上任不久的大足县法院范院长告诉记者: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震惊和耻辱。前几年大足县广泛推广目标管理责任制,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要通过数据来反映,当时县里给法院下达办案数量,法院也只能给各个法庭下达具体任务,这样做不符合实际,落实起来有困难,单位领导有压力,但总不至于去编造假案。因为在全县的9个法庭中,给三驱法庭下达的办案数量并不是最多的,没想到问题恰恰出在他们身上,连累了县委、县政府和县法院,甚至影响了整个重庆市法院系统的形象。范院长还介绍,在法院班子调整后,他们已经把法院系统内那些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考核办法统统取消了,因为要真正保证司法工作的严肃性,制度才是第一位的。[7]

  这样一起法官编造假案的事件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人们在批评这几个法官的同时,也在谴责不合理的目标管理制度,因为,是上级下达的办案数量指标迫使三驱法庭的法官们走上了一条造假之路,因此应当用合理的制度来保障法官们的职业道德,等等。我以为,这些评论都是有道理的,三驱法庭的法官们编造假案,确实应当归咎于相关的考核制度和管理体制,是多种制度因素交错作用下的一种畸形的产物。

  然而,从本文所持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其实反映了“案件制作”的一种新模式,考虑到它诞生于三驱法庭,这里不妨暂且称之为“三驱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案件制作技术”与前文述及的东县检察院采用的“案件制作技术”相比,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在三驱法庭造假事件中,所有的案件都是虚构的,从当事人、案由、诉讼标的,一直到相关的法律文书,都是经法官们一手编造出来的。但在“王新年玩忽职守案”中,检察官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确实发生了的相关事实进行了裁剪,但其中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其次,三驱法庭的法官们编造假案的目的,在于保障自己的利益,或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倘若法庭在1999年的办案数量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300件,将不能通过年终的考核,例行的奖金(物质利益)就会打折扣。相反,通过编造假案,就可以有效地维护三驱法庭的集体利益,以及每个法官的个人利益。与之不同的是,东县检察院制作“王新年玩忽职守案”的目的,并不在于消极地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在于积极地扩大自己的利益,在于把正式法律赋予检察院的权力运用到极致,甚至是运用到法定的界限之外。再次,法官造假,直接的根源在于数量化的考核制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上级预定的办案数量,就意味着这个法庭的工作没有达标,在确实没有足够的案件的情况下,编造假案就成了一项无可奈何之举——就像俄国作家托斯妥耶夫斯基所讲的,人总得有条出路啊。相比之下,东县检察院制作的“王新年玩忽职守案”基本上与考核无关,其背景也要广泛复杂得多,对此,前文已经有所交待。

  尽管“三驱模式”中体现出来的“案件制作”方式不同于东县检察院的“案件制作”方式,但它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作出一个或一些案件来。在这一点上,它们又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不仅如此,三驱法庭的“案件制作”技术,也与“送法下乡”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正如三驱法庭负责人段光元所讲,为了寻找案件,法官们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通过“劝诉、诱诉”的方式寻找原告,仍然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办案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制作假案就成了法官们的最后选择。也就是说,法官们离开法庭,“送法”到“乡下”的主要意图甚至是唯一的意图,就是希望乡下的人们来打官司,来做原告,从而使法庭的办案数量持续攀升,这样既可以增加法庭的诉讼收费,也可以完成硬性的考核指标。正是因为“送法下乡”的这一预期目标没有实现,或者说,“送法下乡”确实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法官们才选择了编造假案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时候,编造假案或“案件制作”就成了法官们“送法下乡”活动之后或之外的一种延伸,也算是在“送法下乡”这个基础上的别开生面。

  

  八

  

  在“王新年玩忽职守案”中,东县检察院获悉了红光厂的讨债需求后,意识到一个潜在的物质利益就隐藏在其中,于是迅速而主动地“送法下乡”,为了使这次“送法下乡”活动合法化,并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检察官们通过“案件制作”技术,建构了一个刑事性质的玩忽职守案,它既有虚拟的成分,也有真实的成分。然而,侦查这样一个刑事案件,绝对不是检察官们的目标。相反,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以这个制作出来的刑事案件为掩护,实现他们为企业讨债的目标,当然,最终还在于实现为检察院创收20万元的目标。在这个案件中,“案件制作”成了“送法下乡”的一个前提或通道,因为,如果不制作出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东县检察院的“送法下乡”活动,将陷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泥淖。为了把事办成,首先必须“正名”。东县检察院的“案件制作”,为他们的“送法下乡”活动、创收活动,起到了一个“正名”的作用。相比之下,在三驱法庭编造假案之前,法官们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名正言顺的“送法下乡”,找到足够的原告,积累预定的办案数量。只有当“送法下乡”实在不足以完成这样的重任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当法官们手上的“法”确实“送”不出去的时候,法官们才通过无中生有的制作技术,凭空创造出一批案件。在这个事件中,“案件制作”技术成了“送法下乡”失灵之后的替代选择和替代方案。因为,法官们最初的想法还是寄希望于“送法下乡”来达到预定的考核目标,但在这一“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采取了编造假案这样一个绝招。

  如果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看,我不得不承认,东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三驱法庭的法官们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相当高明的生存智慧:检察院收不抵支、负债累累,如果不制作出一个刑事案件,并以此为根据,采取刑事侦查的手段替人讨债,并从中分得部分利益(俑金或劳务费),检察院的财政困境将难以缓解,个人福利、士气、整个机构的凝聚力等等,都会始终处于低落的状况。走出这种状况,是检察院这个团体的共同愿望。因此,东县检察院制作出一个“王新年玩忽职守案”,实际上是在一个相当逼窄的范围内,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成功了。至于三驱法庭的法官们,在多重压力之下,如果不编造假案,就不能达标;没有达标就意味着没有完成上级定下的目标任务,也就说明法官们的工作是不合格的、不称职、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官们将可能面对一个否定性的评价,法庭负责人可能会被认为“工作能力不强”,而且,与此相关的物质利益也将因此而受到损害。在法官们看来,只有通过“案件制作”的方式,才可能走出这样的被动局面,才可能避免在各种竞争中败下阵来。编制假案当然也有风险,但为了法庭及每个法官的利益,为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空间,这样的风险值得冒。因此,从本质上看,这两起事件中的“案件制作”技术,以及与“案件制作”相关联的“送法下乡”活动,如果从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的生存环境来看,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理性的选择,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无法获得法律与社会的赞同,毕竟属于异化了的司法行为,因而也是一些有待于矫正的行为。但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我们也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送法下乡”的角度、“案件制作”的角度,来窥视当代中国的司法语境,尤其是当代中国基层司法的语境。

  首先,从司法体制来看,在正式法律中,司法机关是与行政机关并列的国家机构,它们都要向代议机构负责,但在实践中,县级司法机构又等同于县委县政府下属的县级部门。正如大足县法院的院长所言,三驱法庭出了问题,“连累了县委、县政府和县法院”。这种说法值得玩味,三驱法庭作为县法院的内部机构或派出机构,它出了问题确实连累了县法院;从党内来说,也可以说连累了县委。但说它连累了县政府,又是什么意思呢?从法律上看,县法院内部出了问题,与县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呢?显然,法院院长的这种说法已经清晰地表明,实践中的县法院其实就是县政府的下属机构——只能通过这个角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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